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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与朱健国访谈录:哀巴金“不得好死”

朱健国
   风起花落又一年了。
   人逢久雨不晴,就只有聊天。
   尽管这一年来我常常通过电话向袁庚老人请教,但总觉得还是有一股强烈的思念。几经预约,终于在2002年11月28日下午三时,第九次走进袁庚的客厅。
   客厅依旧是宽敞而简朴:只见硬木沙发,老式电视,香港杂志;八十六岁的袁庚老人依旧是那样衣着平民:陈年衬衫,乡间背褡;依旧是身材瘦高,头颅昂扬,眼光深奥,谈吐幽默。与去年相见不同的是,他似乎多了许多悲哀。
   不知这是年事已高还是时事所致。
   我依旧如他所嘱,尊敬地称他为“袁董”(他可能还是招商银行的董事)——他烦叫“袁老”之类。
   他依旧称亲切地称我为“健国”,他知道我是健康的“健”。
   有人说:“今年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10周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2周年、蛇口工业区成立23周年、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改革130周年。而蛇口人正筹划着纪念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招商局的130岁生日。”但我在深圳没有感觉到任何纪念氛围。
   九十分钟的聊天,袁庚哀巴金,哀蛇口,哀毛泽东,哀自己。话题从他悲哀巴金“不得好死”开始——
   巴金现在就是不得好死啊
     朱:袁董,您精神还这么好啊!
     袁:什么好?健国呀,我差不多老年痴呆症了。
     朱:我上次看到湖北卫视台关于您的一个专访,挺好。
     袁:你怎么样,最近怎么样?
     朱:我还不就那样,老样子。文章多数只能在网上发一发,主流纸媒上能够通过的口径,我又没有多大的兴趣写。
     我看湖北台最近播出一个关于您的采访,您讲得挺好的。他们什么时候来采访您的啊?
     袁:几年前的事,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就是聊天一样,怎么拍出来的,我不知道。你这次不要采访我,我已老年痴呆症了。一个人的思维情况不正常的时候,他等于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不要采访报道。你看到《文汇报》关于巴金的那篇文章没有,那个巴金就是这个样子。
     朱:我看到了啊,他很可悲,没有思维了,还要被利用当道具。他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等于没思维了。他没有您明智嘛。……我就想跟您聊聊您今年的生活。
     袁:今年我哪里都没有去,就在家里看看报纸,看看电视,就这样。到这样的年纪就是这样,老年痴呆症,人老就是这样,我看巴金就是这样的。是啊,让他安乐死多好啊,躺在床上不能动,有什么意思。
     朱:听说他一天要花一万多块钱哪。
     袁:有这个事?他有钱还可以花花。人其实到这个时候,长寿是很痛苦的事,确实是这样,长寿是很痛苦的,将来政府一定要允许安乐死,这个人不能动,已经失去了生活的能力,拖累很多人,他本身也有很多痛苦,不想活下去,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这样?
     朱:也许他还想活百岁。
     袁:哪里,他根本不能讲话,躺在床上根本就不能动,他现在一天只能醒来三次,我看了《文汇报》登的这篇报道。所以这个问题,只要他本人愿意,亲属同意,再加上有几个医生诊断他那个病没办法治了,应该允许他安乐死。这种“安乐死”在世界上,荷兰实行了,瑞典曾经实行,澳洲通过了,但是,只有一个洲大洋洲实行,其它洲都不实行。人老了,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为什么一定要他那样活着呢?
   朱:可能有些人需要巴金他做道具。那些祝贺巴金九十九岁的作家、政客真残忍。
   袁:我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就是想安安静静地享受晚年,希望晚年不像巴金一样,能够一下子睡睡觉就走了这样最好,这是最幸福的。我们小时候骂人是这样的,说你不得好死。什么叫“不得好死”呢?就是说你要糊涂地长寿,死也死不了。
     朱:死也死不了就叫“不得好死”?
     袁:对。这句话是最毒的。人就希望有一个好死。什么叫好死?就是很轻松很自然地就走了,不在乎长寿长多少。
     巴金现在就是不得好死啊!我看到《文汇报》说他现在一天只能醒来三次,现在不能讲话,不能吃饭,一帮人喂,大便、小便都靠人家,就躺在床上。
     朱:他没有任何思维了,已经脑死亡。
     袁:是啊,没办法了,现在不会讲话,也不会写。
     朱:但是还要被人家拿过来做道具。
     袁:巴金九十九岁生日,好些人拿了九十九根蜡烛到他家去。你说看到这样的人,有什么好高兴的呢?事实上他们要悲哀才行。可是还要祝贺他九十九岁生日?其实他还不足九十九岁,只是过了九十八。《文汇报》那篇报道写得很长。
     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骂人的那些东西,什么不得好死啦,最后都打架,就是希望得到好死,得到好死就不会痛苦了。就像前几年前巴金还清醒的时候讲的一样:长寿是最痛苦的啦。真的。
     朱:巴金说过这句话吗?
     袁:说过,他说人的长寿是最痛苦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感到这个了,你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啊?
     朱:我没看到过他这句话,我只是惋惜他晚年没有像您这么清醒,八十年代初,他清醒了几天,很快就在伪现代化的压力下,重犯“只忏悔不改过”的老毛病了……
     袁:现在我也是糊里糊涂的。
     朱:您现在是不是用郑板桥的策略,非要说自己糊涂。
   袁:不是,本来就是糊涂,人老了,到了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很多东西我都忘了,很多
   人都不认识了。
    朱:巴金来过深圳没有?我想他当年如果来过的话,肯定要到您这里来,恐怕没有来过。
   袁:我没有见过,他要来也是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就是这样的,人老的时候,这个东西,很自然就糊涂了,现在我经常忘了东西放哪里去了,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候想不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你看毛主席晚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朱:他的身体跟您不一样,他到八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动了。您今年是八十几了?
