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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栋思想访谈：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
（作者说明：本文动笔时，北京《改造与建设》网站尚是中国第一生动活泼之真正“公共平台”，而一星期之后——2005年8月9日——它就和许多“公共平台”一起被迫“休克”了。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宪法”未变，何以生死法则突变？是中国从未有宪法，还是宪政永不可登神州？“长歌当哭”，谨以此文向“一岁而夭”的《改造与建设》网站暨法人代表何家栋先生深深致哀！。2005、8、19日。）
概括起来，有三个交往对象影响了何家栋先生一生：前18年（1938-1956），与以“新民主主义”为在野策略的中共融为一体；后30年（1957-1987），与“干预生活”、力行“第二种忠诚”的著名作家刘宾雁唇齿相依；近18年（1987-2005），与以合法方式尽力把现有自由“撑大”的“四五英雄”陈子明等人“忘年呼应”。贯穿这三个交往的媒体有六个：北平中外出版社、《工人日报》、工人出版社、《开拓》杂志 、《经济学周报》、《改造与建设》网站；何家栋一生乐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其编辑果实有五：传记《把一切献给党》、报告文学集《内部消息》、长篇小说《刘志丹》、《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改造与建设”学者网文集；近年才在继续“编而不作”的业余，厚积薄发一些支持自由主义思想精英，试论“新道统”的文章，形成了“何家栋网文集”，近来关于“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的新论，使“何家栋思想”大器晚成，尤为引人注目。
——提要
“睥睨众史如庸奴”的目光
05年6月25日，下午６点。
北京，工人出版社的一栋老宿舍。
一套没有客厅，每间房都只七八平米的老两居室，一间不能并行两人的又挤又暗的小房里，一个82岁的河南老头坐在一张单人床沿。
再次凝视面前这个老人——头发白花花了，几组老年斑在古铜色的脸上沉思，但短袖下的两只胳膊，肌肉饱满，粗壮有力，似乎一个壮年民工的手；两道幽深倔强的犀利目光，“睥睨众史如庸奴”，让人想到鲁迅先生的眼神。
风霜与青春齐飞，睿智共孔武一身，如此奇特的组合——这就是何家栋先生！
网上关于先生的简介极简明：“前工人出版社常务副总编、《经济学周报》总编，著名政论家，现居北京。”
其实，为了方便读者，何家栋先生应该毫不谦虚地说明自己的思想历程——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后转入中共地下文化出版工作——北平中外出版社编报编刊编书；1945年入党，新中国成立时，进北京参与创建工人出版社，定为13级的“高干”，1950年替党当“枪手”，为吴运铎代写《把一切献给党》畅销书，掀起“我把党来比母亲”的热潮；此后思想和命运大拐弯——1957年因组稿出版刘宾雁“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集《内部消息》划右派，1962年又因组稿出版长篇小说《刘志丹》，成为“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者之一，再升级“改造”；1978年，被“借调”回京参加《工人日报》复刊工作； 1982年，胡乔木倡议恢复工人出版社，任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政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丙辰清明纪事》，大力宣传“四五英雄”知识分子（书中记载了李胜平（李盛平）、陈子明（小平头）在“天安门事件”中的业绩，接着鼎力出版陈子明主编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第一辑十本；1984年主编《开拓》（文学杂志），创刊号首篇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结果被令销毁全部刊物，受到“提前离休”的优待；1988年6月，在于光远等人支持下，接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推荐陈子明任总经理，王军涛、费远、罗点点、高瑜为副总编辑，从324期起387期止，共主编64期（于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成为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齐名的“八九民主运动舆论”标志阵地之一；1980年代，与陈子明、王军涛合作创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合法方式尽力把现有的自由“撑大”；2004年5月，再携陈子明出山，出任“改造与建设”网站法人代表（陈子明任站长），“改造与建设”成为继《思想的境界》之后，大陆最有思想包容力的真正的“公共平台”（民间网站）。
2000年春，何家栋在喻希来（陈子明）《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他的“新道统”论：“欲把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风貌，需全面了解它的政治家、学问家、企业家、军事家、艺术家，但提纲挈领的还是认识它的思想家。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在不久前怀念慎之的文章中，我更加明确地指出：新道统的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代人：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
2004年6月2日，刘宾雁在《我能体会朋友何家栋的焦躁心情》一文中说——
