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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关”变为“腐败关”——三谈撤除“深圳柏林墙”
2002年8月1日，香港媒体关于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倾向撤除"深圳二线关"的消息传播开来后，人们对深圳二线关从"改革关"变为"柏林墙"，从改革标志变为腐败象征的意义看得更为清楚了。
深圳有识之士认为，1993年，当袁庚彻底从蛇口工业区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深圳市完全收回对蛇口工业区的自治管理权，深圳市终止"不设人大、政协等体制改革"的探索之时，深圳二线关的历史作用就终结了。在此之前，深圳二线关是一道为深圳改革探索保驾护航的特区防卫网，而在此之后，它只是深圳继续改革开放一个障碍，并日益沦为腐败与低能的象征。如果说有人强调"二线关"的重要作用在于它给香港治安加上一条保险锁，那么，在1997年7月香港回归之后，深圳二线关的历史作用也该彻底结束了。然而，整整十年了，深圳二线关至今仍然存在着，尽管北京曾来人调查"二线关"，深圳高层对坚守二线关口气出现了松动，但是根据深圳现有的缓慢办事效率，可以预计，正式撤除深圳二线关的日子，仍然需要令人痛苦的等待。
从"拦路虎"变为"改革关"
深圳二线关的设立，最初的动议来自于1979年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这位副总理本是为了反对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关于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的提议，出了一道难题：要设立深圳特区，非在周边圈立一道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安全线不可，以保证特区的改革不冲击内地。但当时中央和广东的改革者却受到了这道难题的启发，认为既然特区内要有许多借鉴资本主义的特殊政策和生活方式，就有必要建立一道"深圳二线关"，以缓冲一些内地人对改革试验的不理解。就这样，"7000公里的铁线网"从拦路虎变成了改革关（当然，实际上深圳二线关只需要90.2公里的铁线网--二线西起南头区安乐村海边，东至梅沙背仔角海边，全长共90.2公里。在这90.2公里的沿线上，一共建有八个检查站，分别是：南头、同乐、白芒、梅林、布吉、沙湾、盐田、背仔角。）。而这个"二线关"从1979年秋提出到1980年夏定案，不到一年时间。相比之下，今日议论撤除深圳二线关，若从1997年有关人士议论纷纭算起，已有五年；若从2000年深圳人大政协委员上交提案要求撤除，也有3年。按说，撤关比建关要简单得多，当年建"二线关"所需资金要1.35亿元，费时4年；而今撤关，只需一纸公文，开放各个关口，无须马上挖掉铁丝网（铁丝网大可留作纪念），不须花什么钱，反而却是如此缓慢艰难。若是再比较一下当年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速度，更是令人叹息--1978年12月，中央收到交通部和广东省的联合请示报告：要求在当年还称作宝安县蛇口人民公社境内，划一两平方公里，由交通部香港招商局举办工业区，以发挥大陆劳务、土地的优势和招商局长期从事海外经营的优势，引进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促进工业的发展。对于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关全局的改革方案，以邓小平为中枢的党中央在1979年2月就批示同意，立即破土动工。总共只用了两个月时间研究。而且，仅仅五个月后，1979年7月，"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做出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蛇口工业区被划为深圳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谷牧语）以今日撤除"深圳二线关"的议案五年无结果来对照深圳改革史，可见"三天一层楼"、"一天办好调动"的"深圳速度"，早已随深圳早期改革者的消逝而丧失贻尽，"深圳二线关"难撤现象，是"深圳内地化"，"深圳已比内地更内地"病态的经典体现，大有病入膏肓之势。
"改革关"的立关之本
翻开深圳改革史，人们可以看到，1986年深圳二线关全线建成时，当时深圳特区与内地有几大鲜明特别之处：
其一，高度精兵简政的深圳特区政府机构设置有别于内地。当时深圳市不像内地搞"五套班子"，1990年以前只有市委和市政府，而没有人大、政协，此举是实施"小政府大社会"的重大改革与探索。然而今日深圳网站对当年的深圳政治改革却给予了否定的记述--"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986年7月开始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86年7月1日，广东省委组织部任命周鼎同志为深圳市人大筹备组组长，召开筹备组第一次会议，建立筹备机构，开展筹备工作。在此后近三年中，筹备工作进展较缓慢，主要原因是作为国家第一个经济特区，政治架构改革的探讨正在进行；特别是深圳市区一级的行政建制尚未确定，当时特区内设罗湖、上步、南头、蛇口和沙头角五个管理区，均由市政府派出机构管理，没有建立一级国家政权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市若作为不设区的市建立人大，就和县一级政权一样，需进行直接选举，每届人大任期只有三年，这与我市的规模和政治、经济地位不相适应。深圳经济特区经过10年的改革和发展，城市建设已具相当规模，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伴随经济改革进行的政治架构改革的探讨趋于成熟。1989年2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要求深圳尽快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3月11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市人大筹备工作的有关问题，并对市人大筹备组进行了调整，秦文俊任组长。1990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市设立福田区、罗湖区和南山区的建制，建立了区一级国家政权。随即于3月调整充实了深圳市人大筹备组领导成员，周溪舞任组长。从此，市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90年4月，深圳市人大筹备组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办事机构，设立了市选举工作办公室和市人大筹备组办公室。