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8日，为抗议政府拟就的“青年首次就业法”（或称“首次雇佣合同”）在国民议会顺利通过，法国爆发了全国性的大学潮。上街示威游行的学生、青年等已超过百万之众。法国全国八十四所大学中有一半出现学生占领校园的激烈行动，由示威游行演变成的骚乱仍在法国各地持续。法国工会和学联代表还共同商定了3月28日为第四个全国抗议日，看来法国政府遇到的麻烦还将继续。这波学潮是法国继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以学生运动为前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而“五月风暴”敲响了广受法国人尊敬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政治生涯的丧钟。巧合的是，3月18日也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爆发的日子，似乎冥冥之中也注定了这次法国大学潮非同寻常。在世界近代史上，法国一直有着开辟新风尚、引领世界时势和创造举世价值标准的能力，所以世人不应对这波学潮等闲视之。

   法国政府的“首次雇佣合同”中最受争议的部分是规定从今年四月起，允许企业在雇用26岁以下的雇员时，可将试用期延长为两年。两年内企业可以自由终止雇佣合同而无需说明理由。这长达两年的试用期确实是可圈可点的。两年内你要循规蹈矩、战战兢兢地工作，没几个自幼崇尚自由的法国年轻人受得了。我在美国的公司工作时，第一天就要与公司签一份不能更改的合约，合约中白纸黑字地言明：“公司不需任何理由就解雇你；你也无需任何理由而离开公司”。这种合约被称为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尚称平等。但是，美国公司的试用期多为一个月，最多三个月。像法国公司那样试用期可以长达两年的，显然是矫枉过正，却也说明法国年轻一辈的劳动者早已“声名在外”，总让雇主不放心。

   表面上看，法国的这波学潮纯属法国的内政。但若仔细深究，它的来临并非偶然，源于高福利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给法国带来的“梦魇”，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在西方多个国家陆续上台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多实行贸易自由主义和产业向全世界开放的政策；在各国国内，一系列标准社会主义型的高福利、社会救济和保护劳工权益的法案/法规相继实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早已在富裕的西方国家深入人心。但舒适稳定的生活造就的反面效果也日益明显，那就是使人没有了为基本的三餐奔波的后顾之忧，也使许多人渐渐失去了努力工作的原动力。先拿法国作例子。多年前我就看过一篇文章，说法国早就实行了每周35小时的工作制（法国竟有人提议还要缩短），公定假期很多。每当假期将临，法国人都无心于工作，更没有人愿意加班。假期时，崇尚自由和享受的法国人纷纷外出，整幢办公楼甚至整个商业区连个人影也没有；法国的各条公路上挤满了出外旅游度假的车辆，各地的度假村人满为患，海滩上的人多得像锅里下的饺子。法国政府给学子们提供了优厚的奖学金和学生补贴，使他们能安心完成学业，以致许多年轻人和不再年轻的人都觉得长期泡在学校里轻松地读书，生活有保障，收入也不算太少，远比辛辛苦苦地工作要好。当你在法国的校园里看到白发苍苍的人，不要以为他就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说不定他/她还是个“姓范名进”、仍未“中举”的老“生员”。常此下去，在由这样的劳动态度、劳动效率和法国人一向推崇的“长期工作合约”造就的雇佣环境下，法国企业如何同那些拥有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和更自由的雇佣关系的外国企业竞争？对此，法国的雇主纷纷抱怨：“我们是穿着拖鞋和穿着跑鞋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抱怨无效之下，只好纷纷跑到国外设厂办企业，不仅带走了大量的资金，更增加了本国的失业率，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其它的西方国家又怎么样呢？80年代中后期，我父亲曾去澳洲出差，回来就说澳洲虽好，却并非理想的移民之地。因为那里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制太好，造就了许多没有后顾之忧的懒人。一般的澳洲人并不热衷于工作，却很懂得享受生活，喜欢躺在阳光明媚的海滨晒太阳；年轻人往往一把吉他在手，饮酒高歌，其乐融融，不思其它。当然，政府不是造币机，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是靠高税收来支撑的，那时澳洲的个人所得税就约为个人收入的一半。如果要一个辛勤劳动者长期拿出一半的劳动所得去养那些懒人，他/她的心理怎么能够平衡？长期下去，他/她还愿意努力工作吗？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加拿大。我的一位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的表妹说：在加拿大老人看病的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为此加拿大已成为许多中国老人趋之若鹜的天堂。但加拿大的个人所得税也约为个人收入的一半，而销售税更高达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十五。我在美国付百分之七到八的销售税都觉得心疼，可想而知要付百分之十五是啥味道。在网上经常读到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很难找到工作，连仓库搬运工都至少有本科学历。许多中国移民很后悔移民加拿大。这一切难道都与加拿大目前实行的高福利、高税收体制导致了劳动态度、劳动效率、企业竞争力下降无关吗？

   再以欧洲以外的世界老大美国为例。美国虽也是高福利和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不像法加澳等国那样过分照顾有劳动能力的人，社会风气也不提倡资助懒人。美国仍维持每天八小时工作制，美国劳工都很勤奋，美国的就业环境也比法国好，照理美国不会出现法国式的问题。但去年我曾看到一篇文章，谓美国在未来10年里总共将有250万至300万个高科技的职位会“外包”给在外国的公司。高科技尚且如此，“低科技”的传统产业更是在劫难逃。美国的纺织业、家具制造业甚至棺材制造业等等都被蜂拥而来的外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压得喘不过气来，面临关厂或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的窘境。美国各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工会纷纷出面，强烈呼吁政府干预和国会立法以减少廉价产品的入口。如果连世界老大美国都要走向世界以图生存与发展，其它的国家更无法抗拒“全球化”的历史潮流。

   政治时钟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各国向“左”摆了许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国内环境的变迁，它又不得不向右摆了，“青年首次就业法”就是由法国右翼政府的总理德维尔潘主导的。然而这种以保护本国产业和提升本国就业机会为特征的政治右摆“逆历史潮流而动”，又谈何容易。自1990年起，世界已进入了“全球化”时期，国际资金、技术在全球各地自由流动，跨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自由的雇佣关系以降低成本，这些都是企业维持竞争力的源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贸易自由主义和产业向全世界开放这些原本是资本主义经营精髓的方法，却在资本主义的发祥地踢到了重重的铁板，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到资本主义发祥地之一的法国被标准社会主义型的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深深“所害”，而社会主义的“堡垒”中国却有高达百分之四十的公民看不起病（据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所言），从而实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互相“对调”，觉得这历史开的玩笑未免太残酷了点。（2006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