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南方周末》为何歪曲李锐？——六驳“公民写作”
1、
将一个人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隐去，而以其次要议论为主旨，这叫什么行为？这是断章取义的歪曲和篡改。
2005年3月17日的《南方周末》就出现了这种行为，其专题报道“张炜与吴亮的‘精神格斗’与‘精神沙化’（《这是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严重歪曲了山西作家李锐对张炜《精神的背景》的批评主旨——将李锐批评张炜“只批市场不批专制”，不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的深刻批评，变为“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的轻描淡写，完全歪曲了文化界、思想界近日对张炜的审视主调。
《南方周末》专题报道“张炜与吴亮的“精神格斗”与“精神沙化”分为两个部分：“综述”与“对话”，“对话”分别为“本报驻京记者夏榆”与上海批评家吴亮的对话《吴亮:批评就是怀疑与表达》，和山东作家张炜的对话《张炜:我安于做井底之蛙》。
问题首先出在“综述”（作者亦为“本报驻京记者夏榆”）。
“综述”开首叙述了“张炜与吴亮的‘精神格斗’”背景——
“2月19日，乙酉年春节刚刚过去，批评家吴亮传给作家陈村一篇新写的文字《顺手记》。在电子邮件中，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针对《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刊登的《精神的背景》，“装腔作势，概念混乱，陈词滥调”，同时批评《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吴亮决定在网上发表他的批评檄文，……陈村把吴亮的《顺手记》和张炜的《精神的背景》一起贴到自己主持的文化论坛‘小众茶园’，立即引起网友的关注并产生激烈争锋。这场争论很快延伸到知名文化网站‘世纪中国’和‘文化先锋’，并且在互联网上迅速蔓延开来。”
接着，“综述”介绍参与这场“精神格斗”的知名人士的意见，在说“湖北作家刘继明认为吴亮的文章‘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陈见’”，“广东作家林贤治则认为《精神的背景》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方面”之前，首要转述了山西作家李锐的批评——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旁观者的兴趣。山西作家李锐也在给朋友的公开信中表示，诗意化、道德化地对待历史是张炜一贯的立场，这不妨作为他个人的文学追求；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需要修辞立其诚，而不是满足于‘道德的自我感动’。”
如果没有读到山西作家李锐“2005年3月3日于灯下，10日改定”的《和X兄谈张炜》全文（“文化先锋”网刊发时题为《李锐炮轰张炜：请不要自我欺骗和精神撒娇！》），人们会以为，“李锐炮轰张炜”的主要意见就是不喜欢张炜“满足于‘道德的自我感动’” c95 。然而，人们将此对照《和X兄谈张炜》全文比较，却愤怒地发现，“综述”竟然在以次充主地偷梁换柱！
李锐在《和X兄谈张炜》中的主要观点是——
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每一个普通国民的精神阉割，思想奴化，自我审查，自我欺骗，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而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正发生在改革开放当中。正是血腥的“***”打开了“全党贪污，全民犯法”的闸门。正是血腥的“***”造成了权力的肆无忌惮，和全社会普遍的希望幻灭。当极端的权力要大家闭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强加的事实，大家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已经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回避和简化。于是，大家可以发出的批评和火力就都对准了“可以谈论的话题”和“被允许的批判目标”。谈的时间长了会产生幻觉，以为是真的在谈论事实。想想九十年代初，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发起的“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其实也是一场被迫绕开基本事实，而只能批评商品化和精神堕落的讨论，这也是那场讨论最终陷入混乱不了了之的结症所在。在极端权力的强制之下，理性告缺，良心退位，逼在眼前的大是大非无法回答，失落的不止是人文精神，还有作为知识者的发言资格。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执政党更是依靠制度优势，把几乎所有的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科学界都整合到权力等级之下。这种整合，是一种比科举体制更为宽泛的整合。湖南作家何立伟的戏言“忍看朋辈成主席”，正是这卑琐处境的最好写照。曾几何时，我们看着多少朋友为了主席、教授而争得你死我活，又在主席、教授的名位下沾沾自喜、苟且偷生。坐稳了奴才之后，再不断地发表公开言论指摘时弊、批评堕落，满脸铁肩担道义的悲壮。或者干脆就只充当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于口腔的满足。但是，在张炜的文章里却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事实，他只是一分为二的也比较温和的提到“精神平均化”“板结化”，并且把这一切限定在五六十年代。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省略，是对那个“被允许”和“可以谈”的无言接受，只给了作者大而化之的论述方便，和批评的安全。
