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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为何说“现在中国已经是民主社会”？——答“齐天太圣”公开信
朱健国
“齐天太圣”先生，您好！谢谢您用真名对我发起的“批鄢”讨论的关注，更谢谢您如此理性客观地和我探讨。虽然您是“拥鄢”派，但我非常欣赏您的诚恳与正派。
考虑到您正“受到了派出所片警的‘关怀’”，我就回避您的真名，只用您的“网络用名齐天太圣”来称呼吧。
自从2005年2月16日、23日我先后在网上发表《鄢烈山的“阿喀琉斯之踵”——“公民写作”中的“焦大故事”》、《评点“笑蜀护鄢”——再驳“公民写作”》，“批鄢”与“拥鄢”就成为网上一个热点。有朋友粗略统计了一下，目前网上“粗暴帖子”中“拥鄢”者占优势，大约占七成，而在“理性评论”中，则“批鄢”派略胜一筹。
何以“‘粗暴帖子’中‘拥鄢’者”占优势？可能与三个原因相关：一是“《同门录》利益驱动派”列队上阵——其中很多人自称是“鄢烈山的学生”，他们才疏学浅，唯靠向鄢烈山表忠心在《南方周末》或其它传媒发文章（鄢烈山主持《南方周末》言论版已近十年，又有一些朋友主持一些地方的言论版，似乎当了一所言论学校校长），或者求得其它帮助；如“李三来也”之类，这些人的帖子多不辩学理，所贴只是以“语言暴力”施压或人身攻击来表达“效忠信”，估计是一面发帖，一面给“老师”打电话报功，得到鼓励后又“更上一层楼”升级战斗；其纷纷反复“跳忠字舞”，“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足可制一部“鄢党”《同门录》矣。二是“哥们派”大显“江湖义气”，如笑蜀（天马）、赵牧等，他们的口气透露，明知鄢烈山的“领奖辞”诸多不妥，但是觉得那些错误可以让鄢烈山“秘密改正”，或是“慢慢改正”，无需如此尖锐批评；值此“领奖大喜之日”，“家丑岂能外扬”？理应“党同伐异”，哥们义气岂可忘记“私交很深”？所以笑蜀虽然明文承认歪曲了我的一些批评意见（笑蜀在《敬回朱健国一二三》中说：“老朱的雄文确实不是针对老鄢的体制内身份，而是批老鄢为所谓‘焦大’，批老鄢所谓‘体制内思维’。这一点老朱辩驳有理，是我过于敏感。谨此向老朱认错。”），但立场仍然是“拥鄢”。三是“印象派”误用“宽容”，这些人记得鄢烈山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文章“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维权”，所以觉得，怎么样也不能对鄢烈山这样无情酷评。您给我的来信，可说是“印象派”误用“宽容”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我相信，与您一样想法的人，为数不少。
对于“《同门录》利益驱动派”，“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早有“跟帖”揭露他们，无须我作答复；对于“哥们派”大显“江湖义气”，我已有《评点“笑蜀护鄢”——再驳“公民写作”》，基本说完了意见；唯有“印象派”误用“宽容”，我还未及回答。现在您的信来了，我正好一借东风，由此写封“公开信”，既与您交换意见，也向更多人求教。
2、
“齐天太圣”先生，鄢烈山曾在陕西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开坛》大讲：“现在中国已经是民主社会了……”，我本不知，现在您在信中说出这个事实，我以为非常有意思。
今日中国到底是民主还是“党主”，这是一个小学生也明白的事情。谁都知道，纵然改革开放了25年，储安平先生的“党天下”论仍是今天中国的基本现实和症结所在。谁不清楚，怎么改革，今日“人大”仍是“橡皮图章”，今日各民主党派仍是“会议花瓶”？1947年，储安平先生在《观察》杂志《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就不幸而言中：“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是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但就共产党真精神而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但鄢烈山偏要说“现在中国已经是民主社会了”，为何？您说“包括你我和鄢先生在内的人都应该心知肚明的”，但在还是共产党控制的电视台上只能说出那样的话。我以为，鄢烈山这样说并非是您所理解的“曲笔曲话”，而是鄢烈山的真心感受。最有力的的证据是，鄢烈山至今还坚持他所说的：“现在，中国不再讳言人权，不再拒绝‘人权对话’，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成了光明正大的词语。这种时代的巨大进步，是我的这本集子能获奖的重要前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们最该感到欣慰的。”直到前天他与我电话中还说，今天中国的人权确有巨大进步。鄢烈山的人权“巨大进步”论是以他的“公民写作”论做基础的——鄢烈山认为已“时代不同”，鲁迅过时了：“他（鲁迅）的这种（鲁迅风）自我定位是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使然。今天的时代已从革命转到建设，应当怎样继承鲁迅的风骨与风格呢？‘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激浊扬清，对‘假丑恶’绝不宽容和妥协，继承和发扬这种鲁迅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自我定位可以有所不同，不必自认为奴隶，可以自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当家作主权利的人民的一员。”鄢烈山在陕西电视台的《开坛》大讲：“现在中国已经是民主社会了……”就是基于他这种“可以自认为公民”的实现民主新途径的“新理论”。
