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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焦国标与何清涟的分野—“阳光男孩”与“阴影女孩”
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初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欣喜不已，曾抱病为之在《纽约书评》上写书评，努力向西方推荐此书。但在中国人权组织风波发生之后，刘宾雁获知何清涟在这一事件中支持刘青的表现，叹息不已，因此问他的老朋友郭罗基（著名“自由化”思想家，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说不明白何清涟为什么是这样的人，郭罗基先生评论说：何清涟属于“有头脑，没良心”的一类，刘宾雁先生表示赞同。
——提要
网上近来有人常将何清涟与焦国标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不知这是大谬不然，混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者”。
表面看来，焦国标与何清涟的父亲皆为医生，皆有名校高学历，皆以文章著作倡导大陆向民主自由社会转型一度成为海内外引起强烈关注的焦点，皆是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的知识分子，都自称为像《皇帝的新衣》里边的那个“小孩”。但深入观察，其实一为“自为存在”的“阳光男孩”，光明正大；一是“定在”的“阴影女孩”，鸡鸣狗盗；两人的“主义”、人格大相径庭，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康德和黑格尔都非常重视“直接知识”和“思想的直接性”的“经验研究”，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且因而异于一般自然，即由于人知道他自己是‘我’，这就无异于说，自然事物没有达到自由的‘自为存在’，而只是局限于‘定在’（的阶段），永远只是为别物而存在。……自为存在现在一般可以认为是理想性，反之，定在在前面则被描述为实在性。”（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二版P212）——我在1998年4月写了《何清涟闲话随想》（经何清涟红笔删定后为65000余字），2003年9月写了《探访焦国标的思想背景》（56000余字），我对于何清涟与焦国标的深层认识，主要来自于对他们的当面采访及其后来的多次交往。正是有了这些“经验研究”，才发现“自为存在”的焦国标与“定在”的何清涟有九个不同——
一是“自由观”不同。
2005年3月30日先发于《美国之音》，后载于《新世纪》网的《东方：焦国标谈他为何被北大解职》一文，说：“尽管中国政府加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中国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仍然前仆后继，不断涌现出来，出现了像何清涟、焦国标这样深受青年大学生欢迎的教师。……”其实，焦国标与何清涟的分野，不仅仅在于何清涟只在地方专科学校湖南财经学院做了两年讲师，焦国标是在中国第一名校北大当了三年的副教授，更在于两人的思想追求有本质的分野：表面看来，焦国标与何清涟都在高呼自由民主，但何清涟是只知“唯一者自由”（只有自我自由）的“东方自由主义者”，在反对专制的同时，也反对任何对她的批评，以欲致任何反对者、批评者于死地的方式高唱“自由民主”——将压制她的专制者和对她进行了学术批评的同道一概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自称不惜运用“鸡鸣狗盗之术”——结果是最终与她批判过的毛泽东殊途同归，成为“先呼自由后谋专制”的“伪现代化者”；而焦国标则是倡导“所有者自由”（你我他皆自由）的“国际自由主义者”，既以视任何专制者皆为病态的疗救之心推行自由民主，又以视一切批评皆为有利，力倡宽容多元，以“真心诚意”自律，焦国标实则是一个连动物也一视同仁的“共生主义”者（欲得举证，请看下文）。
二是“爱国主义”不同。
1998年2月14日，身居深圳的何清涟，曾喜气洋洋地对我转述“江系人马” 刘吉对《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赞扬：“那么刘吉的评价是说这本书可以让中国人民充分了解改革的艰难性和曲折性，是一本爱国主义的著作。”看来何清涟是完全接受了刘吉转达的“三个代表”的“爱国主义”，至少不反感。
但焦国标一再对“三个代表”的“爱国主义”深恶痛绝。2005年4月24日在《我支持日本“入常”》一文中说：“我对这次反日风潮的看法是：一，这是中国政府导演和操纵的；二，其根本目的是阻挠日本‘入常’；三，之所以反对日本‘入常’，是惧怕联合国里美国代表的民主自由人权力量的壮大。 ”又在5月11日的《你们谁到陕西把黄帝陵给我刨了？》文章中呼吁：“1，打倒黄帝，人权万岁！ 2，刨了黄帝陵，民主自由行！ 3，祭祀黄帝的人，皆是黄帝的孽种！ 4，扯黄帝旗的人，悉为民族之公敌！5，老百姓的吸血鬼，才装神弄鬼吓唬老百姓！ 6，只有那些孬种，才乞灵祖宗的阴魂！ 7，唯有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国！8，只有自由人权，才配收拾两岸！ 9，挨打被抓的北京上访者也是炎黄子孙！……”
中国的“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是专制者愚弄民众为“帝王梦”，“党天下”无辜牺牲的骗术，焦国标对此清清楚楚，何清涟却是妄想借“爱国主义”梯子成为“帝师”。
三是“经验研究”方向不同。
焦国标的博士论文与何清涟的硕士论文基本上奠基了他们后来的“经验研究”方向——焦国标以研究人为主，特别是“新闻人”和农民。焦国标说：“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人物新闻现象的，就是那个模范人物什么的，这个论文还很有波折，当时它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梁衡先生，成员还有现在《经济日报》的副总编庹震先生。当时他们就觉得我写的这个《人物新闻现象论》，就是对模范人物的这种新闻形式提出了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批评，提出的是问题，没有正面地肯定这种做法什么的，他们就觉得好像不踏实。”