     袁:八十六了,像我现在已经感到这点,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跟人讲话的时候,糊里糊涂的。
     朱:您真清醒!能说自己得了老年痴呆症的人,恰恰相反是远离老年痴呆症的人。我今年才五十岁,怎么思想好像还赶不到您这个八十六岁的人。您的话总是给人当头棒喝的痛快。
     袁:这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
     朱: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好多人都这样说。您手上拿的一本什么杂志啊?
     袁:香港的《信报》。
     朱:您关健是始终没有停止吸收新的知识、新的思想。
   袁:老年人总要多看点书,多运动一下,人老这个东西,任何人没有办法挽救的。
   哀蛇口
     
     朱:这次十六大怎么都没把您请过去呢?
     袁:十六大为什么要请我去呢?你不要异想天开,我就是个无业游民,在这个地方。
     朱:您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一个改革先锋。
     袁:什么叫改革先锋?你不要听他们吹那些东西。你看一看《凤凰周刊》,有一篇写蛇口的文章。 主要就是说蛇口处在两种孤独:一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种就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种孤独。
   朱:您觉得怎么样呢?那文章将蛇口与巴西亚玛逊河畔一个叫做马瑙斯的小镇相比:“在我们试图描述蛇口的时候,我们却想起了世界的另一端,巴西的西北部亚玛逊河畔,一个叫做马瑙斯的小镇。大约100年前,马瑙斯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原来,这里是地球上惟一生长着橡胶树的土地,而西方国家恰恰在这时发现了橡胶的奇异功能。马瑙斯顿时富商云集,财源滚滚。那里一个小小的市场竟然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设计的,城里的亚玛逊歌剧院至今都能够与欧洲的任何一个歌剧院媲美,马瑙斯俨然已经成了世界大都市。马瑙斯的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们的美梦随着财富一同生长。然而好日子短得如一股轻烟。随着狡猾的英国人把橡胶树种偷运出境,并在其殖民地试种成功,马瑙斯气泡一样地升起的五彩缤纷又气泡一样消失,在二十多年后,复归为原先的小镇。”对“昔日的风生水起的蛇口却在它23年的历史尾端强弩之末地蜷伏着,沉默,并且孤独。”表示了强烈的悲哀。
   袁:也对,事物的发展都有这样的过程,一个时期的风光总会衰落。
   朱:您觉得蛇口它的出现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
     袁:如果不是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如果不是“四人帮”抓起来之后,这个时候,又碰到一批这样的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唤发了全国人的改革信念,蛇口这个地方又正好在香港旁边,如果没有这样天时地利人和,蛇口怎么也成不了气候。反之,如果没有了这多种因素,蛇口这个中国改革的试管之消失,就是必然的了。我早讲过,这个蛇口的功绩不是姓袁的,姓何姓李、李庚、王庚、陈庚……都可以搞得那么好。是不是?
   朱:不一定吧,照您这样一说,完全是历史决定论了。个人对历史的影响一点都没有?历史的发展就没有偶然性?
     如果当初不是您,是另外的人,他也可以搞,但是不一定会在蛇口进行政治改革……
   袁:肯定搞得比我出名的。
   朱:我觉得您最近一两年反复讲的不要抬高个人的观念,有点愤世嫉俗。您老在强调不要过于夸大个人的作用,是否在针砭一种新时弊?
   袁:我说的是实话。就是碰到另外一个像王庚、李庚这样的人,肯定会比我出名一点,他可能把李先念要多给蛇口的土地都要过来,而我当时不敢要。
     朱:也许您有道理。
     袁:如果你要写,你写你自己的观感,不要提到我讲如何如何,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我还在招摇撞骗。人老了,有时候就糊里糊涂,讲起话来,逻辑性就差了,事情的原由、时间、地点什么的都记不大准确了。
     朱:得意忘形是高境界。时间、地点虽然记得不那么准,但是您的观念还是很清晰很新鲜的嘛。
   袁:有一些东西,做过的,是知道一点,做过的后悔的东西,也往往会记得起。
   论毛泽东
   朱:我每次不管是电话里访谈,还是当面见您,总是得到很多新的东西。
     袁:那你这是夸大。
     朱:我不夸大。您想,我从龙华过来您这里得一个半小时,相当于到广州,我干嘛瞎忙?确实是觉得 “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袁:不可能。
     朱:现在就有人说,假若毛泽东在延安不是找的江青,建国以后,可能文艺上的风波就不一定那么多,因为江青她太懂文艺了,跟文艺界有那么多的恩怨,她会促使毛泽东迫害文艺界,您不能否定个人这种个性对历史的影响吧?
   袁:你这样讲就不对。就好像林彪讲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很多人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东西不可信。当然毛泽东年轻时期,这个人是非常果断,很有爱心的一个人,你看他离开杨开慧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嘛,最感动人的就是那个东西,他离开杨开慧,走上井岗山的路上,在帐蓬里睡觉睡不着,就写了“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怎么办呢?好想天亮……“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醒来的时候,任何欲念全飞了,……天亮了,在这种情况下,眼泪滔滔出来,他这个眼泪不是泪流满面,不是泪如泉涌,而是抛出来的眼泪。“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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