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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周扬李贽碑”
2004年9月26日午饭时辰，阳光明亮而神秘地游弋在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时而冷冷清清，时而热气腾腾……偌大公园唯有李卓吾墓周围有三五个游人：一个金发洋妞——独自躺在李卓吾墓碑左前方30多米的一条石凳上仰面向天午睡；一对青年民工模样的情侣——双双在李卓吾墓碑左前台阶下坐拥狂吻，你起我伏；两个白发老头在李卓吾墓后的树林里席地而坐大叫“将军”……
面对此情此景，一个不远千里谒访李贽的墨客，只好压住喘息，像一个隐形人悄悄接近李贽墓。原来，通州李卓吾墓由三碑一亭一墓组成：墓右前方五六十米，有一块29寸电视机大小的文物标志碑——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李卓吾墓
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一九八四年九月立
墓右前方二十来米，是一块一米五高半米宽的“重迁碑记”——
重迁碑记
李卓吾墓一九五三年由马厂村迁至大悲林村南为加强管理方便群众观瞻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再迁于西海子公园
通县人民政府
墓前峻立一座仿古主碑亭，高约三米宽约二米，其中嵌入明人焦竑题写的古碑——
“李卓吾先生之墓”。
碑亭后七八米，便是一直径约三米的半圆型砖墓。
这些都在传闻之中。唯有主碑亭正前方七八米的台阶下，一块简陋的新碑没有听说过，叫人费解多日。那碑与 “重迁碑记”碑仿佛，也是一米五高半米宽左右，也是青石板，也是字字不着色，刻工技稚，须细辨明暗才可见。但读罢那碑文，人不禁深感意外——
一代宗师
李卓吾先生之墓
周扬敬题 一九八三年夏
周扬怎么会给李贽献一块永久“周扬李贽碑”？人谁不知，1942年秘密为毛泽东代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周扬，“毛主席的好学生”周扬，与明代“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哲学家李卓吾之间的距离是永不可相遇的两股道上的车。周扬一生都是一个严守纪律的“优秀党员”，哪怕是在他思想最解放的年月，他也不可能像李卓吾那样“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
李贽在《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中自述：“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矣。”
要而言之，李贽是一个既“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更不以“皇帝之是非为是非”的反传统、反体制、反迷信偶像的斗士，而周扬却是一个坚决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纪律的“党的人”，晚年明明知道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社会主义异化”的研究方向正确，也还是违心同意上级（胡乔木）的批评，大作“自我检查”，哪怕痛苦得成植物人，也不敢坚持真理反其道而行之。
如此周扬，为何又最终敬奉李卓吾为“一代宗师”？考其献“周扬李贽碑”时间为“一九八三年夏”，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据于光远先生在《周扬和我》（网上搜索可见）一文中回忆，周扬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复原职，但在1983年春受到毛泽东的老秘书胡乔木发起“清污”运动的沉重打击——
周扬在“文革”前是候补中央委员，1979年中央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把他补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981年，周扬在中宣部担任副部长。十二大前党中央成立了一个思想工作小组，其中有他，排名的次序是：胡乔木、王任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华楠、邓力群（秘书）。这可以表明，周扬基本上恢复到了“文革”前的地位。
周扬“文革”后第一次以文艺界领导的身份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出现，是讨论白桦的电影《苦恋》。虽然对白桦的《苦恋》进行了批评，但总的看来是保护文艺界的。1982年，党中央召开十二大，周扬退了下来，当选中顾委委员，似乎也担任了一个时期中宣部顾问。
1983年3月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第一天，周扬宣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论文。这篇写得很好的论文当时在会上受到会议主持者的赞扬，但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却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胡乔木认为文中强调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关于劳动异化等论述，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周扬对这不以为然。胡乔木理所当然对他很不满意。对周扬那篇论文的批判，可以视作胡乔木、邓力群背着中央发动的所谓“清污”——“清除精神污染”这场政治运动的开始。周扬的文章是被看作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精神污染物。这场运动受到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最后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和反对。而胡乔木发动这场运动，把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和它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视作是严重的政治上的、理论上的甚至是组织上的错误是毫无道理的。
