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勍文集：“文革”手抄本:一株长在疮疤上的树——对剪掉舌头年代纪念物的一次总结与表达

“文革”手抄本:一株长在疮疤上的树——对剪掉舌头年代纪念物的一次总结与表达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维特根斯坦

   文化是一个社会自我认识的主要工具……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会全然压制社会多元的内在发展，而无可避免地社会的文化是第一样被压制的东西；……这个国家今天阉割掉它的文化，明天知识性和道德会变的怎样无能?……生命的升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不断把秘密的东西开辟出来。
    ——哈维尔《给捷克总统暨共产党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
   手抄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学类别，用以填充那一段书籍遭禁毁、作家被歧视和冷藏的匪夷所思的文化专制时期，整个一代倍受精神奴役和蹂躏的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空白，手抄本便是当时一种新类型的文学作品。
   　　文革手抄本其原创作者和传抄者以当时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和城里工厂的青年工人为主体。
   　　文革手抄本之于中国当代精神生活流变史和个人记忆的撞击与烙印无异于填鸭式渗入民族记忆之中的选集、语录，其影响几乎浸淫了那一代人整个精神和心智的成长期，那种公式化的叙事和粗暴的霸权话语，甚或影响他们一生且延及后世。

    心燥上火，嘴唇周遭的燎浆火泡雨后幼竹状的左突右蹿。未几，上唇的胡须间便有几颗艶若樱桃的燎泡居中点缀，因着恐惧(此间为所谓的三角区，弄破后会伤即性命?仅为坊间传言)与自怜，加之又无丰子恺先生《口中剿匪》的勇气，对胡须也就听之任之地放了几天羊。一日对镜，方映出乱须荒若杂草的脸面，细观三角区那几个熟透了的燎泡上已长出的几根胡须，较之邻里可谓是木秀于林了——粗、长且黑，猪鬃般煞是刺目。愕而不得其解：同种同地，怎么长出了新花样?又思，方开窍——胡须间的燎泡外表艶丽，内里却早己溃疡腐烂，这几根胡须自是吸了足够的底肥才出类拔萃的。故而，茁壮是真的茁壮了，但它确实是带菌的枝杆。
   这便是着手编撰《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一书点评活计前后的一节真实。“文革”，全称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在刚刚逝去的那个世纪的多变中国里，以革命冠名的著名变革则不绝如缕：辛亥革命——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终结了清家绵延了近300年的龙脉，创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被尊为国父；土地革命——用“既不是绣花又不是请客吃饭”的暴烈手段，均分地主的土地，使得初尝胜利果实的底层农民前赴后继地聚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赤色旗帜下“血染红旗旗更红”了；新民主革命——将自誉中山衣钵的旧民主(?)革命的代表者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近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即成为正在进行式的现实。　　　　　　
   而较之上述几次“革命”，仅“文革”说文解字的字面意义便有了些许的意思：首先是加在革命前面作定语的“文化”一词，其在当时的外延和内涵指设的含混与驳杂是显见的；其次，革命所后缀的修饰词“大”字的霸道与乖戾，最终显现在中国那段特殊历史上的轨迹就是：它是一次由一定的文化基础所支撑的反文化运动，目的是革古今中外所有文化的命(语录、文选类除外)，其表现形式与社会文化心态是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的杂交，文化与知识堕为招灾引祸的渊薮与精神奴役的引芯已成为必然！
   正如F．荷尔德林所言：那些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文革”之于中国文化，若仅仅是几年内全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答疑解惑的学校(纵观中国历史，即使战乱贫困或血腥残暴到极致的年代，教育之薪火相传从未断种)、中小学用大放羊式的学工学农来替代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和大学从没有正式招生（所谓凭一手老茧或“白卷英雄”上的“工农兵大学”例外）也就罢了，可那几桩著名的仅凭写了几行直面现实的文字就被活生生的剪舌割肾且被施虐的对象还均是纤弱的女性的恶例，已远远地超过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式对知识人的恐吓与定义!学生用带粗大铜扣的皮带活活抽死自己的老师！一册册世代流传的珍贵书籍在狂颠与烈焰中化为灰烬……这真可谓“史无前例”！每每思及这股超过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血腥味就让我颤栗。
   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国家的公民，仅能接受布道般虔诚地观看八部样板戏(儿时乡间一个戏迷，晚间看罢草台班子的《红色娘子军》，一时戏瘾大发，改戏词吼了一嗓子秦腔：打不死的吴琼花，日不死的娃他妈！就被判了8年徒刑!)和一个作家大标语式的粗暴文字!就连此前早已被西方社会公认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报业，在报纸大样出来后，还要请木匠专门制作一张小桌子，桌面改换成透明玻璃，里面装上电灯，再把一、二版大样重迭起来对着灯光看两版间“打倒”和“伟大”之类的字眼是否会重迭，幷将这种“透明看报法”美其名曰“探照”!若出现重迭，便不惜成本地将所有印好的报纸统统收回，打成纸浆。仅此，即使用蹂躏和阉割来定位“文革”对每个国人的精神烙痕，也只能勉强地透过历史的尘埃望其项背!