将鄢烈山前年在电视上大讲：“现在中国已经是民主社会了”，去年在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领奖辞”中说中国的人权确有“巨大进步”，“可以自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当家作主权利的人民的一员”，以及这近三年来他反复鼓吹“可以自认为公民”的“公民写作”论联系起来看，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鄢烈山已形成一个浑然一体“犬儒主义新理论体系”：中国的民主进步，无须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要每个人“自认为公民”就行了。鄢烈山在电视上大讲：“现在中国已经是民主社会了”绝不是您所说的“说两句违心话追求点身外的功名利录以求自保”。
“齐天太圣”先生，请问，对这种让人们做假公民真臣民，只有权势者欢迎的逻辑，难道可以任其泛滥麻醉百姓么？
3、
“齐天太圣”先生，您也许会说，如果鄢烈山只有权势者欢迎的逻辑，那怎么解释许多期望民主的读者对鄢烈山一些文章的喜爱呢？
这个重要问题涉及到对鄢烈山形象的真实意蕴的判断角度。
一种观点认为，鄢烈山曾经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写过一些至今叫人难忘的批判专制的战斗檄文。但是透过他近年来一再厌恶鲁迅风杂文，公开宣布得奖后就不再写杂文，要作“专题研究”去的思想情绪，人们可以发现，鄢烈山已经厌倦了对专制的战斗，想如章太炎那样，停写战斗的篇章，“自藏其锋鑣”，“身衣学术的华衮”——“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一种视角为，鄢烈山曾经是一个自由民主思想者的同路人，从来就是一个坚守“体制内思维”的人。他一度敢言，不过是焦大一时性起，“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整个贾府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鄢烈山始终只是一个“贾府焦大”而已——鄢烈山的父辈可说是共产党的乡村有功之臣，虽说暗暗心怀对父辈没有得到足够的“封赏”的岔岔不平，但鄢烈山一家对“现行体制”从没有“切肤之痛”。所以，鄢烈山只能“英雄到老成焦大”。
更明白更容易为多数人接受的比喻是，鄢烈山是杂文界的“焦点访谈”——央视的“焦点访谈”也常常说一些叫百姓痛快的舆论监督，成为“群众喉舌”；但是，从不敢批评体制的根本要害，一遇“庙堂”变脸，立马“自宫”、“自律”、“自裁”，改唱“莺歌燕舞”、“巨大进步”。鄢烈山不屑做央视的杜宪、薛飞，愿意当敬一丹、白松岩。
还有一种说法，鄢烈山既非“马放南山”倒退的“太炎先生”，也不算是“贾府焦大”或“焦点访谈”，而是一个“坚决不当烈士”的“鸟笼（有限）民主自由者”——鄢烈山从来没有将自己定位于彻底的勇敢的坚决的“自由主义思想先锋”，他的言行只是在绝对保险、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对专制者进行一些不至于引起大怒的批评，以至于身边的朋友同行遭受专制残酷摧残，他都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发一声。也正是这种“鸟笼批评”策略，使这些年来，鄢烈山始终可以发表一些“自宫”、“自律”、“自裁”后“时评”，为“无声的中国”贡献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公民写作”。
然而悲剧在于，许多人将鄢烈山误认为一个彻底的勇敢的坚决的“自由主义思想先锋”，以为鄢烈山的“自宫”、“自律”、“自裁”后的“公民写作”，有助于加速建设中国真正的民主宪政。其实，“公民写作”只能装饰一下“开明专制”或“空头宪政”而已。
关于鄢烈山形象的这三种判断，到底哪一种准确，可以留待时间去慢慢结论，不必着急；但不论鄢烈山形象到底如何，针对他这次在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领奖辞”中说：中国人权确有“巨大进步”，“可以自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当家作主权利的人民的一员。”这种误导人麻痹人的“公民写作”理论，进行一下批评与敲打，再怎么也会是有益无害的好事吧？谁能接受中国的民主进步，无须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要每个人“自认为公民”就行了？
再退一万步，无病早防，有病早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华文明传统，鄢烈山不应反对吧？
4、
“齐天太圣”先生，您在信中又说：
“我个人觉得大家都应该宽容点，何必对某人的一言一行都要抓住不放呢？他（鄢烈山）的骨子里是什么要比他说什么重要多了，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多难啊，说两句违心话追求点身外的功名利录（禄）以求自保，就不要太叫真了，毕竟他还在为弱势群体呼吁和呐喊。”
这里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
一、鄢烈山说今天中国的人权确有“巨大进步”和他的“公民写作”论，到底是不是他骨子里的话？我以为，无论从其多次发表的相关文章，还是从他近日电话中对我的坦承，这都是他的心里话。他至今并不悔改，并非善良人所圆场的“说两句违心话追求点身外的功名利录（禄）以求自保”。
二、文化思想批评是不是宽容？谁在不宽容？
首先，宽容的对立面是文化专制主义、宗派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不是嫉恶如仇的民主思想原则性与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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