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勍文集：二渠道：一枚撞破石头的鸡蛋——中国当代民营出版业与中共宣传部文化意识形态下的图书出版制度间关系之思考

二渠道：一枚撞破石头的鸡蛋——中国当代民营出版业与中共宣传部文化意识形态下的图书出版制度间关系之思考

   周勍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以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卡尔•马克思
   “鸡蛋碰不过石头”这句在中国流播甚广的民谚，以其视角经验的隐匿性，虚构出诱惑鸡蛋与石头之间弱势者意志屈从的前提假设——石头是不可战胜的。而这也恰如其分地为无原则的屡屡屈从和圆滑讨巧之国民劣根性找到了天然口实与推卸责任的借口，同时又奸狡地混淆了事物量与质之间可互变的基本属性，人为地夸大幷固化了极权的具体象征物——石头的强势地位，进而为施虐者与受虐者都在心理上找到了释放的最佳管道。而中国大陆目前由执政当局严加掌控的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图书出版业与方兴未艾的民营书业——俗称“二渠道”即是石头与鶏蛋的境遇。
   意欲进一步讨论“二渠道”与宣传部文化体制下的国有出版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必须对二者的源流与沿革做正本清源的简要梳理——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图书出版业的态度是既爱又恨的矛盾体，前者是因为图书出版业在中共建政以前为其立下过汗马功劳，甚至伴随着中共从建党、发展、壮大和执政的不同阶段——中共建党前后，便在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秘密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非法出版物（据最新资料披露，建政前的中共为避国民党新闻检查，当时秘密出版发行的原《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伪装成“新出绘画国色六香”、周恩来写的《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伪装成为《祈祷宝训》、《共产党宣言》伪装成《美人恩》、《希尔什维克》伪装成为《少女林春》、《红旗》伪装成为《一顾倾城》、《红妮姑娘艳史》、《列宁青年》伪装成《美满姻缘》等书名。而1948年，北平中外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用的书名竟是《婴儿保护法》等。这些出版物相对当时的执政政府而言当然是如此）为其组党造势；毛泽东随后在湖南长沙主办的《湘江评论》与“文化书社”所做的一切——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今日那些经历过“六•四”身心洗礼、有强烈思想文化诉求的悄然踏入民营书业的高知阶层的书商们无二——在脚踏实地传播自己的信仰理念的同时，获取相应收益幷完成自己在社会整合中的角色定位，仅此将毛泽东归为“二渠道”之先行者则较为贴切。
   从上海的秘密工作站到江西苏区瑞金，再从全民一致对外抗战的首都重庆的地下党到红都延安，出版宣传工作一直都是中共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此点仅在中共建政后推出的那些一直浸淫我们的青少年时代，至今仍蹂躏着我们神经的党化教育类的影视作品与毛泽东等打江山一辈元老建政前关于“宣传工作”的文章中就比比皆是！
   可以这么说，中共取得政权，其宣传鼓动的造势工作之功劳是显见的，这更使得他们清楚地明晰出版业的双刃剑属性，特别是针对一个专制集团，而这点又是他们对自由出版业仇恨的根源。故而其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在这一领域里首先就是堵塞国民党执政时期为共产党的宣传壮大提供了合法管道的自由出版业这个露洞——取缔一切私营出版机构，严禁所有非共产党以外的政党与团体拥有出版权利，而国民党时期的个人从事出版活动则更加根绝——无论普通人或中共政要，欲想拥有一家自由出版的机构则等同想谋权篡位！作为文明社会中等同种白菜再卖白菜包子的普通出版业，在中共近乎变态的意识形态数十年如一日地打磨下，愈来愈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铁幕或坚硬的顽石！
