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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1958年“大抓捕”解密
目录
“大抓捕”历史文件有八个
“反封建斗争”为了“先发制敌”
“大抓捕”共计55天
“肃反审干”是“大抓捕”的直接导火索
神秘的“五人小组”
“组长”高超的编造艺术
无用的“甄别”与有高效的“严惩”
根子在“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
“大抓捕”历史文件有八个
2005 年3月23日，《新世纪》网首发了我的6万字长篇访谈：《每一个“舅舅”都该对“外甥”忏悔！——铁穆尔谈《1958年笔记》尧熬尔（裕固族）惨绝人寰的“大改名”、“大抓捕”、“大搬迁”背景》，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一些读者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我询问有关“背景中的背景”。因为铁穆尔的“文献文学”《1958年笔记》⑴，只纪录了“大改名”、“大抓捕”、“大搬迁”运动中受难者及其家属的悲惨见闻，对于官方到底是如何动作的秘密，揭示不多，以致人们不明白——“1953年7月24日，在中国甘肃省张掖地区肃南一带（东西海子沙滩一带）生存的尧熬尔（亦称撒里畏吾尔）民族，突然被政府（汉族为主的执政者）在一个会议上宣布：尧熬尔民族自即日起，改名汉语‘裕固族’，以寓意‘富裕巩固’；5年后，1958年10月，‘裕固族’全体人员（约4000人），被分别以村（生产队）为单位集中开会，在汉人为主的‘工作组’主持下（‘工作组’都拿着枪），当场由‘工作组’负责人给每一个‘裕固族’人‘派发’汉语姓名——‘裕固族’人本来的尧熬尔语言姓名，从此不许再使用，违者‘依法严惩’；同时对尧熬尔民族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抓捕’、‘大搬迁’等血腥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专制运动……”⑵——这样的专制行为政府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找到了一些今天可以公开的政府文件。通过对这些尘封近四十年的官方秘密文件的研究，我发现了“裕固族”1958年“大抓捕”的一些秘密。
我眼下主要研究的“裕固族”1958年“大抓捕”历史文件有八个——
1、1980年2月23日——《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文件（肃党发[1980]24号，1980年2月23日）⑶
2、1980年3月10日：中共张掖地委（批复）[1980]2号——关于对肃南县委《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1980年3月10日，中共张掖地委秘书处 1980年3月13日印发）⑷
3、1980年3月23日：——《关于公开平反所谓以阿其堪布、白杨管家为首的两起反革命阴谋叛乱集团案的通知》（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文件，肃党发[1980]3号，1980年3月23日）⑸
4、1958年6月27日——《肃南自治县肃反专、定工作进行报告》[（58）048]（中共肃南县委五人小组1958年6月27日，主送县委、地委五人小组，抄送五人小组成员、办公室存档，共印8份，[盖小号圆章]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 五人小组。⑹
5、1958年8月8日——《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总结报告》（总号[58]079 1958年8月8日印发，机密，主送中共张掖地委五人小组并报县委，抄送：组织部、审干委员会、生义、尚武、德茂、遐志、水明、占雄、世才、存档，共印13份。）⑺
6、1958年8月25日——《肃南县委关于打击反革命的行动决定》（1958年8月25日，盖小号圆章：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⑻
7、1958年9月10日——《关于当前打击反革命的情况和任务》——乔生义同志在1958年9月10日电话会议上的讲稿（乔生义时任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任期为1953年7月—1960年2月，汉族，陕西省人。）⑼
8、1958年10月19日——《肃南自治县打击反革命情况报告》（1958年10月19日，[盖小号圆章]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⑽
“反封建斗争”为了“先发制敌”
1980年2月23日，根据中发[1979]52号、中发[1979]96号文件⑾精神，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向中共张掖地委上报了一份报告——《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肃党发[1980]24号），正式提出要为“裕固族”1958年“大抓捕”运动平反——“大抓捕”在官方文件中一直以“反封建斗争”替代。
“请示报告”第二自然段说——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在甘南、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在这一影响下，当时对我县的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估计，在全县范围内也开展了先发制敌的打击阴谋叛乱和反封建斗争，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斗争扩大化，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党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遭到破坏，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这一节中有两个要点：
一是将“大抓捕”起因定为“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在甘南、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是为了“打击阴谋叛乱和反封建斗争”而采取的“先发制敌”的行动。
二是将“大抓捕”冤案的责任人含糊其辞，在说“当时对我县的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估计，在全县范围内也开展了先发制敌的打击阴谋叛乱和反封建斗争”时，故意将主语隐去，是谁“当时对我县的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估计”？是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还是中共张掖地委？甘肃省委？还是中央？语焉不详，故意掩盖责任者。
