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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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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乾隆初期的人权“巨大进步”——五驳“公民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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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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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奸时代”未远去


   
   朱健国
   1997年5月15日撰写此文时,以为它不日速朽。不料近读鄢烈山因获“鲁迅杂文奖”而大颂“中国人权巨大进步”、大贬“鲁迅风”和帮助“有司”强推“公民写作”,才知拙文仍可为鄢烈山之类的“苦口良药”。鄢既称与我有“市道之交”,且不负厚望将此旧文回赠。
   ——题记
   文人常被执政者“诱奸”,这是梁任公的发现。“诱奸时代”未远去,则是我读李辉《风雨中的雕像》(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版)的一点后知后觉。因此,想和李辉商榷一个问题:能否对被“诱奸”过的当代文化名人,多作一些批判?
   梁任公的“诱奸”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认为,“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武力制服那些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却在他们身上。”(P18)出于这种“远见”,满清皇上们便对文人学士们采取两种策略,一为“诱奸”,软摧残;一为大兴文字狱,硬打击。何为“诱奸”呢,就是先以乌纱高位等引诱文人出卖良知,放弃独立思想,为执政者歌功颂德,吹牛拍马,当“南书房行走”;而后,一旦“那群被‘诱奸’过的下等“念书人”,不大用得着了,于是板起面孔,抓着机会便给他们点苦头吃。其对于个人的操纵,如陈名夏、陈之遴、钱谦益、龚鼎孳那班贰臣,遭蹋得淋漓尽致。”(P19)在这之中,“两朝领袖”钱牧斋最是典型。他在降清后,锐意为清朝立功,骗在杭州的潞王归顺大清。清朝对他大加赞赏。但骗局成功后,钱牧斋自以为功可入阁,可是等到顺治三月也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一个五品左右的小官。不久又借故把他下了大狱,一坐6年。最后,即便他死去,也还不忘专设“贰臣传”,在清史中永远地羞辱他。其“诱奸”之狠毒,真是应有尽有。按说,大清既如此伸张正义道德,讲究“从一而终”,那当初又何必要招降纳叛呢?既招降,诱奸了钱氏,那便也就姑念其投诚受奸之苦,善待而终吧,可又偏要大批其“贰臣”,如此“始乱终弃”,何其酷也。
   清执政者对“贰臣”们如此深恶痛绝,理应对那些坚持“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仁人志士褒奖关怀,可是恰恰又采取大兴文字狱,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案,一时名士如潘力田、吴赤泻等70多人遭难,不久又有顾亭林于济南下狱,黄梨洲被悬购缉捕……这种疯狂的硬打击,便把更多的文人逼往“诱奸”之道。清廷深知,硬打击易给当局抹黑,而转用“诱奸”摧残,则既能尽快摧毁“社会良心”知识分子,又能给自己贴金━━朝廷最终并不喜欢这些堕落走狗似的文人呀,从而造成“社会良心”临终失去民心民意,彻底消亡。
   曾以为梁启超所论的那个“诱奸时代”,已随着辛亥革命而远去。但是读罢《风雨中的雕像》,细想其中关于老舍、吴晗、田汉、邓拓等文化名人的命运的描述,不禁惊恐,这些当代文化名人们,似乎依然未逃脱“诱奸”的悲惨命运。
   不能不佩服李辉的精细考证,他把一代文化大师被“诱奸”的真实细节一一钩沉陈列。“老舍在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根据真人真事创作配合肃反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P88)不仅如此,“从不愿修改已经发表作品的老舍,最终亲自修改起了《骆驼祥子》。”他修改了什么呢?把最体现自己独立思想、最体现原著悲剧精神的精采文字删掉了。有一段被删除的精辟议论是这样的:“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糊糊地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死岗子去。”(P90)
   老舍为什么要作这样越改越差的“修正主义”修改?只为迎合那时当政者关于工人阶级只有美好的理论。一步一趋迎合执政者的喜好,老舍其实也就是一步一步掉入了“诱奸”的陷阱。虽然在“诱奸”的过程中,他曾得到“新时代创作标兵”“人民作家”、“人民代表”等等时髦锦衣和“高级化妆品”,但不久,他就“门前冷落车马稀”,失宠成罪人,唯有自沉太平湖……他牺牲了自己的情操,牺牲了自己的思想,得到的却只是人民的“贰臣”、“人民的敌人”、“牛鬼蛇神”。好似一个美女,离开了自己的“前夫”(人民),投靠了一个强人,可是强人在蹂躏之后,居然又逼他自杀了。女为悦己者容━━中国的文化人多半像女人,总是爱用才华变色相,招徕强人,结果又多半为强人先侮后弃。这就是老舍命运的实质。