制定了《关于筹备召开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计划》和《关于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和产生办法》，成立了福田、罗湖、南山三个区的选举委员会（市辖宝安县已于4月完成了代表换届选举）。至8月上旬止，三个区基层选举工作结束。成立了新的区县政权机构，选举了247名出席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 1990年12月，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是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市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按照法律规定，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行使国家权力。"
透过这段否定的叙述，人们仍可从中看到当年深圳特区进行体制改革的蓬勃朝气--对于空有其名的"橡皮图章"人大政协，深圳人以为不必多此一举。通过放松体制管制和鼓励舆论民主监督，可能比建立形式主义的代议机构更有效。
其二，深圳特区当年允许"特中再特"--深圳特区之中的蛇口工业区，曾是一块独立于深圳市的改革试验管，1990年前的蛇口工业区，有独立的人、财、物、治安自治和制度创新的改革权力。因此，蛇口工业区能够率先探索出"人才自由流动--市场招聘"、"干部竞争上岗民主投票定上下"、"取消住房单位分配"、"新闻自由"等政治改革经验，由此带动深圳，影响全国。
1997年10月11日，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历史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序《袁庚在蛇口纪实》）一文中说--在特区中，深圳发展的速度最快，……在深圳特区里，蛇口工业区锐意开拓，刻苦实践，一马当先，产生了不少"首创"和"第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的提出，以及它包含的新观念、新办法、新作风，在全国得到广泛认同。"蛇口模式"，给人们以深刻启迪。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袁庚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老同志，在改革开放中又立了新功。由他牵头的蛇口工业区的建设者和经营者们，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当年深圳不允许蛇口工业区独立锐意开拓，深圳特区就会减少许多改革特色。
其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市有比较接近现代民主法治的言论自由。当时《深圳青年报》可以发表《我赞同邓小平退休》的百姓意见；《蛇口通讯》可以发表批评蛇口"一把手"袁庚的批评文章；蛇口打工者,可以公开和李燕杰等北京思想导师辩论；蛇口职工可以公开竞选蛇口工业区领导岗位。
有一份历史资料这样记载了当时的蛇口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改革一开始就是和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的。1985年2月5日，创刊两个月的小报《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给袁庚送来试刊第2 期的报纸。袁庚对韩耀根说: 《蛇口通讯》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于是，这条意见不胫而走。在此指示之前，袁庚已经多次就"权利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等问题大发感慨。蛇口工业区创建之初，他在干部培训班授课中就指出："干部培训毕业就进入大大小小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进入大大小小的权利圈子中去。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权力对人往往有副作用，像抽鸦片烟，越抽越上瘾。"
1985年2月28日，蛇口机关报《蛇口通讯报》试刊第三期，发表了一封批评蛇口工委书记袁庚不懂管理的群众来信。发表之前，来信曾摆到袁庚案头，袁庚批示全文照发。这不是简单地发表一封群众批评来信，其意义的重要性在于，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地方，其传媒可以自由批评当地党委领导的"一把手"。袁庚是大度的，他说，蛇口人只要不搞人身攻击，不反党害国，什么言论都可以在当地传媒发表。
蛇口此举，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人民日报》等海内外传媒关注，纷纷予以报道评论。一时间，中国民主法制的新潮风行大江南北。此后，《蛇口通讯报》几乎期期都有批评当地领导干部的文章，甚至有人要求蛇口再不能让"袁庚一人说话太多"。
1989年的蛇口人甚而大谈"袁庚之后"的话题。有人竟然赞同袁庚可以退休。一时间民意踊跃，群情振奋。
1988年1月13日，一帮青年人与北京的三个青年思想教育权威"自由对话，自由讨论"，结果激怒了三位权威，由此引发了持续３年之久、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众多传媒参与讨论的"蛇口风波"。袁庚就此"风波"对《人民日报》记者所说的一番振聋发聩的话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
此外，深圳当时还有许多特殊的优惠经济政策。
正因为深圳有上述实实在在的真正改革，所以当时深圳二线关赢得了"改革关"的尊称--关内是先行大胆改革的试验区，关外是有待启蒙的传统区。尽管人们过关很难，但人们心悦诚服，因为人们经过关之后，能在深圳特区真正享受内地所没有的特别的改革风尚。可是而今，内地人经过一番周折进入深圳，看到的是和内地一模一样的体制雍肿、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这怎么叫人心理平衡呢？其实，人们并不是害怕过关麻烦，而是经过难关后，得不偿失，这才是人们大叫过关难，"二线关是腐败关"的要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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