周晋文集：李敦白和他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

李敦白这个有些与众不同的名字就是我在那时第一次知道的。当时的李敦白可是文革的大红人，他的演讲和大名时常在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传单和大字报上出现。但直到后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并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瞩目后，我才知道李敦白竟然是个与当时的中共不共戴天的美国籍的中国共产党人。再后来，也是从传单和大字报上得知，李敦白一夜之间竟又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打入中国最高层的最高级“特务”，随即被捕入狱。如此瞬间就经历天翻地覆，从高高在上的天堂直落十八层地狱的“梦幻”人生，可谓创人生之最（更别提是无中生有的罪名）。吃惊之余的我当时还直纳闷：为什么火眼金睛的毛泽东要单独接见这个埋藏得如此之深的大“特务”（那多危险啊），而且接见之后毛本人却又安然无恙。我还没来得及深思，注意力很快又被吸引到更多的铺天盖地、汹涌而来的传单和大字报上，从中“揭发”出来的其他千千万万个“叛徒”、“特务”、“走资派”、“历史反革命”们具有同样传奇的身世、曲折的“事迹”和骇人听闻的“罪名”，让人目不暇接，更目瞪口呆。在那个乾坤颠倒的疯狂年代，官位高至“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者统统被打倒；曾经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要员、手持“尚方宝剑”并可代传“圣旨”的“钦差大臣”“关王戚”（关锋、王力、戚本禹）一夜之间琅铛入狱；手握调兵大权的三军代总参谋长和肩负京畿要地防务重任的“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们一个讲话就成阶下囚。当人们经历了这些接踵而来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后，李敦白的被捕也就见怪不怪，如小巫见大巫，很快就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那个“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古往今来最疯狂年代，深入“高处不胜寒”的中共权力的核心，即使是血统最纯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当朝元老，又有几个人能有好下场并全身而退？）

李敦白（英文名Rittenberg）一九二一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Charleston），为美籍犹太人，后进入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学习。李敦白在美国时曾加入美国共产党，有两年党龄，并曾组织左翼工会活动。一九二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冥冥之中似乎早就注定了李敦白这个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左倾美国人一生都将与遥远的大洋彼岸的中国共产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和复杂情分。

一九四二年，年方二十一岁的李敦白被美国陆军征召入伍。因军中不能从事党派活动，李敦白退出了美国共产党。李敦白颇具语言天分，入伍后不久即被调离野战部队，被派往史坦福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即中国的抗战已胜利一个月后，李敦白搭乘美军军机飞越著名的“驼峰航线”进入中国云南的昆明，担任当地的美军军法办公室的中文专员，专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

“李敦白”这个中文名字就是此时昆明的一位书商帮他起的，是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的中文音译。这个名字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李太白（李白）的名字十分相似。不知是这位书商颇具眼光还是他歪打正着，反正事后证明李敦白与李太白一样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当然前者的浪漫主义还需冠以 “革命”前缀，方能使其在这个“革命”充斥的国度里生存和发展。

四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社会极端不公正。李敦白在调查走访中，对中国最底层劳苦大众不幸遭遇的真实了解与深切同情，加以李敦白崇尚人权、社会公义的天性，更兼李的前美国共产党党员的特殊身份（或曰“前科”），使李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当时“国统区”中的中国左派势力。由周恩来领导的敏锐而无孔不入的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迅速发现了李的思想倾向和李的真正价值，继而向李大力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李后来经由中共地下党的大力帮助，几经周折后终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此后，李除了被捕的十五年外，一直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信任，一直在中共和中国政府的要害部门----对外宣传部门工作，直到他后来移居美国。

李敦白在中国的悠悠岁月证明了他的特殊身份、专业技能和对中共的忠贞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曾是美国（当时的中共最痛恨、最反动也最强大的国家）共产党党员，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徒，熟练地掌握了中文并全心全意地认同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李敦白是一面旗帜，他在中国“铁幕”高悬并受到整个西方（后来又加上前苏联阵营）重重围剿的艰难年代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可以得到世界上最反动国家的公民的衷心认同和归属。所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李敦白是与诺尔曼·白求恩和埃德加·斯诺等同的“超重量级”外国人。正因为如此，李敦白虽然还入不了“红色王朝”的“凌烟阁”，但他被赋予赫赫有名的纯正“血统”和高贵“身世”：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先念、王震，他们二位后来分别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批准李敦白入党的更是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全部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即当时中共的五大巨头。可以说，在中共的历史上，作为一个道地的外国人，李敦白的“身世”之高贵和“血统”之纯正都是空前的，远远超过一个纯粹的中国人。

