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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何不反鲁迅？——八驳“公民写作”
今天的“抬胡贬鲁”或“扬鲁批胡”，皆是想破坏鲁迅与胡适的共生态——承认任何伟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也是有限的，是鲁迅与胡适能够互为共生因素的前提——中国近五十年来，再也没有出现鲁迅与胡适，就是这种以为某一个伟人、哲人拥有绝对可靠和足够的精神能力和理性的“抬胡贬鲁”或“扬鲁批胡”思潮在作怪。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鲁迅没有了，胡适也见不着真影，只有焦大似的假鲁迅，只有强令一切人都进行“公民写作”的伪胡适！
——提要
目录
1、“战士次于公民”的怪论
2、胡适常常“偶尔见峥嵘”的战斗姿态
3、《鲁迅日记》中，有四十处纪录与胡适的交往
4、“胡、鲁友谊高峰”却在1924年6月26日之后骤然冷却
5、鲁迅的批评只有23.5%涉嫌“刻薄尖刻”
6、鲁迅对胡适的思想批评共9次
7、鲁迅对胡适的“政治批评”
8、鲁迅与胡适的文化学术争鸣
9、鲁迅对胡适的“意气批评”有4次
10、鲁迅在学术文章中引证胡适观点3次
11、任何伟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也是有限的
1、“战士次于公民”的怪论
不知为何，“扬胡抑鲁”之风近来日盛一日——作为“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纪念活动之一的中国作协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大会（定于2005年 5月在深圳召开），已准备了一个新闻热点：新晋鲁迅文学奖“杂文大奖”得主鄢烈山，在“领奖辞”（1）中疾呼：要用“公民写作”取代“鲁迅风”杂文写作 ——“与‘公民’相对立的有四种人”，“鲁迅就是第四种人”，鲁迅是公民的对立面。当这一观点受到许多“鲁迅风”热爱者的质疑，鄢烈山仍然坚持说，他至少要“先胡后鲁”。因为鲁迅是战士而不是公民。“对于‘晚年’或者说思想定型期的鲁迅来说，他的自我定位就是精神界、文化界、思想界的‘战士’，……用杂文作‘投枪’、‘匕首’，进行韧性的战斗。”“这种奴隶的反抗，‘战士’的反抗，与主张平等的权利，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压迫者，只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的公民的诉求，思路差距岂可以道理计！（2）”在鄢烈山的逻辑看来，公民里面没有战士，战士不能成为公民——公民与战士水火不容；一个人只能非此即彼，不能兼容战士与公民。
对于这种“战士过时”和“战士次于公民”的怪论——无视当今世界一些已建成公民社会的民主国家，依然在大力培养战士、崇敬战士：既培养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战士，更培育促进文明进程的精神界、文化界、思想界的‘战士’，如民权领袖、黑幕曝光者、独立作家、自由新闻工作者，这类战士实为优秀公民——无须细驳，只要细想想，胡适为何不反鲁迅——胡适一生从未就鲁迅对他的批评进行辩解或反驳，就可以知道，今天的“抬胡贬鲁”，一如昔日的“扬鲁批胡”，皆是在分裂“五四精神”，致“五四精神”于绝路，皆是“不知鲁迅，何论胡适”。
历史的真相是，鲁迅与胡适，双峰并立，相反相成，相依共生，同为“五四”新文化精神导航的“路标性人物”，代表着“五四” 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两个方面：胡适倡导以“白话文运动”进行“文学革命”（3），终结国人以文言文运思和构思而产生与经验世界相脱离的意型，以“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 之“科学方法” 启蒙新学术研究和新社会秩序，进而从体制内“和平地人功促进”自由主义；鲁迅则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与弱势群体血肉相联，奋勇呐喊，以“为人生的”（4）新小说、新杂文永远“对权力说不”，通过文化批判、社会批判、政治批判深入到人性批判，从体制外激烈地推动国民性改良与体制变革。鲁迅与胡适的共同点是：厉行“文学革命”，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专制，追求民主自由，提倡对社会对人生存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其不同之处在于，鲁迅乃“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性情激进的“体制外”（“轨道外”）思想家战士，胡适是“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包罗“充分西化”（“充分世界化”）或“根本西化”的秉性宽容的“体制内” （“轨道内”）学者型战士；鲁迅着力人性彻底改良，胡适着眼社会秩序渐进。“以硬碰硬”与“以柔克刚”，“惊涛裂岸”与“滴水穿石”，“体制内引导”与“体制外推动”，“性情激进的思想家战士”与“秉性宽容的学者型战士”，人性彻底改良与社会秩序渐进，这都是古今中外任何成功的社会运动所必须的两面，缺一不可，相得益彰，共生则共荣，伤一则双失；一如大自然之亿万物种，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多少之平衡——无所谓孰优孰次，谁先谁后。“扬鲁批胡”是贬损“五四”，“抬胡贬鲁”亦是贬损“五四”；“鲁、胡并进”才是光大“五四”。
这一视角正为许多有识之士注意。2005年4月20日，网上就有论者说：“鲁迅与胡适当然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两座高山。如果说胡适代表一种保守的、改良的、实用的政治秩序的建构的努力，那么鲁迅的存在可以说是对这一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质疑。它们表面上相互对立，但实际上从整体上看是融为一体的，差的只是一个能够将他们统一的政治――文化秩序。在这里，文化批判本身已经构成了政治秩序背后的制度文化的一个否定性之维。可以说鲁迅和胡适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社会角色上，都构成了一种可贵的平衡。（5）”