何家栋属于那种不知悔改的一派。他是1957年在工人出版社负责编辑我的第一本书的人，《内部消息》就成了他非当右派不可的罪状。我出了名，他遭了罪。替别人扛十字架，也是不知改悔。我们阔别二十余年重逢时，谈得最少的就是那些年的经历，你说怪不怪？他一口很重的乡音，现在仍不时在我耳边响起，我仔细追想过，再没有一个别人的口音和音色那样不断向我耳边飘来了。很熟悉，却不知是哪个省的方言。河南？安徽？这也奇怪，我怎么就没问他是哪个省出生的人呢？那是因为我们关于私人的事谈得太少了？……那个时期我多在外省跑来跑去，和家栋不可能接触很多。只知道他很忙，但并不见他发表多少东西。那时知识界很多人对于自由的理解，首先就是发展自己，而不是自由加大了自己的责任；因而那发展就往往是个人地位和知名度的抬高了。无论埋头写作或翻译，开会、演讲或出国访问（这已经占去了大部时间，不再接触社会了），或者在政治上搞声势而不求实效甚至不顾后果，都是为了个人。家栋和这一切都不沾边。多年后才得知，他也有自己的“主义”，那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能自得其乐。要到去国十六年以后，我才从高瑜的文章里获知，原来五十年代首位畅销书《把一切献给党》，六十年代因被认为“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而造成牵连上万人大冤案的《刘志丹》，家栋都是写手。在外国，那是要和作者分享名利的。家栋也分享了，那是在作品遭灾的时候，如《刘志丹》，但作者扬名天下，各种好处就没他的份了。他从来不说他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里扮演着什幺角色。经他介绍，我认识了罗点点，也得到了她的第一本回忆录。那本书，有老何写的序。还有为刘少奇平反由其子女们回忆、轰动一时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也经过他的手。但是他没说，因此很少有人知道。
概括起来，有三个交往对象影响了何家栋先生一生：前18年（1938-1956），与以“新民主主义”为在野策略的中共融为一体；后30年（1957-1987），与“干预生活”、力行“第二种忠诚”的著名作家刘宾雁唇齿相依；近18年（1987-2005），与以合法方式尽力把现有自由“撑大”的“四五英雄”陈子明等人“忘年呼应”。贯穿这三个交往的媒体有六个：北平中外出版社、《工人日报》、工人出版社、《开拓》杂志 、《经济学周报》、《改造与建设》网站；何家栋一生乐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其编辑果实有五：传记《把一切献给党》、报告文学集《内部消息》、长篇小说《刘志丹》、《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改造与建设”学者网文集；近年才在继续“编而不作”的业余，厚积薄发一些支持自由主义思想精英，试论“新道统”的文章，形成了“何家栋网文集”，近来关于“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的新论，使“何家栋思想”大器晚成，尤为引人注目。
我在拜访何家栋先生之前，已与他做过一次电话访谈，在深圳—北京的电话线路上，讨论焦国标事件和何家栋先生的心路历程。
何家栋认为：“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言论自由，还是实行言论管制的话，这个法制社会、民主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焦国标的《讨伐》，实际上是抓住了一个要害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要争取的民主、自由啊，其实仅仅是争取一个言论自由，让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连这个条件都没有的话，谈什么民主，谈什么法治？那一切都是白搭的。……我后来还是跟有的朋友谈了，我说应该保卫焦国标。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保卫言论自由就是要保卫说错话的自由。”
时在2005年5月25日22：30—24时。
具体话题如下——
那就定在十点半吧
何家栋致焦国标的一封信
比较“文革”时和“改革”中对中宣部的批判
确实是“史无前例”
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
没有比不让人说话更大的错误
今天恐怕是最坏的时候
从公开专制到秘密专制
我认为北京大学是做得挺可耻的
焦国标事件说明中国的大学完全异化掉了
以吏为师必然要把大学校长、教授都变成官僚
不要再走这条路了
做贼心虚的样子
什么叫“先进”呢？
现在各级宣传部长都是纯官僚了
我跟李慎之先生说
真正的“三八式”
我的父亲他原来是教员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办出版社、办报纸
我跟宾雁的关系应该说是难兄难弟吧
刘宾雁遭难的起因实际上是因为批周扬
他们要编《刘志丹》那本小说嘛，就又找了我去
又是公器私用整人的特权
李建彤后来好像写过一本关于这个文字狱的书
我就想看看这个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
跟着中纪委去办案子
八八年我被聘为《经济学周报》的总编辑
“改造与建设”网的法人代表是我
我不希望“抑鲁”
现在有什么“公民社会”啊？
李慎之先生和王元化先生
他自己好像想回来，但是没办法回来啊
“不准出国”变为“不许回国”
最艰难的时候应该就是“六四”了
没有孩子出国
相约十点半
朱：您好！何老，我是朱健国。
何：啊，朱健国，你好，你好！
朱：我看了您很多文章，特别是您写焦国标的一篇，写得真好！一直想找您请教，这两天才把您的电话找到。
何：你在哪呢？现在？
朱：我现在在深圳。是这样的，我想跟您做一个访谈，准备写一篇关于焦国标的长文，我已经访了余杰等人了。您觉得什么时候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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