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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读余秋雨“文革力作”两篇
——关于《走出“彼得堡”》和《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的评点
朱健国
1、
一位留心余秋雨的读者问我，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一书中对包括袁庚在内的许多改革先锋都进行了“北风刺骨”地攻击影射，为何独独对文革“三种人” 胡锡涛、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多次给予“春天般地温暖”？——称赞胡锡涛“人品上却是一个仗义君子”、“善良的君子”—— “其实，胡锡涛先生当时在文化思想上虽然挺左，在人品上却是一个仗义君子。”《借我一生》168页） “ 此后，这位‘左倾’的学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现在我的脑际，让我想起中国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剧。”（同上169页）说朱永嘉、王知常是“本质上未必坏的历史学家”——“像朱永嘉、王知常这样原先在本质上未必坏的历史学家，由于搭乘了一两个极端主义政治冒险家的风火战车，真是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走窄了。”（同上254页）
我想，余秋雨如此“厚此薄彼”，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要“亡羊补牢”建立“统一战线”，余秋雨现在开始意识到要紧密团结当年的造反战友（“三种人”），避免他们像孙光萱、徐缉熙等人那样无情无义地站起来揭其老底；二是胡锡涛、朱永嘉、王知常这些文革老友今天又帮了余秋雨不少忙，余秋雨明白，由于历史不可改变，他们永远是“一根藤上的瓜”，在文革问题上永远是“一损俱损”，“唇齿相依”，必须互相“抬举”，相得益彰；三是他们确是余秋雨的老恩人，余秋雨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胡锡涛不仅是在1968年“批判斯坦尼 ，发现余秋雨”的“启蒙恩师”，而且让余秋雨由“写作组”外围“石一歌”进入核心“任犊”；而朱永嘉不仅仅“从善如流”接受了胡锡涛的推荐，对余秋雨有“知遇之恩”，而且还在1975年春天把余秋雨引荐给张春桥、姚文元，受到终生难忘的“亲切接见，巨大鼓舞” ，成为“第一号种子选手”。正是在如此“深受青睐”的激动之下，余秋雨接连写下了一时“洛阳纸贵”的“战斗檄文”《走出“彼得堡”》和《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风格正是在他勇于走出“彼得堡”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中萌芽的。改革时代的“文化大散文大师” 余秋雨，乃文革时代上海”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任犊”“变脸”，就像江青的样板戏在改革年代又红火大江南北一样，是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事件。
不能学某些人“空口说白话”。这当然要举证。
胡锡涛因是“三种人”，粉碎“四人帮”后即被审查关押多年，一直不能也不敢写关于文革的文章。但2000年第6期的《今日名流》杂志，却忽然发表了他的一篇为余秋雨
说好话的长文——《余秋雨要不要 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称赞余秋雨“确确实实避开了‘批邓’，没有写过一篇‘批邓’文章。”1976年10月后，“他（余秋雨）顺着大好形势，立即与‘四人帮’及朱永嘉等人划清了界限。”不过，胡锡涛却在文章中证实了一个余秋雨至今不敢承认的事实——1975年轰动全中国的“大批判”经典文章《走出“彼得堡”》，虽然署“写作组”集体笔名“任犊”，其实却为余秋雨一人所写。余秋雨是“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胡锡涛令人信服地回忆了他探明“任犊”就是“余秋雨”的经过——
“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儿们的欣赏。其中， 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上海《朝霞》发表（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另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采用。
“当时，我已在《红旗》当编辑，主管文艺稿件，也兼管上海寄来的稿件。我接到这篇文章，从笔名‘任犊’无法判断执笔人是谁。浏览一遍，感觉良好。然而，转送给姚文元之后，没有采用。王知常打电话来催问：‘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用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小余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几年后，余秋雨曾这样评价胡锡涛为他说话的文章：“胡锡涛先生的这些回忆发表时我在国外，隔了很久才看到。与许多老人的回忆一样，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亲身经历的部分，”（《借我一生》170页）而关于“《走出‘彼得堡’》的“任犊”就是余秋雨”的史料，正是胡锡涛“亲身经历的部分”，可见即使以余秋雨的逻辑而论，《走出“彼得堡”》是余秋雨所写也是毫无疑义的。
2、
现在我们再看看，余秋雨所写的《走出“彼得堡”》当年为何那样轰动一时。
《走出“彼得堡”》原载《朝霞》一九七五年第三期（三月号），转载于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
《朝霞》是文革时代上海”写作组”唯一的一份重要文艺月刊，每月上旬出版。《走出“彼得堡”》能在《朝霞》作为重头文章发表，已经了不得了；《人民日报》又在二十天内迅速转载，更是非同寻常，该文到底妙在何处呢？
时隔近30年，胡锡涛依然这样评价它——“《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
如何“俏皮”呢？
胡锡涛说：“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余秋雨这篇文章，是遵命而写还是自愿而写，我不知道；但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重操旧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则还在乡下做‘回城’梦，正在这做梦、圆梦的时刻，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棒，使他们非常恼火：你余秋雨高高在上，写文章唱高调，还要叫我们‘走出彼得堡’，永远在下面吃苦头，岂不可恨？这种心态上的不平衡、不服气，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人们至今回忆当时这篇文章，仍然耿耿于怀，怒气未消，也属情有可原。余秋雨应该在反思‘文革’的同时反思自己，反思当年为什么写《走出‘彼得堡’》。”
