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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七保“蛇口政改”
蛇口,中国唯一真正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根“试管”。
自1979年1月31日诞生蛇口“改革试管”(1),蛇口人就两手都硬——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因为有了蛇口“试管”,“改革之窗”深圳在1980年8月25日问世,于是有“沿海五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而后燎原大江南北,持续25年“改革开放”。
今日一说起蛇口工业区的建立,人们多谈四个人:邓小平是“总设计师”,李先念是“画圈”人,谷牧是“艺术总监”,袁庚是“前线总指挥”。这说法大体不错,只是遗漏了一杆可贵的“保护伞”——蛇口人都说,如果没有胡耀邦七保蛇口,蛇口这个借经济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管”,可能早早就夭折了——胡耀邦是蛇口政治体制改革的“保护伞”!胡耀邦任总书记的七年期间,是蛇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大胆、最见实效的时期。
在胡耀邦九十诞辰纪念日到来之时,蛇口人深深怀念蛇口“改革试管”的“保护伞”胡耀邦。 据笔者近十年多次与袁庚的访谈和“蛇口白皮书”(广东省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文件资料汇编[仅供内部参考]))原始纪录,现梳理出胡耀邦挺身而出七保蛇口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实——
第一次“保蛇口”
胡耀邦第一次“保蛇口”是1979年元月20日——中宣部长胡耀邦为袁庚轻装上阵指捷径。
袁庚1978年10月18日从诏狱复出,以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身份开始筹办深圳蛇口工业开发区时,身上仍笼罩着文革中强加的“美国特务”嫌疑阴影,无法快马加鞭。
1979年元月25日,袁庚突然接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的秘书的一封信:
袁庚同志:
据中央组织部编的《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中有你的名字,耀邦同志着我摘抄给你。原文如下:
(康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报告上的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调查部报告上要求“停职接受审查”。
敬礼
元月二十日(2)
这封信简明似便条,只叙事,不议论,但却明白告知袁庚:你的问题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而成。
在此之前,袁庚一直不知自己文革中蒙冤秦城的真正原因。此时接胡耀邦的通报,始知是康生为了整周恩来而株连于己。而康生的罪孽当时已有定论,于是立即给中组部长宋任穷写信说明症结,结果迅速彻底平反。袁庚从此历史清白,信誉倍增,全力以赴蛇口改革。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此前与袁庚素不相识,又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为何突然要秘书给袁庚写信通报冤案症结?也许胡耀邦在1977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在平反“冤假错案”时调看过袁庚档案,对袁庚产生好感;也许胡耀邦此时已知袁庚在1979年1月6日以“广东省委、交通部”名义呈报李先念与国务院的“开发蛇口工业开发区”报告,对改革先锋袁庚深表支持?如果胡耀邦不及时提醒袁庚抓住康生“点名诬陷”彻底平反,袁庚后来能否获得足够的信任全权蛇口改革,是很难说的。
袁庚一直不便询问胡耀邦,此事内幕永成历史之谜。
第二次“保蛇口”
胡耀邦第二次“保蛇口”是1980年7月30日——胡耀邦为蛇口改革分配制度护航。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五个月后,胡耀邦就以总书记的权力公开出面支持袁庚在蛇口改革分配制度。
1980年7月30日,胡耀邦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一条消息: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因被迫停止实行超产奖的改革,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胡耀邦立即批示,严厉批评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阻碍蛇口改革——
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能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赵紫阳同志是坚决反对这种硬性规定的。我也赞成他的意见。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请你顺便在财经小组会上提一提。(3)
第三次“保蛇口”
胡耀邦第三次“保蛇口”是1980年9月3日——胡耀邦为蛇口改革突破各种“卡脖子” 官僚主义体制问题“点睛”。
1980年9月3日,胡耀邦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447号)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消息,立即批示——
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这个建区是否确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采取经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4)
第四次“保蛇口”
胡耀邦第四次“保蛇口”是1980年12月13日——胡耀邦在中南海与袁庚进行了八十分钟的亲切谈话,表态要进一步给蛇口政治体制改革放权。
据“蛇口白皮书”第一集《胡耀邦总书记接见袁庚同志谈话纪要》记载——
1980年12月13日下午2时55分至4时15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亲切接见袁庚,会谈时间长达80分钟。
胡耀邦同志听取了袁庚同志关于建设蛇口工业区的五点体会(即:要内外结合;要有相当权力;要有筹措资金办法;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从艰苦的基础工程做起)的汇报后,问道:你们究竟要多大的权力?是否把你要求解决的问题写个报告给我。
