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暮春，袁庚又一次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已多年不读《ΧΧ报》，他现在常读的报纸是《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深圳商报》等。

   这让我很奇怪。袁庚常住深圳蛇口，是深圳特区最早最著名的“开荒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是多次受到邓小平、江泽民单独会见的改革家；而《ΧΧ报》是中共深圳市委机关报，发行量也是深圳第一，为何一个深圳的改革家却不看“深圳喉舌报”呢？

   袁庚说，《ΧΧ报》的信息量太小太浅，很少有他所喜爱关于改革探索的真实报道，尤其是作为社会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太少太慢。

   袁庚的话到底有没有依据呢？2002年4月25日，我比较了一下当天的《南方都市报》与《ΧΧ报》。前者在“深圳新闻版”中有一条《深圳国企竞争乏力坐吃地空》的消息，说的是在4月24日召开的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上，深圳市国资办主任贾和亭首次向市人大常委会直陈：深圳国企改革存在靠吃地租过日子距“末日”不远，国企领导收入过高监管失控等严重问题。“据国资办对２０００年４１家市属一级企业的统计分析显示，经营者年薪收入平均为３０万元（投资管理公司２５家企业平均为３６·９万元）；建设控股１８家企业平均为２６·３万元（其中１４家实行年薪制的企业为４２·９万元）；商贸控股１８家企业平均为２４·１万（其中１０家实行年薪制的企业为３３·６万元），分别是上海、南京的３倍和６倍。大企业集团老总的年薪达到百万元的更不是少数。”

   但是同日的《ΧΧ报》上虽然也在二版发了相关消息，但标题已成《市人大计划预算委提出六点改进建议，加大力度推进国企改革》——不仅将揭露问题的角度变成了表扬，让未实施的计划压倒已有的问题事实，而且对《南方都市报》披露了的“深圳国企领导收过高监管失控”等严重问题的重要细节与数字一字不提，大幅度淡化了问题的严重性，减弱了公众的关注度。由此，我想起来了，近些年的《ΧΧ报》几乎从未在一版报道深圳重大突发事故（如火灾、抢劫、杀人等），当其它传媒已报道深圳事故之后，它也只是在不起眼版面短短发几个字。

   至此，我才明白袁庚的“不读某某报”的苦衷。为了获取真实全面的信息，袁庚不得不放弃“本地第一喉舌”而另找渠道。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想像八十六岁的袁庚有多么痛苦——一个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人，一个在深圳拼搏了25年作出巨大贡献的副部级离休干部，而今居然读不下去家乡的党报，这是多么叫他忧心如焚！作为《ΧΧ报》的主办者、管理者，面对袁庚的这种“不读”，能否心安理得？当今全国上下都在贯彻“三个代表”，一份《ΧΧ报》竟然不能代表一个老深圳人、老党员、老改革家，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ΧΧ报》何以如此让一个著名改革家难读呢？据知情人透露，这也怪不得它的编辑记者，“当兵的”实在是万般无奈。因为在“老板”心中，《ΧΧ报》主要是办给“上面”看的，它好似古代臣民的奏折，好似今日领导的工作汇报。试想，“奏折”能不“颂圣”与颂己么？“工作汇报”能不“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么？阿Q才随便报道自己的问题和提供民意批评呢。

   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孝庄皇后，对康熙说过一句治国格言：“天下万事，这奏折是最不可相信的。”如果靠奏折来判断国情民意，非出大乱子不可。然而，今天我们有些共产党人偏要把“三个代表”的党报办成只代表几个官迷的奏折，其理智远不如昔日的封建皇帝皇后。

   为了应付“党报离百姓太远”的呼声，《ΧΧ报》近年新办了一份小报，想以此报对付一下老百姓。一份党报如奏折呈送中南海，一份小报如“草台戏”送百姓，这确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然而，以办“奏折报”为己任的人办百姓小报，最终也是办不到位的，小报上除了多些风花雪月市井轶闻，真正的社会监督还是少见。想以“两张报”来敷衍百姓的需求，依旧是难以如愿。

   记得前些年到北京看望冰心老人，她对我悲哀地说，她已许多年不看一份“大党报”了。可见袁庚的“不读ΧΧ报”的新生存方式，并非个别，限于深圳——而今神州许多地方党委都在党报之外另办一份通俗小报，可能就是因为有许多当地的“袁庚”不读本地“喉舌”的缘故。

   据说当年袁世凯的部下曾办过一张专供袁世凯一个人看的报纸，这“一人报”上全是劝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好消息，可惜这份“一人报”害得袁世凯登基没几天便见了阎王。眼下的“奏折报”当能不能说就是昔日“一人报”的嫡系后裔，但是前车之鉴还是该让我们防微杜渐呀。回想新中国建立前夕，百姓和共产党人是何等喜爱自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而今却出现老党员不看自己的党报，党报发行年年要靠“坚决落实政治任务”，这是何等反差，何等悲剧。

   能否让袁庚乐看本地党报呢？

   我为天下“袁庚”鼓与呼！ (8/21/2002 1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