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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收获》的封建性——“巴金现象”与“伪现代化”
巴金倡导“说真话”，可他在2000年的《收获》封面依然大字标榜“巴金主编”，这是真话还是商业广告术？ 一个96岁的久病老人怎样在当主编？充其量是个顾问吧？巴金早年以《家》反封建，可他现在却占据国营杂志《收获》当终身主编，且将女儿任命为第一副主编，父女共同执政，这不是封建世袭制、家天下么？ 巴金以勇于忏悔获取尊敬，可他面对平反幸存的胡风，既不主动去医院看望，会上相逢亦无道歉，好像当年他没有对胡风投井下石。等到胡风病逝，才写几句对不起——这是真心忏悔么？巴金三十年代就开始不断忏悔自己胆小，可每次忏悔之时，他照样尊权势者之意行事，这样的忏悔岂不是“坦白痞子”或“变色龙”？
巴金1985年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可他又说，除了文革十年，“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问题”——难道文革仅是孤立的十年？如此见识，可否建立真正的“文革博物馆”？且一知上意不喜此“建议”，便同意在《巴金选集》中删去《“文革”博物馆》，从此不提，一心一意装修自己的“全集”，只管自家名垂青史——15年来中国多少风波、腐败，他竟一言不发，惟有各种“主席”、“主编”争当不误， “命名行星”乐此不疲——这就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勇于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文人一个个被整死整残了，只有既会向权势孝忠，又会以忏悔对付百姓的巴金，偷生百岁，当官“上星”，自编全集，名利双收，尽享现代荣华富贵——面对如此幸福的“两朝领袖”巴金，谁愿学王实味、胡风、顾 准、陈寅恪、马寅初、遇罗克？华夏有如此左右忏悔，两面逢源的 “巴金现象”，中国人啊，我们狂笑还是恸哭？
——题要
1．谁发昏了？
2000年第1期的《收获》，虽然装祯有所新景，但基本风格依然，真正引人注目的变化，只有两处：一是更加突出“巴金主编”——封面封底“巴金主编”四个黑体字比原来大了一倍，每个字足有半寸见方；二是封面右下角标明“1957-2000”——这是宣传“巴金主编”《收获》已有43年了！
正是这一“新气象”，使我久蓄的疑惑如喷泉突迸——《收获》，《收获》，你是中国至今未能根除封建制度残余的一个典型缩影！
这一定要让有些人愤怒了——怎么，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之一《收获》，竟然被你评为“封建残余”，你昏了么？
谁发昏了，自有历史公论。我们还是先讲事实，摆道理。
2．唐诗好不能证明皇帝好
《收获》近20年来所发的作品，其文学艺术水平，大都可称中国一流，但这并不等于它的体制和主编没有严重缺陷，不能批评，恰如唐代是中国国力最强盛之时，唐诗也是中国文学最高境界，但是，我们就因此不能批判那时的制度是封建专制？那时的皇帝虽然有“贞观之治”，也依然是让天下百姓为一姓私有的宗法专制王朝！稍有常识与理性者皆知，喜欢《史记》与《唐诗》，并不意味着喜欢那时的皇上，并不意味着我们依然要保留皇上制度。今日的《收获》说到底，只是一个封建宗法制度的“良好发挥”。而再好的封建主义，也一定有种种黑暗可悲的“隐私”为人所不知。这是必然的。
3．立女儿为“太子”是否封建？
《收获》的封建性何在？这恐怕不须我说，人人心中皆知，只是大多数人不说而已。
何谓“封建”？99年新版《辞海》解释：“即封国土建诸候，指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给亲戚功臣。”伯恩斯的《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则指出：“封建主义的定义可以说成是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里，政府的权力由个别领主行使，……”（P7）“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封建主义包含一些基本观念。……即统治权是属于任何一个采邑拥有者的特权。……封建社会当然是高度贵族专政的。”（P10）在“中国特色”下，一个杂志社，一家刊物，一不小心就成为一小块领地，一个“采邑”。让我们对照“封建”理论，看看《收获》的两个特别封建之处：
1． 父女执政的家天下。
《收获》版权页多年标明“主编巴金，副主编李小林、肖元敏”，2000年1期才在后面添了一个“程永新”——很多人都知道，“副主编李小林”就是巴金的女儿。巴金本名“李尧棠”。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父亲为主编，女儿为第一副主编的国营文学刊物，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改革开放20多年，全国都实行“干部交流”回避制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国家刊物（理所当然是国营文化单位），居然容忍让一家父女共建一个家天下，这真是奇迹。试想，在如此父女执政的单位里，能有真正的民主监督么？在《收获》里，谁敢批评巴金？谁敢批评李小林？在如此失去监督的独立王国里，《收获》发稿除了“顺巴者昌、逆巴者毙”的发稿规律外，还可能有另外的选择么？我虽从未给《收获》投稿，亦可武断一句：一切与巴金“政见不和”之人的稿件，万万莫想上《收获》。
2． 巴金成为《收获》终身主编。
新《辞海》介绍：《收获》创刊于1957年7月，由巴金、靳以主编，1960年5月出至第十八期停刊；1964年《上海文学》改名《收获》继续出版，1966年3月出至第十四期停刊；1978年1月复刊，由巴金主编。主要刊载中长篇小说、剧本兼及短篇小说、长诗、散文。
