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勍文集：目的狂,方法盲— 一次在监狱管理人员掌控下的越狱

目的狂,方法盲— 一次在监狱管理人员掌控下的越狱
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寻。
   ——龚自珍
   我仅希望在我身后留下一个完全献身于某种事业的生命。
   ——马丁•路德•金
   之所以急就章地赶写出这篇我终其一生都不愿提及的真实，因着这段真实，使得我吃喝拉撒睡都不得不在这个不足两平方米的禁闭室里，每日六两杂粮，因没有灯光而不知白天黑夜，初冬的日子褥子却湿得仍能够拧出水的境况下，双手戴着手铐整整关了53天！这个在陕西省所有劳动教养所中唯一的严管队禁闭室，既就是像因中共建政50多年第一个下达击毙令而名噪一时的魏振海杀人集团的同伙那样的悍徒，当年在这间禁闭室里关了两个星期，就开始拼命大把大把地往下揪自己的头发。因而只有在此间，才能对“与世隔绝”有身临其境之感受！而我的所得，则是六颗原本坚固正常的牙齿自由脱落、双手关节因长期戴铐子落下腱鞘炎，平时犯病时连筷子都拿不住！我写出这段事实，既没有平反后的右派们受虐狂式的怀旧，所表现的那种自我陶醉的“展出主义”情结，更无最无文化优越感，而却被以“知识青年”称谓的那群“知青精英”们——返城离乡时无所不用其极的逃离、今日又热热闹闹地到“广阔天地”里去寻梦，甚者阔论所谓“知青精神”那种让人强奸后为表现贞节而睁大眼睛喊舒服的丑陋！因为两者都是对社会价值观与基本是非观的误导。
   促使我将这件九年前发生在监狱中的“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从成立到失败整个过程和盘尽倾的动因，则是“自由亚洲”电台前几天的一则消息：杨建利被判5年徒刑，甘肃籍的刘水被判2年徒刑，某某，某某各判某年！……这绝非一组普通计量意义上的数位。它的象形文字呈现的将是鲜活的生命面临难以想象的痛苦，人格与精神的凌辱与奴役，甚或生命的消失！妻女的别离伤痛，生活的难以为继……我不禁要询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件是非如此清晰的政治事件公然被颠覆掩盖如此之久，我们这些没有罪责的人，却在十五年里用自己的自由、尊严、恐惧甚至是耻辱的沉默，换来的仍是如此厄与恶的回报！而“64事件”后的执政者和实施者们，作为个体人最基本的天良和悲悯难道已经比既得的实利所锈死？他们是否一直在“我们是用稳定换发展”这类连鬼（假如有的话）都不信的谎言下，在人格标尺与道德审判之外游击？换而言之，我们这个种族还有多少民主的有生资源供牺牲？而中国在与历史向背相悖的锋刃上、在“皇帝的新装”的荒谬境遇中到底能够走多远？在这种几年到十几年刑期反复递增的过程中，会不会坠入以暴易暴的旧巢之中？因为我们不能也不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被判刑者都是人，而人都具备报仇和报恩这两种起码的属性。抑或也相信共产党建立政权前期的那种近乎疯狂痴迷状态的异教徒道式的“唯有牺牲多壮志，唤醒人民改新天”？
   现代之中国，已不可能脱离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或疏离当前世界民主国家政治语境的诸多因素，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力图将中国以新的形象融入全球性的民主化进程之中，在对“64事件”的理性评介研究的同时，更应该反省检讨事件本身正负面的双重性。因此笔者以为，对在“64事件”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弊端和复杂性加以反拨和洞悉，尽可能使中国在民主化转型的前夜避开历史的赘疣与现实的阻滞，幷减少民主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代价。
   本文作者是15年前那次狱中组党和越狱的见证人，故就以上所提之问题，我想避繁就简，用症候分析式（symptomatic reading ）之方法（即以事件中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对这桩据说是知识份子在大陆狱中第一次组党，即“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从成立到失败以及后果作以解析，以资借鉴：
   一、“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成立的内外因素及组党成员之身份背景：
   纵观近百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可以“政治”称谓的突发“事件”，大凡不外乎由两种力量合化而成：纵向的一种新生激进的力量推陈出新、打破禁忌的冲击惯性力与横向与之相对应时期的集权体制为维护其统治体系所不断增加的压制之力。
   1989年“6•4”镇压之后，中国民主人士或流亡海外，或被捕入狱，大陆的民主运动一度沉默，万马齐喑。而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民主运动却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几成燎原之势。中共当局深恐东欧巨变的城门之火殃及自己这条垂死之鱼而疯狂地加强了对狱中民主人士打压的力度和相关消息的封锁，而狱中的民主人士从零星得到的东欧民主运动胜利的信息和中国当局迫于国际压力流放方励之去美国等消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加之自身长期与世隔绝所产生压力的强烈异国反弹力量，急于让国际社会知晓狱中的真实状况，更重要的是尽快寻找突破口，打破这种死水一潭的局面，几乎成了狱中关押的民主人士多数间的共识。
   本文作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结束在西安市公安局五处看守所长达一年多的“收容审查”（公民身份，有选举权，但却关在狱中待审查，内部条例规定收容审查最长期限为3个月）。于1990年9月26日，作为陕西省因“6•4”事件关押的所有人犯中最后一个被押送到陕西西部的以盛产西凤酒而闻名的凤翔县枣子河陕西省劳教所投入劳动教养的。此前，该劳教所专门成立的“6•4”事件劳教中队已关押了一百多人。其中有教师、工程师、大学生、个体户、工人、无业的所谓打砸抢分子、“6•4”期间以学生名义非法募捐的青年农民，甚至于真正意义上的乞丐，虽则个人的身份职业不尽相同，但却承担着同一罪名：反革命或动乱分子。成份如此复杂，人数如此庞大的“异类们”被强大的外力强制性地聚合在一起，适应、磨合、紧张和惊惧等情绪无论是对于看守人员还是被看押人员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共同心理境遇。