   而敢于同图书出版业这块中共意识形态的坚硬顽石相对峙的“二渠道”的得名，则是相对应由政府掌控的新华书店或曰国有主渠道，其起始于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是指从所谓解放初就占有全国大中城市黄金地段的新华书店发行门市以外，以私人批发零售为主的图书销售渠道，其经营者以自己对市场需求的直接感觉组织稿源，然后再以时价15000元至30000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现在由于经营不善，难以维持的边远省份的书号也可随行就市的降低到8000—12000元）从享有图书出版序列号垄断权的出版社购买书号，自行印制发行，以畅销书与热点图书为主打产品，因其受政策层面影响而名分不清，故长期处于被打击和清理整顿之列。
   二渠道的出现，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意识形态向商业经营让步的个案。尽管坎坎坷坷、此消彼长，但其对中国向自由表达的文明社会靠近的深远进步意义则不可忽视。
   第一批书商的出现，则得益于80年代初政府倡导“万元户”光荣和有钱就能办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无序与混乱，其主要动力来源于图书出版业封闭30多年所聚积的巨大潜在利润和80年代中国读者对图书如饥似渴地渴求所创造的广阔市场，简而言之，对过去“越穷越光荣”价值取向的背叛与对“万元户”的艳羡所激发的强烈金钱诉求，是第一批冒险犯禁踏入图书出版行业的先行者们的驱动力。当时，其从业的主要成员文化素质不高，多以全国各大城市居住地靠近火车站的无业城市贫民和因各种原因沦为边缘群体的流动人口为主体，经营方式主要是利用他们自身熟悉铁路运行规律的优势，先从国有邮局批量买来较有可读性的杂志、报刊（诸如刊登各种法制案例的《法制报》、《故事报》、《民间故事》等报刊），再穿上贴身缝着一排排过去单位装报纸的小口袋式的特制铁路制服，而这些口袋里都插满事先买来的报刊，由于是特制的，所以每份报刊的刊头都恰好醒目地露出来，他们装备完毕，便凭借熟人免费登上火车开始兜售，嘴上喊着诸如“江青又杀人了”、“王洪文叛逃了”、“刘晓庆又离婚了”之类与所售报刊内容毫不搭界的煽情而又充满诱惑力的自编的宣传词，列车上查车的乘务人员一到，他们便合上衣服前襟装作乘客。就是凭这种最原始的销售方式，一位当年曾操此业的人士对笔者讲起他过去一天的最高收入：四百多元！天哪，那可是80年代的初始，一个干部的月薪仅为40元左右。
   而从这种游击队式的零敲碎打到较有规模的编印发一条龙的经营，其始祖在业内据传还颇有传奇经历的一个掌故：有一位从1979年就在广州按上述方法兜售报刊的名叫许四川的“报贩子”（当时对书商含有贬义的称谓，而其名号中的“四川”两字自身也是其流浪身份的最好注释），两年下来也挣了些钱，他从小流浪时最大的愿望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就是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等手头有了钱后，他便暂时歇业携款上北京。
   从广州出发，沿途的长沙、武汉、郑州几乎每个车站都有大批人上火车推销报纸，出于职业习惯他逢卖必买，且越看越上瘾，于是就动了心思：自己过去在广州卖的报刊上登载的只是广州一地的法制案例，若将手头这些不同报刊上刊登的发生在不同地方的案例剪贴在一块印本刊物，肯定能卖“飞”了。于是他就在石家庄站下车，包了间旅店，靠剪刀加浆糊很快拼凑出了一本名曰《形形色色的案件》的样刊，赶忙拿到距此不远的保定市一家等米下锅的印刷厂印制，然后再带上印制好的刊物样本沿途返回，逐站下车找当地的买报刊大户推销，遂水到渠成，就凭着几本印好的样刊，一下子就从石家庄、郑州、武汉和长沙等城市收了几十万的现款，由于当时还没有大面额钞票，“用报纸包、用麻袋装”便成为以后这个行业的发达咒语。虽然当时一本杂志的利润仅仅1角钱不到，足见其市场需求之大、利润之高。从此，上述城市的报贩子也争相效仿，故而至今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便成为中国民营书业的重镇，而保定、郑州等地也随之成为印刷业的聚集地。而民营图书出版发行业也象上个世纪初的“北伐革命”一样迅速由南至北，最终占领北平（即北京），并在此“生根开花”。然而此说是否真实，笔者难以考究，可其确是“二渠道”初始的一个较为完好的模板。
