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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粮仓”与“信阳事件”——兼论新旧“新权威主义”
将毛泽东和吴芝圃的这段“河南共产主义实验”互动史梳理出来，我们就会明白，虽然“信阳事件”的直接操作者是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路宪文的背后则是中共中央委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而吴芝圃的背后呢，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而毛泽东的背后又是谁呢？是伪现代化下的“新权威主义”。
重温一下60多年前毛泽东新权威主义建立的历史，人们只会看到“新权威主义不是将改革嫁接到社会主义上，反而嫁接到封建专制上去了”！谁能相信“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已经形成，预料中国在未来的多年里应该会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有时候，并非摆脱了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钳制，就会有好事出现，并非新权威主义就比旧权威主义有益于百姓。
如果“中国不适宜建立‘市民社会’”，今后真是新权威主义和“全能政府”的天下，这真是“历史有时很象牌局，坏牌会第二次出现在我们手上。”
也许有人说，今天的新新权威主义绝对和毛泽东新权威主义不一样，它有“三个代表”……可是老百姓有教训了，不会再只看旗帜如何，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去比较——怎么今日又“全国一片赞歌”，领袖的“自我祝贺”和各级领导的“假大空”与文革时代差不离了呢？如此这般是想又让我们进入“信阳事件”么？！
——提要
今日“信阳电工”的闲聊
前几天写完《向大清国学习什么》，以为自己将央视四年来倡导“向清朝学习”的可悲率先系统揭露。但近日细看《天下粮仓》演到杭州巡抚冒死救饥民时，不禁懊悔自己的片面——假如今天我们有许多“共产党人”并不如清代皇帝官员，为什么又不可以学一学清朝呢？“明朝多得不如今夕现得”，假若现代民主自由离我们还是遥遥无期，为什么又不可连续四年在黄金时间播放“颂清”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一代廉吏于成龙》、《天下粮仓》（1）呢 ？
这一思想转折起于我重听“信阳事件”。
先前只知道，1959年，由于河南信阳地区的上下官员为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谎报政绩——谎称信阳如何亩产万斤，如何国库存粮多得无处放——结果致使农民把粮食全部上交为公粮，家无粒米，饿死人百万，河南一派《千里饿殍图》。
一直以为，当年的“信阳事件”，是因为信阳本地没有粮食救灾所致，京师的救灾粮一时也运不到。不料，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信阳事件”是在信阳各乡国库粮满仓的情景下发生的，并非“远水救不了近火”，而是“有水不救火”，“人祸”致使百万农民活活饿死。
2002年2月6日午后，我在住宅小区的草坪散步，忽然相遇管理处新来的电工师傅，他身着一套天蓝色工作服，一脸憨厚与腼腆。我随口问他哪里人，他说来自河南信阳罗河县农村。一听是信阳人，我蓦然想起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顺口问：当年信阳是不是真饿死百万人？他说：“当然是真的；我虽是1963年出生的，没有亲历（如果早生几年，可能饿死了），但我爷爷说过，当年村里饿死了好多人，有的全家饿死；爷爷幸亏有手艺逃到湖北，全家才免了一死。当时村里人死在家里了，活着的人都没有力气拖他们出去埋，真惨呀！”
停了停，他忽然冒出一句：“那时候的人真傻，比这几天的电视剧《天下粮仓》里的农民傻多了！《天下粮仓》里饿死人，是因为官库里确实没有粮食放赈了，可当时信阳饿死百万人时，农民是在装满粮食的国家粮库面前饿死的，是看着自己亲手收的粮食关在仓库里饿死的。而且那伸手可摸的国库还并未上锁，只是贴着一张白纸红印封条。唉，要是清朝的农民，早就破仓了；要是现在的农民，也早就抢粮了；可是1959年的信阳农民，不敢啊，就眼巴巴地看着成堆的粮食呼喊‘毛主席万岁’而饿死了——那时只许吃公共食堂，食堂没有吃的了，可家家却连铁锅都被端走‘大办钢铁’了，家家皆无一颗存粮啊！即使有一点野菜，也不许农民私下开火，看见谁家冒烟了，就要斗争。农民只有吃生草根呀！……”
真是“读书须与聊天相结合”，“礼失求诸野”。这一番偶然村夫闲聊，我一下子明白了20年所读之书。原以为，当年“信阳事件”只是因为说大话吹政绩的“浮夸风”所致——本来亩产只500斤，官人偏说每亩万斤，要按万斤之比例给国家上交公粮，只有公粮交足了，才可证明的确高产有政绩了，于是农民的口粮都被从家里一粒不剩地搜刮了出来！而今才知，除了“浮夸风”，还有见死不救一心媚上保官的人性泯灭！——粮食大把有，只是因为那粮食姓公、姓国、姓官，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却吃不得。那些粮食为何就如此紧紧关在国库粮仓里呢？因为这是官员的政绩？是“人民公社是金桥”的体现？是“伟大领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树藩的回忆
今日“信阳电工”的说法可不可信呢？
回家立马上网搜索“信阳事件”，结果看到了《信阳事件—— 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作者张树藩是1959年的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他在重病的1993年，开口给历史留下了关于“信阳事件”真实纪录——文章说：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百年潮》1999年第12期)。（2）