这历史说明，巴金已成为《收获》杂志终身主编。1957年，巴金先生53岁，而今，巴金已是过了96岁生日之望百老人了，但他仍然是“在职干部”—―《收获》主编可能要算个厅级干部吧（巴金的一些“副主席”、“主席”称呼也许只能算个虚位，实职还是《收获》主编）。在中国，连邓小平都没有任实职到九十岁，至于下面的机关单位，更不可能还有九十岁的干部，而唯独上海的《收获》可以有96岁的主编，唯独巴金，可以在“废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后的中国，又打破民主制而继续封建制——既自己终身制，又立女儿为“太子”，真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独领封建风骚，算得中国20世纪一大奇观。
如果《收获》是巴金个人的私营企业，我欢呼巴金这一盛举，同时希望执政者不要只让巴金独享此特权，让别人也可办私人民间杂志；如果《收获》并非个人所有，并非巴金（李氏）财产，那么，这国有国营之《收获》又是依何法何典而让一姓终身占有？宪法中有么？党章中有么？为何大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言？如此“国有资产流失”，真是咄咄怪事。
一滴血可见全身病态——当政者一不小心，让《收获》公开暴露了封建性——能允许《收获》如此，不就是自己也在如此，也想如此么？可怜的中国，你到今日还隐藏着多少封建体系与制度？！
4．惯于“忏悔”而从不改正的“坦白痞子”
也许有人说，巴金能享如此“终身主编”封建特权，实因巴老的文学功绩辉煌，德高望重，而晚年对自己的忏悔，对文革的批判，特别是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实在是名垂千古的立德立功立言。如此旷世精英，当有特别破例。
且不说现代法治社会不容任特权，就是巴金是否真正的君子人杰，也大有可疑。虽然今日“巴金赞歌”人云亦云，众口铄金。可是当我稍一独立思考，把巴金文集细翻一下， 事实竟全然两样——巴金实乃一个二等文学作家，三流思想见识，独善明哲保身的“贰臣”而已。
巴金先生的小说就不用说了，多是观念图解：他最为得意的“高老太爷”，也只是在模仿《红楼梦》“贾府”的基础上加一点“阶级烙印”，并没有真正写出20世纪中国人的灵魂。和鲁迅的“阿Q”相比，他的人物没有真正的人性与个性；和沈从文文集相比，他的叙述没有真正的中国情调；和老舍小说相比，他的作品没有地道的中国语言；和茅盾《夜读偶记》相比，他的文章不见中西文化的学术底蕴；和柯灵文章相比，巴金的散文只是“白开水”，和夏衍《懒寻旧梦录》相比，巴金毫无体制反思——巴金一生不过是个趋时赶浪潮的二流文人而已。鲁迅晚年称赞他，一是鲁迅病了，二是巴金那时还在可塑之年；胡风与巴金两人，鲁迅只看准了一个人，那就是胡风，胡风确有点鲁迅气质，鲁迅精神。
正是因此，这么多年，人们议论中国作家何人可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人提及巴金，巴金有什么真正的作品呢？随着人们对20世纪激进主义的反思，早年的《家》《春》《秋》，不过是过时的广告宣传而已；晚年的《随想录》，尽管因为有《收获》作交易，诱得一大批文人去闭着眼睛赞扬“皇帝的新衣”，其实细读之后，不过是一个善于巧妙“保持高度一致”，人云亦云的“老人唠叨”罢了。
现今有不少人称巴金有思想、有人品，其依据是巴金倡导文革后的文人忏悔与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从表面上看，这两大功绩确乎不同凡响，可是我们仔细深入到巴金一生的经历中看后，就会发现：这一切都似是而非。
先说文人忏悔意识吧。的确，在老一辈的文化人中间，巴金也许是最早、最多进行“忏悔”的人。他的五集《随想录》，150篇随想，几乎篇篇都是在“忏悔”自己在文革前后，如何对不起正直的文化朋友，如何当顺民，当走狗，助桀为虐，这确是很可宝贵的。但是，不幸，我又见到巴金先生以前的一些“忏悔”—―原来他像我故乡的那种惯于忏悔而从不改正的“坦白痞子”。
请看几段巴金早年的“忏悔”——
1936年5月，巴金在散文《忆》中忏悔道：“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我的灵魂充满了黑暗。”（《巴金选集》第十卷P4）
1957年6月，巴金在《谈[新生]及其它》中回忆三十年代写《家》至第六章时，大哥意外地死了，他忏悔：“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现在太迟了！”（同上P128）“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允许我做的事。……我牢牢记住佐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 “而‘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却把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同上P143）
1958年1月27日，巴金在《谈[春]》中忏悔：“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我在这里用了‘不配’两个字，并非谦虚。”（同上P152）
1958年3月，巴金在散文《论[灭亡]》中忏悔自己在当年北伐中逃避革命：“全国革命浪潮一天天高涨，孙传芳血腥统治的白色恐怖也越来越猖狂。我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却在这个时候，到国外去过寂寞的书斋生活！……我越来越为自己感到惭愧，对于在祖国进行的革命斗争，我始终袖手旁观；我空有一腔革命热情，却只能在书本上消耗自己年轻的生命。”（同上P107-108）“我曾经写信告诉朋友：‘在中国人大开杀戒的时候，我埋头翻译讲道德的书。……’”（同上P114）
1958年4月，巴金在《谈我的散文》中忏悔：“有一个时期我的文字欧化很厉害，我翻译过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中国字写外国文。……我的文字毫无含蓄，很少有一句话里包含了许多意思，让读者茶余饭后仔细思索，慢慢回味。”（同上P253）
1961年11月12日，巴金在《谈[憩园]》里忏悔说：“一个人不大容易知道自己的病，所以要请医生来诊断开方。我一点医理都不懂，更不用提给自己把脉看病了。我是个喜欢唠叨的作者……”（同上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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