又说：“建国以来有三大委屈群体，右派、老干部和农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两大话语中心，一个是右派受委屈，一个是老干部受的委屈，现在应该营造第三个话语中心，就是农民的饿死和现在的国民不平等待遇。这是建国以来几大公案吧。这个受伤害最大的群体，没有人给他们说话，没有形成话语中心，我就写了《营造第三个话语中心》，发表在九八年初的《读书》杂志。后来说我是农民代言人云云，我是不喜欢这个词的。我根本不是代言，我是心在自然流淌。海外华人学者中后来也盛传我与农民话语中心的关系，基本是通过这篇文章。我写了《什么叫非正常死亡》、《养活的定义是什么？》……养活的定义是什么？我就说我们在对外宣传的白皮书里面说我们用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我说我们饿死过这么多人，这叫‘养活’了吗？‘养活’有没有底线，如果这种记录也可以叫养活的话，那么全饿死，也可以说是养活了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何况现在还有五千万人吧还在温饱线以下，我说这怎么能叫‘养活’呢？这不是登虚假广告似的嘛……好像还写了一篇，当时好像还是（朱）大路编的这篇稿子，后来他就问我这饿死了几千万人这个数字是从哪来什么的，我说这是一个常识，后来我又查资料，查了七、八种大学现代史的教材，上面都是“非正常死亡”，没有讲饿死，所以我又写了《什么叫非正常死亡？》，就觉得越写越气吧，后来就写了要《为饿殍立传》，要收集好多资料。我当时确实收集了好多资料，当时还想，如果把这个农民问题做好了，把这个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做好了的话，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为这个农民问题，我给好几个省的作协主席写过信，请他们从这个角度关注农民题材。”
何清涟则是以“经济现象”为研究中心。她回忆说：“我在上海只呆了一年，就是到了1986年底就立刻被上海的思想界和上海的传媒关注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写我的书，那么就花了不长的时间，在87年写完了我的第一部著作《人口━━中国的悬剑》，这部书作为‘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据说是那一批中间最好的一本。”
又说：“简要概括一下我的学术核心，很简单，我就是以改革十九年内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为纵轴，阐释了权力市场化和国家资源分配的关系以及它引起的种种事后不良反应，还有引伏的社会危机。主要是对当代资本积累的研究，应该说我的重点就是在揭示当代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那种互相生存的关系。”
人性问题和经济问题，哪一个更重要，稍有常识者都会明白。虽然现代社会因人口爆炸的压力使经济学成为显学，但是人类长治久安之策，必然还在于人性的根本改良。一度失落的“道德理想王国”之追求，必将复兴。
四是“文学观”不同。
何清涟一向认为只有经济学才可解决社会根本问题，文学不足道，一再鄙视王小波：“王小波是搞文学的，文学介入国情研究毕竟是一种浅层次的，经济学对国情研究的批判有时是很吓人的，它让你不可回避，比如，我说中国会有金融危机，我可以给你找出几组统计数据出来，给你证明得让你无可回避的东西，你回避不了。”（1998年2月14日说于深圳。）
焦国标则反对“唯经济学论”。2002年10月11日，焦国标对我说：“你当时和何清涟争论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谈了这个观点，在《文汇报》上，可能你有看到，何清涟说杂文没有原创性，我就提出来一个‘什么叫原创性？’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说话不一样，这都是原创性，如果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即便是说杂文没有原创性，杂文能把原创的思想从书斋里头，从尖端的学科那里，从经典的作家那里，从经典的思想家那里，推向社会前沿，就像在港口码头扛大包，通过传媒传给大众，这就是功德无量的事。对杂文的作用，我认为没有什么文体可能比杂文对社会更有用。” 又说：“正如何清涟当时说杂文缺乏原创性一样，我说，学术论文原创性又如何？垃圾还少吗？不在文体，而在人，在作者。鲁迅杂文是百年不竭的学术沃土，如果不足够原创，怎么可能如此招引学术眼光？”
文学与经济学应该共生共荣，经济学以数字化管理人类生产，文学艺术以情感滋润人类心灵，促人善良。从何清涟移居美国后，先后与刘宾雁先生、郭罗基先生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的反目为仇，在“中国人权组织”支持腐败的一系列不光彩行为，足可见罢黜百家，独尊“经济”的恶果。
五是“小孩气质”不同。
何清涟说：“我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里边那个小孩，皇帝本来就没穿衣服，但是大家都说皇帝的衣服多漂亮，那么我说了‘皇帝没有穿衣服’，就这么回事。”
焦国标则强调要“做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 ”。焦国标为何要突出做“阳光男孩”？因为他知道，若是一个“有头脑，没良心”的 “小孩”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虽然也有说出真话的贡献，但“有头脑，没良心”的“小孩”很可能借着喊出“皇帝没穿衣服”得到的“人气”而做一些“阴影之事”。所以只有“阳光男孩 ”才是现代化最需要的“人的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对于某些“阴影小孩”，焦国标说得好：“我不会崇拜北京的哪一个文化人或者哪一个学者，我觉得他们都不值得崇拜，他们不值得崇拜就是因为他们不爱人民。他们爱自己、爱学术超过爱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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