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世纪中国杂文真相随想
朱健国
1.
春节后收到一部新书，名曰《20世纪中国杂文史》。作者不断来信希望我“指谬”，友人来电希望尽快写一书评，且有报刊编辑把版都留好了。我翻了翻书，最后见书的扉叶上还印有“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便叹了口气，把书放下了。一部官修的杂文史，还能是杂文史么？什么书都可以官修钦定，但杂文这种“体制外思维”，可是只能在天高皇帝远的山野之处才可自由自在。尽管作者也算朋友，但是，“吾爱吾师，尤爱真理”，对于一本通行官话，滥采伪学，遵命显学的“杂文史”，实在少读为好。一本让人越说越糊涂的书，何必去浪费时间呢。
不料，前两天读梁任公，得到一段话，我马上改变了主意。那段话是这样的：“他（康熙）的怀柔政策，分三着实施。第一着，为康熙十二年之荐举的山林隐逸。第二着，为康熙十七年之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着总算失败了，被收买的都是二、三等人物，稍微好点的也不过新进后辈。那些负重望的大师，一位也网罗不着，倒惹起许多恶感。第三着为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能办到的，只得勉强将就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20）
像黄梨洲、顾亭林、万季野、全谢山那样的中国大学人，什么都可以放弃，可以不要，但是历史是不能坐失的。所以即使明知是“非我族类”的怀柔之学，也在所不惜，投入《明史》撰修之中。
和这样的祖宗相比，我算什么呢？为了真正有一本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不让杂文的真相、杂文史的真相为官人故为曲笔，掩真出伪，阉割误写，我也当尽一份薄力才是。
于是再细读《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下简称《杂文史》），开始尽我的气力，为这本混淆杂文真相，掩盖20世纪中国杂文史真相的官书谈一点意见，既与其作者姚春树、袁勇麟先生商榷，更就教于海内外真正的中国现代杂文研究专家。
2.
据说中国有几种文艺形式是无法对外翻译的，一个是京剧，一个是相声，还有一个就是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那样好，但据说怎么翻译，也不能让老外明白中国的杂文。
岂但是老外，就是国人自己，好多人也是始终未把杂文弄清白。当然，老外难懂中国杂文，是因为中国杂文中的隐喻、曲笔，非彻底明了中国社会环境、政治生态不可；而一些国人不明了杂文，首先一个难题是，怎么也弄不准杂文的定义与标准。大约从延安时代起，革命者中关于杂文的标准就开始争论不休，有说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武器，只能对敌人，不能对人民内部，所以鲁迅杂文已过时；有说杂文也可以批评的，但矛头不能向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怀着善意；有说杂文可大写赞歌，从“缺德派”变为“歌德派”的……五十多年来，争论不休，论战的结果是杂文理论书籍越来越多，杂文作品和杂文家却日见枯萎几尽灭绝。
在姚、袁《杂文史》里，作者宣布：“我们认为对杂文的较完整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对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杂文史》p5）
也许，在以往的杂文标准阐述中，这一理论貌似比较进步、公正了。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一百年来，中国现代杂文除了在三十年代以前有辉煌的起步与高峰，随后就每下愈况，在五六十年代全军覆没，直到八十年代才又有一丝悠悠活气，至今不能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为什么？姚、袁二人的杂文标准，其实早已为执政者所许可，所推行（虽有不同意见争论过，但大抵还是照此在实行），为何已有一个“较好”的标准，却没有产生真正的杂文？
闭门细想，终于省悟，原来这个标准依然似是而非。照这个标准，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杂文，不会再有“五四鲁迅”的杂文。试想，这个标准中的“假恶丑”怎么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心中的“假恶丑”是绝不会一样的，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杂文家，肯定得按照无产阶级制定的“假恶丑”来批判，来识别真善美，是耶非耶，几十年来从没有争明白过。“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已一再证明，有时候“无产阶级”认定的“假恶丑”恰恰是真善美。杂文家因此就被迫颠倒黑白，只能写如龚同文之流或“梁效”、“石一歌”之类的“杂文”。
为何李贽、公安三袁、龚自珍、魏源、梁启超、鲁迅等人能写出那样的好杂文呢？就在于他们写杂文时，不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判定杂文怎么写，他们只是以自由之精神，写独立思考之批判━━杂文的本质是反代圣人立言，我手写我心的独立思想。这种独立思想，既不听命于当朝，也不是事事代表什么反对派在野派的利益，而是一种超越任何党派、任何团体的独立意见。它既不是为了推翻当政者，也不是为了建立新王朝，纯粹是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而这种独立思想又以短小精悍、文采盎然、生动活泼而区别于学术与文学的其它体裁。
在“体制外”和显学外独立自由地思想、批判（并非一定就是真理），冲破压制、阻碍，曲折隐晦勇敢艺术地表达发表，这就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本质和标准。
而一切“体制内”的杂谈，不论其是“缺德”与“歌德”，是否代表“公民写作”，都只能是代圣贤立言的“新基调”，是“焦大之骂”似的准杂文、伪杂文。
是“体制外”思维还是“体制内”思维，这才是真假杂文的分水岭，试金石。
以此标准回顾20世纪中国杂文的兴衰，方可明白一点真相实情和奥妙。
3.