但这一节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透露了“大抓捕”并非真的发现了什么“敌情”，而只是为了“先发制敌”。
“大抓捕”共计55天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先发制敌”而“大抓捕”呢？现在从文件中可知其准确时间是从1958年8月25日开始——这有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1958年8月25日下达的《肃南县委关于打击反革命的行动决定》为证——
“这次全县分三批打击反革命200名左右，第一批93名（另附名单），8月27日至月底完成；第二批80名左右，9月10日左右开始捕捉；第三批20名左右，主要是通过辩论揭发、诉苦和扩大线索把漏掉的和冒出来的反坏分子抓净。这一段工作要求10月底基本完成，抓不彻底决不收兵。”
从后来——1958年10月19日——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上报的《肃南自治县打击反革命情况报告》来看，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是严格按照“决定”的计划完成任务的。也就是说，整个“大抓捕”主体行动是从1958年8月25日至10月19日，共计55天。
这55天做了一些什么事呢？1980年2月23日，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向中共张掖地委的《关于处理一九五八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肃党发[1980]24号），虽然与尧熬尔（裕固族）学者铁穆尔的调查相比，“大抓捕”人数由800减为358人，有轻描淡写的官场通病，但其披露出来的一些细节数字仍然触目惊心——
“反封建斗争一开始，就抓住了所谓的以阿其堪布、白杨管家为首的两起反革命阴谋叛乱集团案，追根朔源，逐步扩大，在全县开展反对隐藏在民族宗教界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的斗争。对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作为重点进行打击；对内部掌握的牧主不分其表现，政治上一律给予打击，经济上采取清算没收；对有一般历史问题或家庭成分高、与‘叛乱案’有社会关系牵连的干部、群众人人过关，批判斗争；对党的政策认识不清，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的干部、群众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县级机关职工中以斗争会、辩论会、干部政训班等多种形式，迫使所谓有问题的干部、群众交待问题；对交待出的问题，抓辩子、打棍子，造成扩大化。整个平叛、反封建斗争中全县遭受批斗、开除公职、戴帽子和捕办的各类人员达八百多人。其中：逮捕法办三百五十八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一万二千八百一十人的百分之二点八；少数民族三百人，占少数民族人口七千七百八十七人的百分之三点八；干部三十一人，工人五人，科技干部十七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五十八人，运动中先后自杀八人，如原自治县县长安官布什加（民族上层、裕固族）、县政协付（副）主席安进朝（民族上层、裕固族）等人，怕遭残酷斗争而自杀。二十五名政府委员中，九名被捕，占政府委员的百分之三十六；三十五名政协委员会，有二十二名被捕，占政协委员的百分之六十三。与此同时，县上办了两期干部政训班，共参加一百三十人，除批判斗争外，受警告以上处分的占百分之七十，其中，开除公职的二十五人，法办劳教的八人。对以上问题，我们先后于一九六二年贯彻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时和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了复查纠正。六二年县委决定，平反了以阿其堪布、白杨管家为首的两起‘叛乱案’；对三百三十一名捕判人员进行了复查。其中，平反一百六十八名，改判九十七名；对五十四名受处分的干部、职工也进行了复查，但对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的结论问题，牧区重划阶级或（成）分时错没收清算的财产退赔问题、因冤假错案被开除公职的干部、职工复职问题等，都因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而没有彻底复查落实，两起‘叛乱案’虽已平反，但当时没公开宣布，现虽时隔二十多年，其流毒和影响至今没有肃清，上访人员日益增多，不安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不少干部、群众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
“肃反审干”是“大抓捕”的直接导火索
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1958年8月25日下达《肃南县委关于打击反革命的行动决定》之前，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已持续了7个月的“肃反审干”运动。
据1958年8月8日“中共肃南县委五人小组”的《肃南自治县肃反运动总结报告》（总号[58]079 ）说——
我县的肃反运动，是在整风双反运动最高潮的基础上，从元月份开始肃反运动的，七个月以来顺利地完成了两期肃反。这是由于省、地委五人小组的正确领导，省、县党代会议以及乡村社会主义辩论等的有利形势，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下，地委工作组帮助下，在全县党政企事业的四十七个单位的汉族干部、工人、勤杂以及小摊贩中开展了肃反运动，参加运动的有418人，占总人数的81.8%，贯穿了内部肃反的五个阶段，既查出了一批反、坏分子，又挖掘了普通反革命和反动分子，也弄清了许多人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进一步纯洁了革命队伍，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农、牧业有着极大的意义，这是成绩的方面。但是由于我县第一次开展肃反，加之情况复杂，任务大，单位分散，力量弱，干部档案不全，材料不足，领导与专干缺乏实际经验，因此三月以前的准备工作开展迟缓，对专干的右倾思想批判不深，取阅材料质量不高，工作效率很低，有游山玩景的现象。小组斗争中，个别小组方法不当，产生了指明问供和“顶牛”等现象，所有这些由于县委领导重视和地委工作组的积极主动帮助下，五人小组及时作了纠正，因此运动的进展基本上是顺利健康的，为了说明七个月以来的详细情况，现作如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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