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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牧惠在2002年6月4日
朱健国
将一个人生前想说而未能说出的思想说出来，传播开去，这是世上最真诚的纪念方式之一；将一个人最反感的事在其死后强加于身，这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剧——这意思是在2004年6月18日10时左右忽然跳出来的，其时八宝山一个“局级小悼念厅”正哀乐低徊，挽联林立，600多只“老中青”眼睛哀思如云；几个身着“体制内服装”的人从内室将牧惠先生瘦弱的遗体用车推到悼念厅中央遗体安放台，只见牧惠先生衬衣雪白，西服幽青，双目紧闭，两颊桃红，在鲜花静静地簇拥下，静穆如石雕。一忽儿，两人牵出一面火红的“镰刀斧头”旗，从脚至胸，缓缓盖在牧惠先生身上……这当儿，那被人整容过的桃红脸，忽然痛苦地怪笑了一下，我似乎听见牧惠先生那苦涩而幽默的“广东普通话”又响起来：“最近一位长辈对我说过一句让我永远难忘的话：‘当年宣誓入党，发誓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却没料到还得牺牲良心。’讲真话，不讲假话，是一个人的权力，也是他的义务。真希望有人能研究出一条治疗不得不讲假话这种病症的良方。”（牧惠《假话症》，《沧海遗珠》P45）我的两眼忽而模糊了，拿摄像机的手也抖动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我的幻觉，还是那面火红的“镰刀斧头”旗罩在牧惠先生身上，他就忍不住要念杂文？牧惠先生早年追随“镰刀斧头”，晚年追求“鲁迅风”和良心，害怕“‘党性’的变质和贬值却是更可怕的灾难”（牧惠《读〈摆脱克格勃〉》，《沧海遗珠》P51），而今盖棺论定，他到底喜欢身披什么呢？
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恨自己没有在牧惠生前问一问。2004年9月，当我客居京师，在鲁迅文学院旁一个“亭子间”，看到王春瑜先生策划，朱铁志编选的牧惠先生杂文遗作《沧海遗珠》，读到一些师友纪念牧惠先生的文章——邵燕祥先生称赞牧惠“他是为杂文而牺牲的烈士”——我又想起这个问题：“杂文烈士”牧惠临终时，到底喜欢身披什么呢？
依然没有找出答案。但忽然有了一个曲线回答的路径——牧惠先生的遗志一定在他生前的话语中，如果在已发表的文章中找不明白，那么就一定在他没有公开发表的私人谈话中——何不将他生前与我的录音访谈尽快公开？
自1988年与牧惠先生相识，16年春去冬来，先生当面赐教无数，也多次面对我的咄咄质疑而宽容地改变观点（窃以为宽容朋友和怀疑自己是牧惠先生最大特色）；近十年来，每当我陷入“文网”，先生必亲笔题签寄赠我一本新著；虽然有些人害怕我不为访者讳，照实发表录音访谈，牧惠先生却坦然接受我面对面的正式录音访谈有七次，其中最长的有两次：一次是2001年8月26日下午，牧惠先生邀我到北京沙滩“且闲斋”，作了三小时的录音访谈，主题是关于出版韦君宜《思痛录》的内幕；一次是2002年6月4日晚上，牧惠先生邀我陪他重游广东故地，在三天行程的第一天，于高明市明苑宾馆216房，先生与我清茶相对，无忌无讳，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录音访谈——这次牧惠先生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回顾，既说成功之路，也痛思失误，甚至将初恋悲剧与家庭矛盾也全盘向我端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为了以防万一的“政治遗嘱”——在紧要处，先生叮嘱我，其中有些话，在他生前是“这个事情你只能听，不能写啊”。2004年3月27日，就在有人叮嘱他“少与朱健国来往”时，先生却欣然应我邀请，到深圳参加“杂文十人谈”；在从机场到宾馆的车上，我问先生，关于他的录音访谈，可否全部在《文学自由谈》等媒体公开，牧惠先生笑着说，“你这么急？有些话等我死后你才能说。”
不料一语成谶。两个多月后，牧惠先生竟突然倒在了北京郊外的写作案头！许多人说牧惠先生是为赶写一部书稿而累倒，但我总怀疑，牧惠先生是否为了传播“不合时宜”的思想而不惜提前结束生命？生命是短暂的，而真正的独立思想，将千古长存。苏格拉底说“没有审视过的生活不值得过”，如果牧惠先生预料以后的日子他可能无力自由审视，他又何必再生活？
这样想来，手捧牧惠先生无所忌讳的录音就令我寝食不安。我无法用一篇短文表达心中的悼念，我无权封锁先生的自由思想——这次重读牧惠先生1998年8月15日写的深恶“中国文化这种‘讳’的艺术”的杂文《姑且算是考证》，以及2000年6月5日发表的《拒绝说谎》，其痛斥“为尊者讳”、“家丑不外扬”的直言风范，令我平添勇敢，不顾一切地将牧惠先生精彩的“不合时宜”的言论原汁原味地传播开去，即使我一时无法将20多万字的录音全部整理出来，也要先将“牧惠在2002年6月4日”的思想让人先睹为快——我深信，《牧惠在2002年6月4日》将可使《沧海遗珠》的读者更准确地理解牧惠先生及其杂文——即使是与牧惠先生最亲近的人，也会在其中听到他从未听说过的话。
《牧惠在2002年6月4日》全文四万三千字，目录（多系牧惠先生原话）如下：
最早发表文章大约是1942年
故意在省委之下地委之上加一个“区党委”
“大跃进”开始，我就到了《上游》杂志当编辑
谢非他还排在我下边
赵紫阳曾经想过要我当他的秘书
这之前，我写杂文主要是宣传一些党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思想
我有一个女朋友，她解放以后就把我蹬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陶铸罢宴》
1961年调进《红旗》杂志
那些大批判文章我都写过的，我从来不赖这个帐
那个王匡保我