胡锡涛这样评价《走出‘彼得堡’》大体是实在的。《走出‘彼得堡’》的“俏皮”从开头就显出了——“最近，读到一个工人出身的作者同志给《朝霞》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他重新学习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导，很有感受。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尔后又走过一段弯路的工人作者，回过头来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产生了切身体会，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工农兵作者来说，记取他们的教训，时时用革命导师的教导来鞭策自己，自然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了。”——编造“一个工人出身的作者同志给《朝霞》编辑部的一封信”来引出题旨，不能说不“俏皮”。
接下来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导”与文革相联系，就更是“俏皮”之中的“俏皮”——
“列宁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这是他在分析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这场斗争在高尔基身上的反映后得出的必然结论。很奇怪，广大工人农民正在为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浴血奋战，而当年曾热情欢呼过革命暴风雨的高尔基却在抱怨镇压反革命太‘残酷’，却在呼吁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甚至还发牢骚说自己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列宁发觉身为工人作家的高尔基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脱离了工农群众，把自己困于彼得堡内，‘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因此，列宁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写了一封长信，告诫他‘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是接触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走出彼得堡，‘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很显然，列宁所说的‘彼得堡’，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称来读。走出‘彼得堡’，就是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圈。这个问题提出于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一九年，因此又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
“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是如此，在解放后的我国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被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的许多文艺团体，特别是那些名目繁多的‘协会’，也就是这样的‘彼得堡’。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曾尖锐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列宁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和毛主席对六十年代中国的‘彼得堡’的批判，时隔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类似的情景，反映了这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展开的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余秋雨在如此“起承转”之后，最后又再一次高屋建瓴地“合”道——
“回顾从一九一九年到今天这场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进、出‘彼得堡’的斗争，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又满腔热情地培育了一大批工农兵作者。他们从不会写作到学会写作，现在正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创作，积极地以笔为武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新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在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上都有不少超过以前的工农兵作者的地方，证明着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也象其他领域一样，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胜一代’的。但历史的经验又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学会写作并不太难，要永远不背离自己的阶级，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永远以笔来宣传和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作家协会作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产物已被广大革命人民唾弃了，但‘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正由于如此，社会上各种资产阶级的包围圈还会不断出现，大大小小不叫作家协会的‘彼得堡’还会产生。而它们的主要手法之一仍然如列宁所说，‘有意要分化工人’，使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就很值得广大工农兵新作者警惕。永远不要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永远不要放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永远不要放松自身思想改造，永远不要迷恋于在文艺领域里曾猖獗一时的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不要把文学事业看成个人的事业，永远不要让资产阶级把我们从自己的阶级队伍中分化出去！ 让列宁关于走出‘彼得堡’的教导永远响彻在我们耳边！” （《走出“彼得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一版，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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