   当时政治犯中队环境十分恶劣，狱方当局为了加强管理且在管理过当的时候又能推卸责任，特意从陕西省各劳教场所挑出的最难管理的劳教油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在劳改队长大的“娃”），来分别担任政治犯劳教中队的大小组长和劳教积极分子委员会成员；他们都是从严管队中再挑选出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人渣”。这些劳教油子，外有管教干警的支持与默许，内有自己凶残的兽性，因为凶猛的野兽在动物园里关久了，慢慢就会失去兽性而变得温顺，而人若关久了，人性就会退化，而兽性就会泛滥！更何况他们对因“6•4”关押人员表现的愈残忍，就愈能得到减短刑期等实惠，故而他们对待政治犯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白天在他们的监视下，进行超体能的劳动，稍有不如意便进行毒打，身心凌辱，而带队的狱警却在一旁幸灾乐祸的嘲讽。晚上大家都疲惫已极仍要被强令集体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等歌曲，要求唱歌时放开喉咙，反反复复一唱就唱过晚上12点。他们看谁不卖力唱就用拳头猛击其喉结，致使许多人终日声音嘶哑。单“6•4”前因所谓“打砸抢”罪名关进来的不足18岁的少年长期忍辱遭受其牢头狱霸鶏奸就足见一斑！一时间，中队里邪气横行，正气委顿，人人自危，改变生存环境成为每个人的期盼与渴求！
   适值1990年农历中秋节，劳教中队中的年龄稍大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工人以欢庆中秋佳节的名义在堆放杂物的库房里聚会，记有：刘从书（原“陕西省工自联”主席，时32岁，某中等专科学校教师），付喻（时27岁，西北政法学院教师），郝若燕（时42岁，西安交大毕业，某中学生物教师），艾东（24岁，北航毕业，某军工厂干部），王近平（23岁，沈阳工学院毕业，军工厂干部），贾顺民（24岁，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国防厂干部），孔辉（30多岁，过去因刑事罪被关，此次曾与刘从书一同关押于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看守所），安保军（28岁，某厂工人），及我本人（时25岁，某刊物编辑部主任）等12人，聚会开始大家分别介绍自己情况加深了解，后经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利用现有的监规条例，借助中队有正义感的狱警打击这些牢头狱霸的嚣张气焰，近而改善生存环境。此后通过周密计划，抓住这些牢头狱霸们经常无视监规条例为突破口，以武力和智慧相结合，终于将这些人渣赶出了中队，环境暂时得到改善。
   而在随后的中队自治改选中又犯了致命的错误——将中队的大小权利交付虽是因“6•4”关押却非常投机的贺国安等人，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关押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自视清高，不愿具体操作实际事务，以致后来酿成祸患，使得狱中本来已改善的环境急转而下，此点印证了余英时先生在论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所言：“中国革命史上真正的悲剧在于，总是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传播革命的种子，而收获革命果实者却毫无例外属于反知识分子的人物，只有他们懂得如何为抓权而操纵革命。于是对知识分子来说，革命的种子反成了使他们自身毁灭的祸种”。
   驱逐牢头狱霸的初步成功，使中队的正气得以抬头，原来粗暴的狱警也开始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象艾东和付喻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因为对监狱中的狱警，不知从何时开始形成这样一种可怕的观念：即受教育越多的人越不可靠！）的人也进入狱方劳教的积极分子委员会等组织，若趁此势头更进一步地团结中队所有难友，在监规条例许可的范围里逐步改善生存环境，同时再给文化程度差的难友补习文化课（此点狱方许可，幷留有专门的时间），扩大有正义感的难友在劳教积极分子委员会中的人数，利用劳教积极分子委员会多数成员同意就可给劳教人员增加百分减少刑期的权利，尽可能使每一个难友早日出狱，此点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但若真如此行事，在当时的环境下就要担当向狱方妥协之恶名，加之初步获胜的侥幸与激情，事情完全朝着更激进的方向发展：一日，刘从书在僻静处单独对我说：“最近从能听收音机的外役号（在监狱外干点服务性零工，晚上仍收押回监，多为刑期将结束，狱警信任的服刑人员）口中得知，‘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开会，我们几个人商量好准备在狱中成立民阵西北分部，以策应他们在海外的行动，你的意见如何？”
   一听之下，我周身惊悚。这幷非我胆小，此前我的劳教通知书中主要的一条罪状就是“收审后态度恶劣，坚持反动立场，在狱中进行新的违法犯罪活动”。更何况我在看守所关押一年多中先后和20多名死刑犯同室关押幷为大家利益与一临处决的死囚大打出手，做过真正意义上的殊死较量（此节日后文字中另叙）！实则是因听罢在我的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就是共产党大肆宣扬的《红岩》、《在烈火中永生》和《方志敏》等革命电影的翻版，我们不能将共产党的“革命组织模式”和“狱中斗争经验”翻版！因为此前在看守所关押的过程中已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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