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就算在毛泽东死后，其“反地方主义”的成果被叶剑英反攻倒算，但是他所开创的“反地方主义”传统，却和他的许多独创性思想一样，并未衰亡。因为毛之所以要反地方主义，毕竟来源一个铁的规律：每一个新登台的权威人物，要想树立绝对权威，建立专制，必须毫不留情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基础，必须进行后来看来是痛苦和错误的反地方主义。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中共有新权威出现，新一轮的反地方主义义就会以形形色色的新貌开始进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今天的人们只是可以希望，新的反地方主义，能否沿着毛泽东从杀AB团改进到只处分地方主义分子的改良道路，以更宽松的方式“反地方主义”——这一期望，不知是否可从今日中共“核心”以“反腐败”方式对“北京帮”和“广东帮”进行的整肃中体现。——摘要

   引言一、何谓“广东地方主义”叶剑英统帅“广东派”陶铸、赵紫阳提出广东“地方主义”三大特征

   二、广东反地方主义“三大战役”和主要受难者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广东地方主义骨干”制造“反党集团案”批量处理2万“地方主义分子”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真正根源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为导火线两广纵队曾与“四野”开火结怨“林、叶之争”与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争斗周恩来与广东“地方主义头子”关系密切A．冯白驹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B．方方是周恩来的老部下C．古大存早就追随周恩来D．尹林平紧跟周恩来广东反地方主义与“毛周之争”A．防止中国出现新的赵佗B．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C．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

   四、毛泽东思想——从不信任“地方军”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歼残酷整肃“ＡＢ团”“肃AB团”的理由与广东反“地方主义”何其相似“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毛泽东反地方主义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

   五、任仲夷的期望

   ◎引言

   自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飞1997年被调离广东，海内外便再次流传“‘广东帮’将被‘江核心’整肃”，“广东将成为继中共北京市委大换血后，又一个要大换班的重点目标”。这使得许多广东人担心：广东是否又要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了？广东人可是一提起“反地方主义斗争”，就心惊肉跳。谁能忘记那残酷的历史悲剧？如果说毛泽东从井岗山时期起就有用“军队党帮助地方党”[1]的反地方主义传统，尔后在江西瑞金、在延安乃至文革时的北京等地都开展过各种名义的“反地方主义”运动，那么，中共近80年来最持久的一场“反地方主义”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月（以赵紫阳从河南省来广东省接替方方管广东土改算起）至1971年9月（以广东省副省长林锵云之死和林彪逃亡为终点）在广东开展的历时20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表面看来，这一运动的受难者（失败者）是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3万广东地方干部（包括解放前来粤的外地干部），胜利者是林彪、陶铸、赵紫阳等“四野”体系的军党干部，而深入研究，其深层矛盾，则要追究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争。当然，若要以平反者为最终胜方来看，从1979年8月以习仲勋、任仲夷为首的新广东省委下达《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2]，吹响平反斗争的冲锋号，至1994年4月在以谢非为首的广东人主政的广东省委的不断要求下，“广东地方主义”最后一个未平反的“首领”方方，也终于得到中共中央下达的平反决议。至此，历时15年的广东平反地方主义斗争大获全胜，最后的胜利者当是周恩来、叶剑英。这一场前后长达44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之争，到底缘何而产生呢？让我们通过对有关当事人的经历和大量相关史料的研究，对广东反地方主义的特点、方式、根源、后果作一简明梳理。

   ◎一、何谓“广东地方主义”

   如果简要地概括“广东反地方主义”历程，可以这样说：“广东反地方主义”起因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组阁华南分局和毛泽东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发难于李雪峰批“广东土改右倾”，深入开展于赵紫阳、陶铸入主广东，停止于林彪、黄永胜垮台，终结于毛泽东去世；初步平反于叶剑英上升为中共三号人物、成为邓小平必须依靠的元老，彻底昭雪于赵紫阳下台、江泽民尚未完全独立主政之时。

   叶剑英统帅“广东派”

   1949年9月之前，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为方方，但1949年9月11日－19日，叶剑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赣州召开的中共华南分局委员会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为首，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陈庚、邓华、赖传珠为常委组成新华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3]。这两次改组，就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叶剑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冯白驹、方方）三合一的“广东派”干部。这种“广东派”干部的共同特点是，熟悉广东、热爱广东，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广东。由于这时“四野”为主的大批南下干部还未成为广东领导层主流，没有真正的“外来通天权威”，这一阶段是“广东派”的发展良机，毫不存在“反地方主义”。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将全国一分为四，批准成立东北、华东、西南、中南四大军政委员会[4]，“分封”给高岗、饶漱石、刘伯承、林彪。广东省隶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叶剑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副团长林美南、罗明。叶剑英提出了“广东特殊”，先从“三县着手”的土改试点方案，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同年8月，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0月，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工作，毛泽东说：‘土改面积除原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11月，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为土改试点。[5]”