   在当时那个红彤彤的诺大中国里，似乎有了语录和选集，全体公民的精神文化诉求便真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且“放之四海皆准”了，而书籍这种“毒草”或曰“大毒草”只能用来当作累积罪名和焚烧的对象便成为高度的共识!由此，“文革”成为文字甚或文明的天敌已是不争的事实。虽则中国历来缺少与官方意识相互补和平衡的知识分子，言论传播的管道基本上也都是一节节阻梗的盲肠，但知识阶层在公共空间和利益分配间尚有一席之地。而“文革”却是“彻底、干净地消灭了”私人的空间和民间语境，知识人和文化的表现空间和表现状况完全陷入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写的比发表的有意义，说的比写的有意义，再说到底，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有意义”。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标识之一就是对精神文化创造和享受的需求，人压抑既久，便要有所释放，正如谣谚所云：鸡不撒尿，自有它的去处”。“文革”手抄本便产生在压抑黑暗的文化霸权的阴霾之中，故其繁茂滋长的过程自然与我那几根生长在燎泡中的胡须相类似，都是长在疮疤上带菌的枝杆，总会受到其时代进展和社会变化的影响。
    词汇是有历史的，每个词除了它的词源意义和字典解释外，还包含着这个词产生时的境况、原因等多种信息符号。
    让我们再回到最基础的关于手抄本的名词解释上来，手抄本三个字，且不能说是耳熟能详，可但凡有阅读习惯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而我对集体记忆死角的隐蔽性和经验主义的盲点感到惊异的直接原因则源至于因这个词的解释而查检手头几乎所有工具书的过程——先查1998年版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的《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录手抄本一词，与之较有关联的仅有：手本：明清时代门生见老师或下属见上司所用的帖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职位等；手笔：亲手做的文章、写的字或画的画(多指名人)；手记：①亲手记录②亲手写下的记录；手写：用手写，亲自记录等。继而复查词汇容量更大的上海辞书出版社最新版《词海》，所收相关词与《现代汉语词典》也是大同小异，释意亦属隔靴搔痒，而手抄本一词仍未收录！不甘心，再查外研社最新版的《英汉词典》hand-written copy一词，其注释为手写的拷贝，虽名词字面接近，可注释与我思维中的词意却是词不达意、离题千里，故徒生中国帝王“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呀”或民主化、自由程度颇高的英语社会“有印刷机和互联网的方便，为什么还要用手抄”的荒诞感。最终，求助于我留俄数载的女友；答曰：俄语中有两个词，一个pykonucb 意为手写的稿件；另一个camou3g意为地下或自我出版物。至此，我兀自有种“梦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孏珊处”般峰回路转时惊喜感!前苏联无愧是对现代中国进程影响最大的国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挫折、执政都受到莫斯科直接且重大的影响，其政治文化模式地形成也与之息息相关，故词意的接近与暗合也就不言而喻了。顺着地下出版物这条注释所疏导的思路，我们再从“手抄本”在“文革”中的产生、衍变与影响的过程中，总结较为贴切的词语来为之定义、注释。而偶翻《哈维尔文集》，这位捷克现任总统、著名剧作家在行文中施用较为频繁的samizdat(民间出版物)一词，也为界定“手抄本”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曾涉足民间文化的我来讲，更趋向于将手抄本纳入民间文学的范畴之中，其原因是它内容方面的特性、流传方式和表现形式都较符合北京大学著名民间文学教授段宝林先生关于民间文学划分时的外部标记：“具有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集体性，特别是立体性的特点。”(《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段宝林著)。而日本的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其专著《传说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论述民间传说的特点时所言：“传说的特点在于有人相信。另一个无可争辩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演进，相信它的人越来越少，逐渐与历史远离，叙述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可变性……于传说，‘加工’、‘改变’也极不显眼的被进行着且从未间断。”等，更明晰地印证了民间文学是“文革”手抄本的母体的立论。故“‘文革’手抄本”的注释应为：手抄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学类别，用以填充那一段书籍遭禁毁、作家被歧视和冷藏的匪夷所思的文化专制时期，整个一代倍受精神奴役和蹂躏的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空白的一种新类型的文学作品。
   由某人匿名写作，再由相信该故事的真实性并喜好它的阅读者抄写传阅，抄写过程中传抄者不断根据自己的好恶加工或改变，写作语言接近口语化，叙述方式类似传统话本中的故事，具有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同时还具有集体创作所特有的文字粗糙、故事性强且紧贴时代的特征，属民间传说现代版的延续。
   故事内容多以满足当时人们心理需求、审美情趣和以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为蓝本。是“文革”中后期过剩的激情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虚幻游离空气相悖逆的产物，其中不乏道德法庭、道德救赎、谮越禁锢式的进步作品，但大批判、肃煞、颠覆、嗜血成性、拙劣的迎附政治语境、神经质的图解阶级斗争观、空洞浮夸等大标语式的信息符号仍是手抄本的主流。其原创作者和传抄者以当时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和工厂里的青年工人为主体。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苏联和中国的反特和地下斗争题材的电影、小说是其创作的基本模式化的叙事结构。随着时间渐进，相信故事真实性的读者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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