不懂真正的杂文标准，自然不可能看清真正的杂文史。
姚、袁《杂文史》共分五编：一编《从古典向现代嬗变的过渡》（1895━1917），二编《现代杂文的创立和成熟》（1917━1937），三编《现代杂文的全面发展》（1937━1949），四编为《建国后杂文的挣扎和沉寂》（1949━1976），五编《新时期杂文的繁荣和拓展》（1976━至今）。如果说，一、二编概括划分，还算大体有点谱，那么三、四、五编就不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1937━1949年，是中国政治剧变动荡的时期。从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开始，日本人的侵略就把全中国人民都推向了政治生活、战争生活。这种形势对于杂文的影响，便是杂文的极端政治化、党派化和民族主义。这时候，无论是上海孤岛的“鲁迅风”杂文流派，还是桂林重庆昆明的杂文作家群，都和在延安的杂文家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听命于一个在野党派的政治要求来写杂文。如果说，从“病中鲁迅”，即1930以后的“左联鲁迅”时期，鲁迅在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误导或代笔下，开始放弃先前完全独立思考的原则，大赞斯大林，大颂苏俄，让自己的杂文“进步”为真正的“遵命文学”，代“在野党”共产党立言的政治反抗状态，那么他这一时期的杂文便开始走向了杂文政治化、党派化。在“抗日”这面所向无敌的民族主义至上旗帜下，活着的杂文家都向政治意识形态缴了械，除了梁实秋、林语堂那么几个边缘人例外。自然，这种状态一时是看不出杂文政治化、党派化的弊端的，如果没有延安的杂文悲剧事件。可是偏偏在大敌当前的情形下，还是出现了“延安革命者”对王实味等人独立思想杂文的残酷大批判。
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的杂文，无非是说“革命圣地”延安，也还有不完满的事情，应该用“鲁迅风”杂文进行批判。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虽然极其喜欢鲁迅杂文，声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是因为在毛泽东眼里，鲁迅杂文既是反抗执政党国民党的，也是代表“在野党”共产党意见的；在毛泽东的心中，杂文只是“在野党”对敌斗争的工具。所以毛泽东这样解释鲁迅杂文：“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更希望鲁迅永远“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牛”永远是依赖主人的，没有什么独立性。
然而毛泽东这一解释是严重“曲解鲁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虽然体制外思维的杂文，既是个人主义的独立“私意”，也可是为人民大众代言的“公意”，但鲁迅1932年10月12日赠柳亚子的《自嘲》诗，其“偷得半联”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不过借清人洪亮吉溺爱三子的诗句“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表明鲁迅以对儿子的慈爱引喻到对自己独立意志的喜爱与坚守——这只要联系整首诗来看：“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就没有疑义了。可见，“左联时期的鲁迅”，虽然一面向在野党倾斜，一面也想坚守独立思想的底线。
如果说毛泽东为了政治需要，不但强行将鲁迅的“孺子牛”解释为“做人民大众的‘牛’”，而且还在前面还悄悄加上了“无产阶级”，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只是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代称，是暂时的在野党以后的执政党的代称。如此将鲁迅视为“没有入党的党员”的理论一出，谁还能再把“对敌斗争的鲁迅风”杂文用于延安呢？这是王实味等人至死也都没有明白的事。他们料不到，大兴“鲁迅艺术学院”的延安，已经不准对“内”运用鲁迅风杂文了。
一个“延安整风”，一个枪杀杂文家王实味，已把延安的杂文家们都强制改变了，而此时“国统区”的杂文家们，因为主攻任务依然是“反蒋”，当然还感觉不到杂文的标准已经变化，还不明白自己主动地进入杂文政治化、党派化的转变，已经给自己今后埋下了苦难的祸根。在“国统区”的杂文家们可能不知延安发生的事情，也可能知道了也来不及细品细想。等到五十年代后他们才明白，“延安杂文家的命运”注定要落到自己身上。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