最后袁庚同志主动告辞。他表示占用胡耀邦同志很多宝贵时间,心里不安。胡耀邦同志一再问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并殷殷叮嘱以后有事可以写信给他。
接见于下午四时十五分结束。(5)
第五次“保蛇口”
胡耀邦第五次“保蛇口”是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蛇口工业开发区,明确表态支持蛇口进行干部民主选举改革。
据“蛇口白皮书”第三集以《胡耀邦同志视察蛇口工业区》(6)为题记载——
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以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李鹏、甘子玉、周杰等同志,在广东省、深圳市负责同志任仲夷、刘田夫、吴南生、梁湘和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蛇口工业区。
胡耀邦总书记一行于上午九时五十分来到蛇口,首先登上微波楼,俯瞰了工业区全景。
袁庚汇报说:“耀邦同志一月二十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真是讲到我们心里去了。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人都是搞改革的,但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最早是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最后落得五马分尸。任仲夷同志在路上说,他去年也差点五马分尸了(任笑着说:不是五马分尸,是五马分飞了)。王安石呢?王安石也没有好下场。康有为只是搞君主立宪,改良主义,七君子杀了头。”
总书记纠正说:“是六君子。”
袁庚汇报说:“现在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总书记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总书记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汇报说:“我们正在写一个报告,准备在领导班子组成问题上,搞一个较大的改革。例如管理委员会委员是否可以采取直接的、公开的投票选举。我们总感到,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怕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下面的同志唯恐照顾不周。有时自己不清醒,就会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不怕群众,不怕下级,因为群众、下级撤不了我的职。我只怕交通部,怕顶头上司,只有他们才能撤我的职。”
总书记笑着对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说:“这把你们都包括在内了。”
袁庚继续汇报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这里搞个改革试点,是否可以每半年由群众投一次一信任票。工业区全体群众、全体职工,对管委会有过半数表示不信任,管委会就得改选;对个别人,有过半数群众投不信任票,他就得下台,重新改选。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因为群众可以选举他,也可以罢免他。我们有些同志一旦权在手,就有人自动送礼上门,如果头脑不清醒,不能自律,就会忘乎所以;还有些干部自己不懂又装懂,诸如此类。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作风和干部的结构,我们想作一个不算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
总书记点头连声说:“好!好嘛!”
袁庚说:“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作。”
总书记高兴地站起来说:“我们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戏剧家叫关汉卿,在哪一个戏上我忘记了,讽刺官僚主义者,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堂上的鼓,有一段唱词说: 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卟咚卟咚又卟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
全场顿时大笑,气氛十分活跃。
离开蛇口港之前,总书记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沿海一带城市,象汕头、厦门,都要学蛇口这样,用蛇口的办法去搞,可以搞活一点。”
蛇口工业区从此真的开始了干部民主选举——
1983年4月24日,通过对130名干部进行民意测验后产生的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成立。
1985年4月24日,1170名选民在15名候选人发表竞争演讲后投票直选了9人当选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委会,袁庚虽名列第一,却也有164人没有投他的票。
1986年4月,首届民选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委会又让选民进行了中途“信任投票”,结果有341人未投袁庚信任票——这警示袁庚和管委会干部,若不更上一层楼,下届就可能落选。
胡耀邦支持的蛇口“试管”民主直选干部的政治体制改革消息传到北京,邓小平一度给予了肯定,邓小平在1986年6月10日对中央有关汇报人员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不然的话,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7)
第六次“保蛇口”
胡耀邦第六次“保蛇口”是1984年12月下旬(8)——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支持袁庚重用参与过“西单民主墙”运动的“自由化分子”周为民。
周为民是清华大学电子系高才生。1976年“四五”运动中因组织清华学生悼念周恩来总理而被捕。平反后被誉为“四五英雄”。1979年又与王军涛主编《北京之春》,成为与魏京生、路林、任畹町、刘青、徐文立﹑胡平、北岛、芒克等共同发起“西单民主墙”运动的“自由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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