《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一书真实地记述了李敦白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零年间在中国度过的风风雨雨的三十五年，即从他二十四岁直到五十九岁。这段岁月不仅是李敦白人生的黄金岁月，也是现代中国最风云变幻、最血雨腥风的岁月。颇具嘲讽的是，李在中国度过的三十五年中，竟有整整十五年即近一半的时光是在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中度过的。一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经过长期考验并倍受高层普遍信任的美国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在那架巨大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绞肉机”中艰难挣扎的芸芸众生？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自豪地宣称：“革命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可李敦白在中国的坎坷遭遇却实实在在地证明：革命最会吞噬自己的孩子。革命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旧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新锁链。

二．中国高层政治的独家描述

在中国生活的漫长岁月里，李敦白不仅投身于高层的社交圈内，甚至一度深入中共权力的核心。在中共的统战和对外宣传方面，李敦白更是扮演了一个具有举足轻重、无可替代影响力的要角。正因为李敦白太相信、太投入于他所执着追求的那个革命，甘当“出头鸟”，他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共（还涉及到苏共）内部残酷斗争的无辜牺牲品，以至两度入狱，时间长达十五年。

《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一书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外国人观察中国高层政治特别是毛泽东的独特角度和机会。透过李敦白那些生动的描述，展现了毛泽东罕为人知的不同侧面：精神欢愉的毛泽东，自在地随着美国名曲“稻田里的火鸡”翩翩起舞；失眠不安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万千沟沟壑壑间“流窜”；与赫鲁晓夫关系决裂，面容因激愤而扭曲的毛泽东．．．

李敦白也提供了许多十分难得的文革期间中共权力争夺的第一手独家观察。李参加了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时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群众集会的观礼活动。当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以宗教般狂热的声浪高喊着毛万岁时，李在天安门城楼后的休息室内却看到了一幅令他吃惊的景象：“毛泽东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西面的椅子上，神情凄惨。他脸上的仇怨和绝望，使我望之却步。我站在离他八、九码远的地方，．．．他虽看着我却象没看到我。他的脸浮肿，眼睛、脸颊和皮肤都浮肿．．．真正教我惊异的，是他脸上那种不忍卒睹的绝望，．．．为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绝望？”

“那天周恩来看起来也不太对，．．．（他）原有的聪明机智、轻松诙谐都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严肃、迹近沉重的表情。至于林彪，他看起来既紧张又焦虑，不时狐疑地觊毛一眼，好像想从他眼里读出什么一般”。

“这几年也把我的朋友外交部长陈毅折磨得不成人形，看起来简直象个鬼。他的身体变得虚弱消瘦，腰身象一根细杆子。这个曾经热情洋溢的人如今显得既畏怯又灰头土脸”。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是李敦白在中国期间所有不幸遭遇的始作俑者，但李对毛的评价和历史定位却十分客观中肯：“毛泽东是个绝顶聪明、才华过人的暴君，是造成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受苦受难及死亡的罪魁祸首。他从来不是我的真正朋友。为了一些政治目的，他两次甘冒冤狱之名将我隔离在可怕的监狱之内。如果毛在大权独揽之前去世，那他或许还会被认为是个先知，甚至会被当作圣人来缅怀。整体来说，将来被当成中国的华盛顿的人是他而非孙中山”。

“毛泽东就部分而言，象极了（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认为中国----甚至就某种程度而言，整个世界----都是他手中的实验。人间的家庭、宗族、友谊等关系，没有一样对他是重要的；唯有驱使人民不停地行动以达成他的伟大设计，才是他唯一关心的”。“除了是个冷酷、现实的政客外，毛泽东也是个有梦想、有报负的人”。

李敦白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还有其它十分具有可读性的内容，在此不再一一细述。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足可与李志绥的回忆录相媲美。这两本回忆录相辅相成，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从不同的角度见证了毛泽东时代。

三．“革命”过来人的智慧

《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是一部真诚地坦露作者心扉的回忆录。在书中李敦白并没有试图掩盖自己曾经犯过的过失和错误。他把他在中国的三十五年期间以及以后的年代里所思所闻所见的一切都真实地呈现给每一位读者，让他们去自由判断。

李敦白当年“为了创造一个更新更好的世界”而投身中国革命，他以自己为例，指出了这个革命所犯的一个根本错误：“完全接受那一小群操纵真理的领导之政策决定，更是我犯下的大错。不过我所有政治观点错误的核心，却是在无条件地接受列宁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中心，必须要有严密的‘人民专政’才能为达成未来的完美民主打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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