所谓精神的沙化，绝不仅仅只是被市场所吸纳，也绝不仅仅只有张炜所描述的那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我后来之所以左右开弓，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是仅仅处在一个消费时代吗？不是。中国正处在一个专制政体下的消费时代。所以，纵欲和拜金的新宗教是权力和金钱的合谋而造成的。在这样的时代下，权力者的腐败和大众的堕落是一种相互的需要和放大。资本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也是一种相互的需要和放大。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GDP神话的同时，也正在我们身边渐渐演变成一场社会主义害处和资本主义害处的集大成。
由此可见，李锐的《和X兄谈张炜》主要是批评张炜在《精神的背景》中“只批市场不批专制”，不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而且“正是血腥的‘***’打开了‘全党贪污，全民犯法’的闸门。正是血腥的‘***’造成了权力的肆无忌惮，和全社会普遍的希望幻灭。” 李锐这次批评张炜的主旨绝不能任人用“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来含糊不清。
这也有张炜在《精神的背景》中的主要观点来反证：“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时期，物质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露，人类最好的精神结晶，很容易就被纷纷抛弃。”
张炜就是这样“只批市场不批专制”。
2、
众所周知，李锐是诺贝尔奖有关评委很看好的一个著名作家，《南方周末》是中国今日最好的报纸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思考“《南方周末》歪曲李锐”事件，就特别有意思了——为何中国最好的一家报纸，要歪曲中国一个著名作家的批评？连中国一个著名作家的意见都会被中国最好的一家报纸篡改，这样的社会难道是可以“公民写作”的“公民社会”？
有好心人推断，“《南方周末》 eb0 歪曲李锐”，并非有意，只是不得已——因为李锐对张炜的批评太尖锐了，涉及到了体制，《南方周末》在目前的“新闻纪律”下，实在无法公开刊出“只批市场不批专制”，“正是血腥的‘***’打开了‘全党贪污，全民犯法’的闸门。正是血腥的‘***’造成了权力的肆无忌惮，和全社会普遍的希望幻灭”这样“直犯龙颜”的“反动言论”。投鼠忌器，《南方周末》因此只能用将“主要观点隐去，而以其次要议论为主”的歪曲技巧来报道李锐对张炜的批评。
这推断似乎颇有道理，试看《南方周末》近来的“时评版”，其批评方式皆是李锐所说的“大家可以发出的批评和火力就都对准了‘可以谈论的话题’和‘被允许的批判目标’”。这说明，今日《南方周末》与早年《南方周末》的区别就在于，今日《南方周末》只发“可以谈论的话题”，锋芒只对准“被允许的批判目标”；而早年《南方周末》则是“遇见红灯绕道走”，千方百计想揭露“不可以谈论的话题”和“不被允许的批判目标”。《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左方先生曾亲口对我说，“当初《南方周末》有一个报道原则：告别‘真理报模式’，与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四不原则’接轨。‘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允许说假话！’”也就是说，《南方周末》可以因为“新闻纪律”的高压而被迫对某些事件、某些过程表示沉默，但绝不能在刺刀下说假话。
然而，今天的《南方周末》改变了这一“《南方周末》原则”，在报道“张炜与吴亮的‘精神格斗’与‘精神沙化’”中，居然大肆然严重歪曲山西作家李锐对张炜《精神的背景》的批评主旨，以谎言替代真实。
至此，关于“是什么原因使现在的《南方周末》比原来差多了，没有什么真正激动人心的看点”这一问题的答案开始浮现——我现在可以说，“《南方周末》歪曲李锐”事件已清清楚楚地透露，因为《南方周末》改变了“绝对不允许说假话”的新闻灵魂，所以《南方周末》今不如昔，每下愈况。
接下来的问题是，《南方周末》这一改变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南方周末》的编采人员，对这一改变是痛苦，还是高兴？
原来以为，毫无疑问，《南方周末》这一改变是被迫的；《南方周末》的编采人员对这一改变是痛苦的。但是，有一个事实让人们遗憾地发现，有一些《南方周末》的编采人员，对这一改变是“主动奉献，非常高兴”——2004年冬，《南方周末》“最具盛名”的“时评版”主编鄢烈山，在荣获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杂文大奖”后，欣然写下自问自答的“领奖辞”——《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杂文选刊》2005年2期），其中的重要观点是：
1、 中国已取得人权巨大进步——“现在，中国不再讳言人权，不再拒绝‘人权对话’，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成了光明正大的词语。这种时代的巨大进步，是我的这本集子能获奖的重要前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们最该感到欣慰的。”
2、 中国已进入“公民写作”时代——“将‘公民写作’的新概念引入杂文创作。不仅是杂文，别的写作，只要是个人的而非职务性的，应该都是‘公民写作’。换句话说，公民写作是个较大的概念，杂文写作是较小的概念，‘公民写作’包括杂文写作，杂文写作应当是一种公民写作，即以‘公民写作’为前提。”
这真是“一部红楼梦，才子看见佳人，革命者看见排满”，当李锐在说：“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中国是一个在专制政体下生活得太久的国家，这个从来没有被割断过的黑暗的专制深渊，无论怎样估量和批判都不会过分。所以，我更愿意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南方周末》著名的“时评家”鄢烈山先生却看见的是“中国人权巨大进步”和“我手写我心”的“公民写作时代”。李锐所感受到的“当极端的权力要大家闭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强加的事实，大家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已经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回避和简化。于是，大家可以发出的批评和火力就都对准了‘可以谈论的话题’和‘被允许的批判目标’”，鄢烈山是丝毫“没会到”。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