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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
原题：世间已无李金玉——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
朱健国
荆州地区唯一没有饿死人的县
如果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有一个县委书记为了保护百姓免当饿殍，大胆挺身犯上受难，这个人就是李金玉。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湖北省荆州地区只有一个没有饿死人的县，这就是洪湖县。有确凿材料证明，有“湖北第一粮仓”之称的荆州地区，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天灾”，仅京钟荆（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县）就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甚至还发生了一户农民因饥饿而食亲人尸体的人吃人惨剧。
为什么洪湖县没有饿死一个人？有人说因为洪湖县境内有百里洪湖，水产丰富，靠水吃水，饿不死人。但是，与洪湖县共享百里洪湖的监利县，却饿死了人，与洪湖县同等自然生态的沔阳县（洪湖县本来就是1951年从沔阳县划分出来的）也饿死了人。而洪湖地区在历史上也屡屡发生过饿死人的惨剧。
这就怪了，为什么在周边地区都出现饿死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惟有洪湖县能逃脱？
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敢于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实事求是，从老百姓的生计出发，大胆与上级极左政策保持距离，在洪湖县实行了自留地可以种粮，可以大养鸡鸭鹅猪，“让百姓坛坛罐罐装满”的土政策。
然而，这样深切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虽然50年来一直受到洪湖人民的无比爱戴与崇敬，却不但没有受到表彰，而且始终受到原中共荆州地委书记薛坦及其支持者的压制迫害，——1964年10月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中被下放农村强制劳动，改革开放后也只是受到降级安排工作的“半平反”。
2002年10月8日上午10时21分，刚刚度过80岁生日的李金玉在荆州病故。李金玉当年的亲密同志，原洪湖县委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原洪湖县县长辜呈清、副县长孙克惕等人来到李金玉的遗体旁，听着那一字不提李金玉冤屈的悼词，不禁再次失声痛哭：李金玉之冤，何日彻底昭雪？
悼词掩盖冤情
在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为李金玉所致的悼词中，是看不出李金玉有冤的，因为其中只是这样的叙述——
李金玉，男，汉族，山东掖县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中共正式党员，生前系我局离休干部。
李金玉同志一九四0年八月在山东省掖县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0年十月先后在荆门县、钟祥县任区长，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监利县委、洪湖县委任书记；一九八0年十一月调至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后改名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任副处长。一九八四年四月离休，二00二年十月八日上午十点二十一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岁。……
李金玉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后任长江修防处副处长把后半生一部献给了堤防事业。他具有深厚的政治理论知识、丰富的工作实践和一定的改革创新能力，同时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受认真负责的精神。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脚踏实地，能认真完成各项水利堤防事业工作。为我局广大干部职工树立了很好的精神。
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生活勤俭、团结同志。
他离休后继续坚持学习，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关心和支持我局的工作。
……
——这份悼词虽然用公式化的悼词语汇抽象肯定了李金玉，但却一字不提李金玉一生最宝贵的品格和贡献——他在任中共洪湖县委书记10年（1955-1965）中，一再犯上抵制极左政策，使50万洪湖百姓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一人饿死！为此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撤职降薪劳动改造16年！悼词完全掩盖李金玉一生最光辉的业绩和曾经蒙冤受难的事实，李金玉能安息么？——许多人的文革冤案都早已平反，而李金玉的“四清”文革之冤已经38年了，到死也仍然不能有个明白说法，彻底昭雪，这到底是为什么？！
《洪湖县志》中的李金玉
好在历史并非只由一人一家来写。
1992年出版的《洪湖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在有识之士的主持下，在“大事记”中简略地透露了李金玉冤案：“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在江陵县举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万名干部大集训。这次集训对全区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中共洪湖县委已经‘烂掉’，对县委书记李金玉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并当场逮捕了沙口区官港公社党委书记周用信。”（P24）
1992年5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对李金玉之冤的株连表述更详细——