   套用中共宣传部语境中的一句耳熟能详的术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个领域或范畴内，只要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取得较为丰厚的利润，其迅速跟进效仿者自是“雨后春笋”。加之当时中国大陆尚未加入伯尔尼世界版权公约，免费的全球图书资源为这一行业提供了阿里巴巴式的暴利可能——《玫瑰梦》、《儿子与情人》、《婚床》等书在“二渠道”自办的书会上，仅凭一张封面就可收数百万元以上的预付款，而金庸与台湾的琼瑶更成了书商们的印钞机器，笔者就曾亲眼目睹了西安市一位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女书商在成都民营书业自办的图书会即一座三星级宾馆她自己的包房（民营业的图书交易会，一般由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的书商，在他所在的城市包下一个或多个宾馆，然后再向全国的同行遍发“英雄贴”，发行图书的书商们又从发起人手中根据自已出版的多寡包下其中的一间或数间，而各地的开店的书商便依此在附近旅馆住下来，然后带上现金逐家包销新书。当遇到当地公安和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干涉时，书商们便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方式与之玩捉迷藏。随后由于召开此类书会能为所在城市消费带来的较高收益，当地政府就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发展至西安书会上当地政府公开打出“欢迎民营书业的朋友！”的条幅，“二渠道“始得正名，由地下转入地上。而举办此类书会多集中在北京、广州、长沙、成都、西安、长春等交通发达的城市，主办者也由初始不收任何费用的民营业主发展到仅靠办一次会就收入百万元左右的新闻出版局）内边喊着“不看汤根飘，美史不知道”边用报纸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虽则其图书的装帧与招贴如同她本人一样低俗，却不影响她财源滚滚。细观方知晓大红大绿的招贴上“汤、根、飘”为美国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根》和《飘》这三部名著，也真亏得了她的强势本土化。
   在这样一种既无规则又无规范的营运过程中，二渠道在1984年左右进入了顶峰期，而随着读者阅读趣味的不断增长，那些已经先期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书商，开始用高于国营出版社的稿酬来争抢稿源，于是第一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便加入为“二渠道”撰稿的行列，此举为其日后“近水楼台先得月”式地进入民营书业奠定了基础。其成份主要以全国各省市的文学刊物的编辑记者为主，间或有一些高等院校从事人文学科的教师加盟。
   这些有人文诉求的有识之士的介入，为民营书业日后书稿内容的提高与规模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与此同时由胡耀邦和赵紫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也为当时的社会精英们涉猎民营出版业打开了管道：先有在80年代中期起过重要启蒙作用、半官半民的“走向未来丛书”，继而有以披露社会弊病为主的《海南纪实》、《大特区》、《华人世界》等杂志，特别是此间由“六四”后大名于世的陈子明、王军涛等主持的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所属的图书编辑部，从出版教材到出版“思想者丛书”，并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政治文化丛书”，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影响自不待言，仅收益即为八位数之巨！而其峰点则是1988年前后由中共高层正式批准成立的第一家民营出版社“天则出版社”，其法人为中国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教授，持股人多为中国一流科学家，结局是“六•四”事件之后被当局以买卖书号和违反出版纪律而整肃幷注销。另一个则是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戴晴主编，周培源、张爱平、孙越畸等数十位著名人士撰稿，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2月出版的有关三峡工程论争的《长江•长江》一书，其出版运作是由上述著名人士和一大批不知名的普通人捐资印刷的（其主旨是社会责任，而商业性较弱），虽则该书因其主要参与者都受紧随其后的“六•四”事件的牵连，导致其影响面的缩小，但其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深远意义，正如戴晴女士在该书“后记”中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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