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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支山歌给党听”与“说段民谣给党听”
李昌平不愧为女人心中的“男子汉”,近日在网上又写了篇好文章,题目叫做《扶贫日记:唱支山歌给党听》,里面有几个问题震憾人心。
一个是:“党啊!我的同志为什么在国外?”——印度克拉拉邦农村的印共党支部,知道他是中共党员时,马上将村子的11个党员一个不差地召来,专门召开支部生活会与“昌平同志”交流理想。而他在中国,每年到云南贵州几十个村子,竟然没有见过一个村支部开“生活会”,当然也无法邀请他参加生活会,更没有党员称呼他“昌平同志”。
第二个是:“‘保鲜教育使贫困山区孩子读书难”。“前不久,我到一个少数民族山寨去做‘需求评估’,意外地发现教学点开学快一个月了,孩子没有课本,追问为什么?回答竟然是:上面在进行保鲜教育;有一家三个孩子都因为没有钱而失学,问为什么没有落实减免政策,回答依然是:上面在进行保鲜教育。”
李昌平为此深深困惑:为什么“全党正在开展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却使“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
我对李昌平的困惑深有同感,但我更大的疑问是:李昌平本是一个热心向中央领导反映基层实际困难的勇士——2000年他给总理写信,《我向总理说实话》,以“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民真苦”的“三农问题”震惊了朱总理和全国人民——而今,李昌平为何不将他新发现的“保鲜教育”使贫困山区孩子读书难问题再向中央领导反映?“全党正在开展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却使“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比“三农问题”更严重的“非典”啊,为什么不向中央领导写密折而要公诸网上?虽然朱总理退休了,但还有常常为民工讨薪掉泪的温总理呀;还有“保鲜教育”的“总设计师”,力倡“和谐社会”的胡总书记呀。爱给中央领导写信的李昌平,你为什么不再给中南海写信了,而只是在网上“自由撰稿”?!难道你认为,对网民说实话胜过“向总理说实话”?
有熟悉李昌平的人回答:2000年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虽然得到“铁腕总理”的亲自批示处理,但结果呢,不仅监利农民困苦依旧,全国“三农问题”更加恶化,而且连李昌平本人也无法在监利家乡再呆下去,他只好辞去“乡党委书记”,背井离乡,流浪广东,寄篱北京,最终求生于香港慈善机构“乐施会”——自称“前面有万丈深渊”也要往前冲的“铁腕总理”,不仅救不了“三农”,而且将李昌平也害苦了。李昌平写《我向总理说实话》时,还对“清官政治”抱有一定的幻想,但这五年艰辛生活,已让他彻底明白:靠“圣旨除恶”,只能是“圣旨”愈多灾难愈大!与其写信求“圣旨”,不若借用现代舆论工具互联网,依靠网友民众共建法治舆论。而今李昌平的“同志”一在国外,二在网上,只有在境外和网上,李昌平才常常听到有人叫他“昌平同志”。中共本是今日中国大陆的执政党,但像李昌平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结果只能在境外和网上寻找同志,实在算得一当代“拍案惊奇”。
虽然李昌平的思想路径有时近乎“新左”,但我还是为他的新觉悟由衷高兴。早在2000年,我就想劝他不要再给总理写信,但怕伤害了他这个心地善良的“男子汉”,压住没说。现在他自己顿悟,真是“大道行”了。
有网虫“废话一筐”在李昌平的文章后面跟帖了一段民谣:
“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却在主席台。”
这使李昌平的《扶贫日记:唱支山歌给党听》,实际上变成了“说段民谣给党听”。从“唱支山歌给党听”,到“说段民谣给党听”——是啊,这些年,再不见什么人“挑担茶叶上北京”,“山歌唱给党来听”,而只见灯红酒绿中,党政要员们醉眼蒙胧地相互转述百姓们新编的“骂官段子”,开怀笑纳……——以“段子”民谣代替“山歌”献党,真可谓“沧海桑田新时代,丰碑永远在民心”啊。
2005年 9 月 8 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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