   如果说老舍等名人被“诱奸”,尚因作家们太天真,不懂历史,可是一代明史专家吴晗,何以也一样被“诱奸”了呢?吴晗可是专门研究过“诱奸前辈”钱牧斋的呀!其《社会贤达钱牧斋》写得多精采呀。那时还是1948年。然而鬼使神差,如此清醒的吴晗先生,依然跟着一大群“新文人”们一步一步走向“诱奸”之途。
   吴晗的“诱奸”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辉考证得清楚,那是从修改的《朱元璋传》开始。《朱元璋传》一共改了四次,从1948年送呈毛泽东提意见后,就开始了“不要把朱元璋写得太坏”,“不要把红军组织者彭莹玉写得功成身退”,“要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写,等等,这一次二次修改,最终是把原著的精采独到改成了“皇上”心中的朱元璋了。李辉从40年代最初的《朱元璋传》中看到了后来的《朱元璋传》所没有的独到卓识:
   “在《朱元璋传》中吴晗花费最多笔墨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做了皇帝后的朱元璋的刻划,全是围绕这一点展开。他曾用文学的笔墨,生动地描写了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腿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P35)这描述真是先见之明,多么像20年后文革时,吴晗等一批文化人的受难画像啊!。
   “不过,写得最精采的还是对朱元障之所以大兴文字狱的性格分析。传记的最后一节是《晚年的悲哀》,他这样描述出朱元璋‘高处不胜寒’的精神状态:‘母族绝后,妻族也死绝了。到文正被杀后,诸子幼弱,基业还未稳定,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剌他。从得了大权,做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这一节,又是多么先知先觉啊,提前写出了20年后文革中“伟大导师”的“高处不胜寒”。
   这样难得的真知灼见,终于被“诱奸”而殁。朱元璋的形象一步步变好,文字狱的残酷一次次减弱。只是因为,过去的朱元璋,可以说是影射蒋介石,而当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朱元璋就有影射新主之嫌了。本来有这个影射,有这个历史制约,很可能使“人民救星”有所借鉴自制,然而终于“诱奸”而去。一部佳作,最后阉割成平庸无奇。
   仅此而已,也罢了。不幸的是“诱奸”在步步深入。胡适本是吴晗的恩师,是胡适指点欲攻汉史的吴晗:“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明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吴晗复信表示了莫大的感激:“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P38)如此近乎赞歌的感恩信发出几十年后,吴晗在被“诱奸”之中,居然说出了钱牧斋似的语言━━“1962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强调的是自学……他这样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P39)这时的吴晗,分明和投靠清廷的钱牧斋一个腔调了,把先前恩师说得一无是处,一如钱氏把明朝骂得不能上口。正是在如此“诱奸”之昏态下,吴晗才写下了《海瑞罢官》━━他听说毛泽东要提倡学海瑞,便赶紧投其所好写海瑞,哪知正如清代一些文臣给皇帝祝寿,效忠词竟被误认为有讽刺而掉脑袋,《海瑞罢官》终于因为受执政者的特殊需要而作了替罪羊,吴晗最终也走到始乱终弃的“诱奸”未途,自己和妻女都先后含冤而死了。这个在不少公开场合大谈“红太阳”如何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见的学者兼副市长,终于尝到了他遵旨删去朱元璋文字狱酷事的恶果。如果我们不含恶意,民间一句“自作自受”、“作法自毙”的俗话,也未必不能送于吴晗。
   文人们为何如此难逃“诱奸”的恶运?李辉笔下的冯雪峰一语中的。“那是50年代初,儿子入党前填写表格,冯雪峰特地谈了自己的性格脾气。他建议儿子在‘家庭出身’一栏里,不要填‘革命干部’,而是填‘职员’。他说自己尽管参加过长征,做过多年地下工作,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其特性都是属于自由职业者的范围。”(P142)的确,众多文人遭“诱奸”,皆因把自己当作了“革命干部”,而忘记,文人本应是个自由思想者。“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身份和思想上都以‘自由流动’显其特色,我们在战国所谓‘游士’的身上也找得出这种痕迹。但中国的士多以‘道’自任,这就近乎西方古代和中古的宗教型知识分子了。”(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114)很可能,正是“以道自任”的中华文化传统,使新一代知识分子乐于以“革命干部”和“体制内”自居。倘若新一代知识分子既继承中华传统,“处士横议”,“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又破除“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的“伪现代化”,厉行“所有者自由”的“自由主义”和“共生主义”,人主想诱奸全体文人的企图就不一定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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