这次批判的实践效果非常之坏，不讲别的方面的影响，单讲对周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次打击。它毁坏了周扬的健康。周扬动过肺癌手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这些他都挺过来了。这一次虽然没有开他的斗争会，没有把它关起来，可是他心中的创伤却无法愈合。接见记者后，对自己的思想感情被扭歪，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在胡乔木再三动员他接受记者采访后，他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结果却完全不是如此，使他处在无法声辩的地位。他感到抬不起头来。
于光远先生提供的这一史料，可见“一九八三年夏”正是周扬在十字路口徘徊——在李卓吾与胡乔木之间，何去何从？周扬在“一九八三年夏”大胆选择了李卓吾，不仅到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李卓吾墓前凭吊，敬题“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而且还有效法李卓吾之弃官落发精神，当面怒斥胡乔木的实际行动——于光远先生在上文中又回忆到：
最近我读到秦川写的一篇题为《1983年“清污”运动的追忆》。文中记载：在1983年，已经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和已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蛮不讲理地诬蔑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写了一个《中央宣传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报告中说，周扬“不顾自己的地位”，“不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周扬“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表现、希望他有认识、表示正确态度”。中央决定胡乔木、邓力群将此报告同周扬、秦川、王若水等见面，核对事实、听取意见再报中央。这一天，周扬在看了报告后，秦川见周扬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又坐了下来。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坐在他对面的乔木大概被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瞪大眼睛的胡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周扬应声作答：“你不要戴帽了！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得寸进尺：“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寸土不让，“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见到这段对话，我真没有想到周扬会这样发火。看来他真是生气了。
然而，对李贽的学习可能代价太大，也可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于“唯上唯圣唯书唯权”一生的周扬，只在匆匆心仪了李贽几天之后，马上又被迫恢复了“党性”的“组织观念”，告别了李卓吾，屈服了胡乔木的“诱奸”——于光远先生接着这样证实——
以后胡乔木到周扬家去了几次，一方面因为周扬历史上是有恩于胡乔木的人，胡乔木对周扬表示敬意，一方面试图要周扬承认错误。周扬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就在报刊上开展对周扬的批判，使周扬处在一个被批判者的地位。这时候，胡乔木又去周扬家里，说服他接见记者，作一些解释，说周扬做了这件事，对他的那一批判就可以了结。开始周扬表示不想这么做，后来勉强同意了。结果在胡乔木的布置下，传媒就把周扬接见记者的谈话宣传成他作了检讨。这使周扬感到很被动，他认为自己受了胡乔木的骗，从此就变得郁郁不乐。
于是在1983年年底，周扬在为《邓拓文集》写序时，只能这样写一些与李贽精神背道而驰的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为自已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李辉《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想》
周扬也许没有想到，学习李贽精神要付出大代价，背离李卓吾更有惨痛悲剧。于光远又说——
1984年刚过年，胡乔木的那本批判周扬的书出版了。过了不久，春节到了，1月24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向周扬“问候”。这首诗有八行：“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在油房胡同读到这首诗，苏灵扬（周扬夫人）十分气愤，认为这是胡乔木对周扬的愚弄。
尽管此后“周扬与胡乔木两人再也不可能拥抱在一起”，“胡乔木和周扬之间的友谊从此破裂”，但周扬直到1989年7月31日去世，也没有公开揭露胡乔木的“诱奸”，更没有从胡乔木“诱奸”的大背景上去真正“解放思想”。
1991年9月13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接受李辉采访时说到了周扬最后的思想动向：“夏衍说过：‘周扬，你的那篇文章只有一个错误，就是那是你写的。’周扬病得很厉害的时候，还对我讲：‘若水同志，我们将来再搞异化吧。’我认为他是知识分子高层人士中比较能反思、有悔悟的人。但终于摆不脱正统观念。这也是无法对他苛求的。他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要编自己的文集，但大部分是适应当时形势，批判文艺界的所谓问题的。现在看来大部分是站不住的。这使他很难过。尽管这样，毛泽东和胡乔木还嫌他‘左’得不够，把他当作自由化的人物。这对于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李辉《与王若水谈周扬》）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扬已没有资格到西海子公园李卓吾墓前敬题“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但周扬何以坚持要在李卓吾墓前敬拜“一代宗师”？李卓吾能收他这样的学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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