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举办了“四清”万人集训会议。会上，洪湖县被宣布为“烂掉了”的县，县委书记李金玉受到点名批判。……1965年1月，成立了以王汉章为团长、马香魁为副团长的洪湖社教工作团。……从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1月中旬，历时80天的“初步四清”运动，掀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35人，进行重点批判的干部105人，大队干部306人，企业干部303人，全县所谓烂掉了的公社12个，占总数的22.6%，大队49个，占总数的10.7%。
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组织的有13个县市7000多名干部参加的、由李平任团长，杨平、陈金声、王永禄、张绍武、王汉章为副团长的洪湖县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原县区社队干部，层层靠边站，由社教工作团行使各级党、政职权。这次运动，前县委书记李金玉、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被错误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由此株连受重处分（指法办、戴帽、开除党籍、工作籍，留守察看、撤职、降职降薪）的国家干部有341人。占总数的7%，区社领导人123人，占28%，大小队干部长697人，占3.9%，农村党员602人，占15%，区社机关、公事业党员202人，占16%。
这期间，县委书记变动2次：1965年2月，由陈金声接任县书记，1965年，由王汉章接任县委书记。
很多人对这两段记述有意见，认为它太简略了，没有说清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大胆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救老百姓的的动人史实。但知情者却明白，《洪湖县志》虽然出自洪湖市政府官修，但关于李金玉案的评述，其实只能代表民意，因为上级荆州地委对此始终无明白说法，李金玉至死也没见到上级对他四清文革之冤平反的文件或材料。在李金玉的档案袋里，既无当年定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材料，更无平反昭雪之文件。
奇冤无痕迹，来去无踪影。真是一宗奇案。
“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
20多年来，李金玉一直拒绝任何传媒采访。我曾多次托人表达要求访谈的意愿，也照样遭遇婉拒。
2002年9月14日，在得知李金玉病重的情形下，我不远千里闯到李金玉病床前。此时的李金玉也许预感生命的火花将尽，终于忍着病痛破例接受采访，在病床上和我断断续续说了两个多小时。
于是，多年的一些疑问终于得到解答。
（“朱健国问”简称“朱”，“李金玉答”简称“李”）
朱：您是1955年从监利县委书记调任洪湖县委书记的，一直工作都很出色，为什么在1964年10月开始大受批判？起因是什么？
李：表面原因有许多，真正的原因，是我跟荆州地委书记薛坦的极左观念有矛盾。薛坦原来在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当时的荆州地委书记是孟筱澎，但省委一直对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谨慎态度不满意，说荆州老大哥是“大英帝国，右倾保守，死不进步”，不积极向省委树的合作化先进典型襄阳地区学习。为了扭转荆州局面，省委就在1955年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薛坦当荆州地委第一书记。薛坦一来，就要要把孟筱澎这一派都搞掉。孟筱澎调到省农委下面农办里面搞个副主任，又把几个地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长也放到江陵等县去当县委书记。
我本来在地委办公室当主任，薛坦说我是孟筱澎派，我就搞不成了，先到监利县搞县委书记，又调到洪湖当县委书记。因为洪湖县比监利县小，算是又降一点。
朱：薛坦来了就紧跟上面的极左路线？
李：对，当时的极左政策主要是省里和中央的意思，薛坦还没有本事发明什么，他主要是积极贯彻中央“毛爷爷”的那一套，“毛爷爷”说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都要搞人民公社，一点私有地都不准要，吃饭要办食堂，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还要发工资，大办钢铁……面对这种极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顶，洪湖也搞了点，只是搞得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凶，我的方法是对新口号都消极一点，保持一点落后的距离。比如，薛坦叫我们洪湖到几百里外的长阳县去大炼钢铁，要上几万人。我就只派去了几千农民，不去那么多，拖拖拉拉的，我不争那个先进。我觉得他那一套不行，田里稻子熟了不收，劳动力都去办钢铁，怎么搞得好啊？吃什么呀，去了也炼不出什么钢来。因为洪湖就有许多小土高炉，都只能炼铁碴。由于我们洪湖县委有这种“消极态度”，才使洪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饿死一个人。而薛坦在全区大搞“大跃进”的极左新生事物，结果使京山、荆门、钟祥以至江陵等县，半年内饿死了将近10万人。
朱：“京钟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富饶粮仓，怎么会饿死近10万人？
李：这是有文献的，那时地委有内部通报，钟祥县还饿得人吃人啊。
朱：钟祥出现过人吃人啊？
李：那是一个典型，是哪一个村我记不准了，一个农民饿得没有办法了才人吃人，这有文件的。钟祥县委就此事给地委打了报告，薛坦当时拿它没当个事，但省里晓得这个事情了，追查这个事，薛坦才没得办法，派了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绍武去钟祥检查，检查以后，事实确凿。但还有极左分子看了内部文件后说，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啊？这是诬蔑社会主义。这文件不准在外说。
朱：那个农民是吃自家的人还是吃别家的人呢？
李：吃自家人的尸体。他太饿了，饿糊涂了。在检查确有此事后，地委就搞了个内部通报，就通报到各县，这是有正式文件的。
朱：这种通报，现在在哪里还能找得到呢？
李：你到荆州地委查一查“三年困难”时期的材料。
朱：“三年困难”时期，荆州地区还有没有其它县饿死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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