   陶铸、赵紫阳提出广东“地方主义”三大特征

   但是,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员会出面），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一直同华南分局存在着严重分歧。不久，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多次在机关报《长江日报》批评广东土改群众发动不够，太右，是“和平土改”（若没有中南局一号人物林彪的支持，能在机关报上公开批广东么？）。然而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华南分局却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评，我行我素。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4月，中南局开始大动“手术”，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俱乐部”（办公厅）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一来，就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于是，陶铸与赵紫阳紧密合作，从牢牢抓住广东土改大权为突破口，全面接管广东大权。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分别担任粤东区和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分别担任东江和珠江地委第一书记，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先后调入数万名大军、南下干部。作为广东地方干部的老领导方方，一直不同意“广东干部队伍不纯”的估计，挺身保护广东干部。这样，陶、赵便开始提出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最终得到中南局和毛泽东的肯定。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在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在场的情况下，毛当面批评方方：广东搞地方主义，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又说，方方“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6]”。毛泽东宣布，陶铸取代方方，叶剑英抓总（实际上让叶不要管陶）。叶剑英只好当场检讨自己的广东特殊论。这时，人们方明白，所谓“广东地方主义”，其特征是：1.反对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2.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3.拉帮结派，“组织反党小集团”。◎二、广东反地方主义“三大战役”和主要受难者

   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广东反地方主义共有三次大战役。第一次是1951年1月至1953年。起因是当时华南分局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将一批当正县级的南下干部，降为副县级（见1951年6月31日叶剑英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一些南下干部对这种做法不满意。尤其是对土地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地方干部大多主张缓和，主张“宁慢莫乱”，“宁可无土改，不可无公粮”，“要有步骤有秩序进行。”⑺于是1951年1月和4月，中南土委会的领导人李雪峰等两次来到广州，先后召开了11县土改总结会议和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对方方的总结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广东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第一，11县的土改，缺乏农运高潮，党内部分干部未坚决站在农民方面，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斗争；第二，照顾其他阶级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阶级分析：第三，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第四，广东基层组织不纯，不能依靠。这四条把三县的土改全盘否定了。当时华南分局的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⑻然而，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以及中南土改委员会，在对广东的土改评价上，一直同华南分局存在着严重分歧。只是碍于叶剑英是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才不便于直接指责和批评。中南局和中南土改委员会也作了调查研究，而且掌握了不少事例。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在在地改中下不了手。由于林彪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林彪对“解放战争”的特殊贡献，中南局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南局认为，要改变广东土改领导软弱和进展缓慢的局面，需要物色得力的领导干部，加以调整，并抽调一批干部予以支援。⑼这一次“反地方主义”，终于使叶剑英于1953年2月在“养病”8个月后调离广东，到中央军委分管教育闲差；方方于1952年7月，由南方分局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位居陶铸之后，1955年调离广东，到中央侨委任副主任；海南行政区一把手冯白驹也只在名义上保留海南区党委书记，于1952年8月调离海南；随着这三位主帅的贬谪，上万名广东干部都被先后戴上了“地方主义”帽子受整受贬。由此，广东建立了陶、赵体制，成为林彪“四野”体系根据地——林彪终于在让出东北根据地后，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新领地，以至于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据广东与毛泽东南北对抗的设想。1953年5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通知，叶剑英正式调离广东。陶铸接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赵紫阳经中共中央批准，升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并兼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成为陶铸在广东的副手。这时，赵紫阳年仅34岁。赵紫阳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干部之一。广东的陶、赵权力体制也随之形成。⑽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改组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任命陶铸等28人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其中，陶铸为书记兼省长，古大存为副书记兼副省长，赵紫阳为副书记兼省委秘书长，冯白驹为副书记兼副省长，林李明为副书记兼港澳工委书记、省监委书记，陶铸、古大存、赵紫阳、冯白驹、林李明、贺希明、文敏生、林锵云、王德、李坚真等11人为省委常委。冯白驹调离海南岛到省工作。⑾不久，陶铸又从外地调来陈郁当省长，从此以绝对优势压住了“广东地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