这说明今日“信阳电工”的说法完全真实，也证明张树藩的回忆大体可信——1959年的信阳农民是眼巴巴地看着成堆的粮食而饿死！百万农民是惨死于当地政府“见死不救”啊！一个人民的政府，为何会如此残忍呢？
张树藩说他当时身为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却无力相救，因为他只是信阳地区的“二把手”，“一把手” 路宪文不同意救——在“新中国”体制下，在毛泽东制定的“大权独揽”的“党委会工作方法”下，一个地方的关键大事只有当地“一把手”说话才管用——
“有一天，余德鸿（秘书）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过来，他很害伯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过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人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3）
可以设想，假若当年信阳地委能按张树藩的想法，迅速打开粮库救人，信阳就一定不会饿死百万人。可是只比一把手官小半级的二把手，身为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就是无能为力——这个体制的集权专制独裁到了什么地步！有些共产党人真是“用钢铁做成的人”，他们竟可以眼看身边的农民成千上万地饿死，也决不打开身边的粮仓救民一命！这和《天下粮仓》里大清国的官员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乾隆治下的杭州巡抚可以冒死为百姓得罪朝庭制度，搜索每一粒粮食给灾民放赈，而“毛泽东旗帜下的共产党人”则可以眼睁睁地守着满库粮食饿死百万农民。
也许“信阳事件”只是“信阳一把手“的问题？不！张树藩又回忆说：一九五九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产210亿斤。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大灾年当成大丰年。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帽。帽子分为八种，先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大帽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1958年11月底，密县已经饿死人，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蔓延开来，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依然起劲地‘反右倾’，‘共产风’再度刮起来，夹带着疯狂地‘反瞒产’，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挨批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打追逼，关压拘留，拆毁房屋，全省笼罩在恐怖之中。光山县委书记一天竟拷打40多个农民，一个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阳地区领导班子中9个常委中就有8个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强行征购，农民颗粒无存，1960年，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100多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有的地方死人没有活人掩埋。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人达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饥民煮野菜、吃薯叶，干部还要砸农民的锅。农民外出讨饭，他们围追堵截。农民面对满仓粮食和暴虐的干部，在党的教育下，农民不敢怀疑什么，他们纵然一死，也得‘顾全大局’，‘不能给咱政府抹黑’。” （4）
这是何等亘古未有的骇人听闻！这就是“她一心为人民”？这就是“社会主义好”？！
更令人发指的是：“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而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还要将饿死人二百万农民而聚敛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每人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毛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刚一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不敢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日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那幢豪华无比的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5）（《1959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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