关锋翻脸就不认人
我的问题陈伯达来不及划圈
1977年有两句话对您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逃避杂文
康生就叫我和邓力群一起到他那里去
京剧汇演啊，那个社论就是我起草的
邓力群这人
是姚文元把我赶出了北京，赶出了《红旗》
吴有恒见到我就握着我的手说：还是杂文时代
柯蓝这个人是很糟糕的一个人
曾彦修说你要关心一下刘甲提出的这个“新基调”
胡耀邦支持出版《丑陋的中国人》
熊复也坐在那里
我们一个钱也没有拿过
这些事情，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
黄纲是以批《苦恋》为名，赚一大笔钱
八六年批刘再复
《红旗》撤销，那是赵紫阳在政治局提出来的
《五Ｗ不全的报道》
但是我觉得我也有缺陷
八八年最宽松
《深圳特区报》“一报两制”
我母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出版韦君宜的《思痛录》
这个事情你只能听，不能写啊
我是清醒的痛苦者
好像有这么七点
对朱铁志的关心
我非常羡慕离休
最厉害的就是《中流》对我的批评
胡锡涛这个家伙
最早发表文章大约是1942年
朱健国：牧惠老师，您退下来是哪一年啊？
牧惠：八八年。
朱健国：这次有幸陪您重游当年打游击的故地，顺便请教三个问题：1、您几十年写杂文有些什么历史背景？2、现在有一种说法：您当年和曾彦修一起把柏杨、李敖的台湾杂文介绍到大陆来，给大陆杂文界，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恐怕是您这一生最重大的的贡献？3、您今年有什么新感悟？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知道您当年在《红旗》工作的一些趣事；再一个就是您和韦君宜的友谊，包括《思痛录》的出版始末，当然这个上次您已经谈了很多了，有些还没有讲的，可以再给我补充一些。您随便讲，哪一个好讲，那就先讲哪一个。
牧惠：先讲杂文吧，我是从中学二年级起就开始投稿给报纸，什么文体我都写过，写过小说、诗歌，写过评论，当然也开始模仿鲁迅，我最早发表文章是在六十年前，大约是1942年，算是爬格子六十年吧。前期的写作，主要是对蒋介石的不满，现在看来当然很浅薄哪，当时我在广西贺县（就现在的贺州市）读中学，我认为比较有水平的报纸就是《广西日报》评论版，那个版的副刊编辑就是千家驹和陈闲，这两个人对我都很有帮助。
朱健国：能否说千家驹先生是您的杂文老师？
牧惠：我并不认识他，我跟他通过信，我跟他联系是通过我的班主任老师萧敏颂。六十年代初期我到了北京《红旗》，有一次问过千家驹记不记得我给他投稿，他说记得有学生求教，但记不得名字了。他们那个时候鼓励我，主要是觉得我写得不够深，经常说：你这篇文章比上次写得更深刻了，很好，有进步……就是这一类的话，就说你以前的那些文章比较浅，这篇文章呢，稍微有一点进步……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那时的文章，就是对于蒋介石的仇恨，对于共产党的拥护流于一种比较初级的阶段。
那么我到了中大以后，为了谋生，我还是在继续不断地投稿，投的就是广州的报纸，什么《建国日报》、《和平日报》……这些报纸，还有《每日论坛报》，我都给他们投稿，其中也包括一些杂文，那些杂文也是讽刺蒋介石、对现实不满的杂文，但现在都没有保留下来，都毁掉了，要重新找的话，要费很大的事。总之，当时我是一种初级的、很幼稚地模仿鲁迅，讽刺现实。但是解放以后，我由基层干部转为搞理论工作，好像就没有条件再写杂文，杂文写作中断了一段。因为，我不是哪一级我都呆过吗，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我就打游击了，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啦，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朱健国：也就是说，当您在“革命第一线”时，就没法写杂文了？打游击那时候您算个什么职务？
牧惠：反正是一个武工队的头吧，也没有叫我什么“长”，总之就是这个区的武工队你负责，有时候上级又来人，所以到底我是什么位置，它没有明确。好像是睦州区（音），人家都认为我是个负责人，我们那个县级的领导就叫做“五台山”，“五台山”下面就是什么州什么州，我们是睦州，睦州这个地方主要是从鹤山的龙进乡（音）那里出来，那个时候当然不可能写这个东西。解放以后，我在新会三江区当区委委员，后来又调到县委当宣传干事。
故意在省委之下地委之上加一个“区党委”
朱健国：解放初的时候您算个科级干部？
牧惠：还不一定，你要是按照县来套的话，区委书记才是算科级。
朱健国：现在深圳的一个镇委书记算是处级了。
牧惠：不对，你那个深圳不一样嘛。所以最后定级的时候，我是17级，就相当于区长吧，17级就是一个区委书记、区长级，那时候已经是（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了，县委书记是14级。反正我就是搞宣传工作吧，到了五四年的冬天，我被提拔为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的副科长，那就相当于正规的科级了，这是五三年，因为五四年调我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就学习政治经济学，后来就留在省委教政治经济学了。
朱健国：那时中央党校叫“中央马列学院”吧？您就这样从区里一直到省委去了？
牧惠：先从区（镇）调到县，然后从县里调到地委，又从地委调到区党委。
朱健国：怎么地委以上还有一个区呢？这个“区”在省委与地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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