2、胡适常常“偶尔见峥嵘”的战斗姿态
如果有人认为，说鲁迅是战士，众所周知；称胡适为战士，有何依据？那么请想一想，胡适常常“偶尔见峥嵘”的战斗姿态——
１９１９年6月，胡适在《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的“首举义旗之急先锋（6）”——是不是战士？
１９２９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进行“评判”：“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并尖锐指出：在对待“文化革命”的立场上，“国民党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连北洋政府都不如（7）”——这可是非战士者之论？
１９３０年，胡适脾气又“偶尔见峥嵘”——《新月》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给陈布雷写信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们心服的。”陈布雷为此约见胡适，胡适却不去，有人劝他去，他说：“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8）”——这是不是战士的一击？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已过花甲之年的胡适，又发了一次“脾气”。他当面批评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9）”——此说是不是勇敢的战士之言？
胡适后来又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又批评蒋介石破坏言论自由关押雷震（10）……这些战斗难道都不能说明，胡适也常常是一个以学术为武器的批判专制的战士？难道胡适的这些“偶尔见峥嵘”的战斗姿态没有在客观上支持鲁迅“永远对权力说不”之精神？！
正因为胡适与鲁迅虽然目标不同，路径不一，但皆有战士本性，共生则共荣，伤一则双失，所以尽管鲁迅对胡适一再激烈地批评，但胡适从不反驳鲁迅，仍要客观地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鲁迅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是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鲁迅逝世后，胡适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许广平的推荐，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并积极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奔波效力（11）——如果胡适真的与鲁迅不属“物以类聚”，许广平会请胡适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
当胡适的学生苏雪林无所顾忌地往鲁迅身上泼脏水，并自以为得意地认为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时，胡适毫不留情地对苏予以批评说，“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12）”胡适大约深知，他与鲁迅从“和而不同”走向“相反相成”，于国于己，皆是有利的“共生”。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却始终将胡适与鲁迅“分而治之”，先是“扬鲁批胡”，如一九八0年以前的“毛泽东时代”，“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致声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劳。”后来则“翻烧饼”而“抬胡贬鲁”，说鲁迅“尖刻多疑”，“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13）”。
事实呢？全出于这种不知“共生大道”的俗套之外。
3、《鲁迅日记》中，有四十处纪录与胡适的交往
胡适从不反驳鲁迅，也许首先是他忘不了与鲁迅共同推进“文学革命”的“五四”情谊。细读《鲁迅日记》，鲁迅支持胡适研究“中国白话文学史”，推进“白话文运动”的“共生”友谊，历历在目。
现存《鲁迅日记》（14）中，有四十处纪录与胡适的交往——从1918年8月12日至1926年8月4日，鲁迅收胡适信19封，回复16封，具体时间为：
1918年8月12日“收胡适之与二弟信”；
1920年11月27日下午“得青木正儿信，由胡适之转来”；
1921年1月3日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
1921年1月25日 “夜得胡适之信”；
1921年2月7日“夜得胡适之信”；
1922年2月1日“上午得胡适之信”；
1922年2月2日“午后寄胡适之信”；
1922年3月6日“晚得胡适之信”；
1923年1月6日“午后寄胡适之信”；
1923年2月5日“胡适之寄《读书杂志》数枚”；
1923年3月14日“午后得胡适之信并还教育部之《大名县志》”；
1923年3月18日“午后寄胡适之信”；
1923年4月17日“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
1923年9月1日“下午以《呐喊》各一册丸山及寄胡适之”；
1923年12月22日“赠玄同、幼渔、矛尘、适之《小说史略》一部，吉轩《呐喊》一部”；
1923年12月28日“得胡适之笺”；
1923年12月29日“寄胡适之信”；
1924年1月1日“上午得胡适之信并文稿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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