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文集：翟鹏举：我看朱健国和鄢烈山之争

朱健国写过七批公民写作，我看并没有批倒。再写十批、二十批也批不倒，因为，说来说去无非是说不是公民社会，何来公民写作？照此逻辑，别人也可以反问主张体制外思维的朱健国：你不在体制外，何以有体制外思维？后者与前者岂不自相矛盾？如果承认不在体制外，也可有体制外思维；那就得承认不是公民社会，也可有公民思维、公民写作。道理很简单，思维宽广无边，无远弗届，岂是区区一体制，一社会所规范得了的？所以我说：只要有公民意识的觉醒，就有公民写作。

如果说，上一回有否公民写作的争论，朱健国未必占上风；那末，这一回挑起有否体制外思维的争论，则是鄢烈山必居下风了。

什么是体制外思维？我赞赏朱健国提出的“鲁迅杂文的本质是体制外思维”的观点，而不大赞成他现在说的“体制外思维是一个中性词”的观点。没有必要作这种退让。“体制外思维”不是中性词，而是特定社会、特定阶段有着鲜明价值判断的褒意词。身处专制社会，不必讳言体制外思维优于体制内思维。如果要给“体制外思维”下一界说，就是批判、否定现存秩序的思维，就是主张自由民主人权的思维。反之，“体制内思维”则是认同、肯定、接受现存秩序的思维，就是在不动专制体制的根本，只作些“与时俱进”的微调的思维。两种思维孰优孰劣，还不显而易见么？

鄢烈山为了论证思维无优劣，，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说：“那些大贪官，一边利用特权大捞特捞，一边让老婆孩子先走一步移民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则身藏多国护照准备随时开溜，他们的思维，绝对是‘体制外’的；而对于雷锋，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人们一提到他，想到的不是‘学毛著’，而是做好事，雷锋的思想绝对是‘体制内’的。难道一个正常的人会认为贪官比雷锋更值得尊敬吗？”这个例子，看似聪明，却经不起推敲。不错，雷锋是“体制内思维”（如让雷锋写杂文，肯定不优秀），但说贪官是“体制外思维”，肯定大错。且不说咱们特有的专制体制是滋生贪官的最好土壤，单说这些贪官的手段（权钱交易）和思维（利用职权大捞特捞，然后送老婆孩子先出国，再然后准备多国护照寻机开溜），就全都是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内‘的。他们利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大肆鲸吞和挥霍纳税人的钱财，全在体制内进行，也全是不受监督的体制给他们提供的方便，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体制内思维。不信，让这些贪官来写杂文，他们能出”鲁迅风“的杂文吗？能写出有公民意识的杂文吗？果如此，怕早就被淘汰出局了。说这些贪官是“体制外思维”，这不是成心稿笑么？

鄢烈山还说把人的思维划分体制内外，体制外的就优，体制内的就劣，“是袭用阶级划分的老谱”。这样的比附和指责不符合实际。没有谁说过身处体制外必然是体制外思维，身处体制内必然是体制内思维。也没有谁说过身在体制内就有“原罪”。朱健国现在也还在体制内，我想他断不会主张身在体制外就自然红，身在体制内就自然黑的。体制并不决定人的思维，许多身在体制内极富体制外思维，如朱学勤、刘军宁、王怡、沙叶新等；而一些身在体外的人，却多体制内思维，如杨振宁、金庸等便是。

鄢烈山主张公民写作，照我看，公民写作就是体制外思维。因为我们三千年专制一贯制，先是帝王专制，后是领袖专制，领袖专制比帝王专制更厉害，更邪恶。所以，我们的传统，有的是帝王思维、臣民思维、焦大思维、清官思维、领袖思维、老百姓思维、而独独缺少公民思维。所以，公民写作是体制外思维。鄢烈山是杰出的杂文家，我读过他在网上发的和在国内媒体发的不少杂文，走的确是公民写作的路子，他的许多文章非体制外思维写不出。

但鄢烈山也确有一些被朱健国扭住不放的错误观点，如把自己获得官方的“鲁迅杂文奖”看成是中国的“人权巨大进步”即是一例。担我觉得朱健国的批评，也还没有到位。因为你朱健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人权并没有巨大进步，他鄢烈山也可以举出不少例子证明人权有巨大进步。你朱健国抛出人权测量点，他鄢烈山也可说他获“鲁迅杂文奖”也是一个人权测量点，这就永远各说各，谁也服不了谁。人权有否进步，单靠举例是不行的。拿出自己认定的人权测量点也不行。这要从“后集权主义”的特点来认识。我们把毛泽东时代叫做集权主义时代，把毛泽东以后以至于今的时代，叫做后集权主义时代。后集权主义时代有什么特点呢？按李慎之的说法，就是“集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开始衰退枯竭的时代”，按苏联作家阿里马里克的说法，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了”的时代。集权者已经失去了他们先辈一言九鼎的权威，也失去了道德制高点的掌控，不听话者越来越多。这时若言论管制有所权动，言论空间有所扩大，决不是什么“人权进步”，而是权力者不得不如此的之举。大家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搞“清污运动”，被批判的人不是越批越臭，而是越批越香，以后就再也搞不成“清污运动”了。这不是权力者不愿意搞，面是形势比人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后集权时代的权力者，专制体制是一定要维护的，稳定是要压倒一切的，所依仗的法宝，也仍然是恐惧和谎言，但策略会有所调整，更精于计算代价成本，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你说些违规的话，其至给你一个什么奖（意在招安），不要误以为是什么“人权巨大进步”，不过是变得更狡猾、更伪善罢了。鄢烈山说“人权巨大进步”正是认不清后集权时代特点所致。

鄢烈山有篇批评王朔的文章，标题是：《王朔是一条什么样的狗》，我看也是欠妥的。鄢烈山依据王朔对知识分子的贬损不恭，就认定王朔 “是一条忠实于专制制度的野狗”，是失之轻率的。这只需读读王朔的作品就知道，王朔不仅不维护专制，反而是专制的叛逆者，他作品中的人物，全都亵赎神圣，，嘲笑崇高，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我们自然可以以痞子作家、痞子文学小视之，但谁也不能否认他这些作品对消解当时封闭僵化的主流意识，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为什么痛骂知识分子，是骂他们“卫道”。王朔对金庸的批评，对大众文化批评，都有开风气的作用。刘晓波98年出狱不久，就与王朔合作出过一本书：《美人赠我蒙汉药》，如果王朔真是一条“忠实于专制制度的野狗”，反专制最坚决、最勇猛、也最理性的刘晓波，会找王朔合作出书吗？

看来，鄢烈山是体制外思维和体制内思维兼有的作家，当他在海外互联网写稿时，多用体制外思维；当他在国内媒体写稿时，则多用体制内或体制可以容忍的语言思维，这就不错，这比那些一味屈从专制压力的犬儒作家强多了。鄢烈山反对体制外思维，肯定站不住脚。但朱健国说他意在“告密”，我也不同意。在互联网时代，作家的写作活动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何密可告？但朱鄢二人之争是有意义的，通过争论，我们看到公民写作和体制外思维，其实是并不矛盾的，这两个概念矛头都指向专制，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公民写作，这一概念谁先提出，我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只记得林贤治说过鲁迅是用奴隶语言写作，邵燕祥是用公民语言写作，还有就是焦国标在“笔谈杂文”《我们是不同的》一篇短文中所说：“束学山把新时代杂文作家的写作特征概括为‘公民写作’，我越来越觉得准确。”照此说，公民写作这一概念是由束学山首先提出。束学山何许人也，不知道；焦国标可是大名鼎鼎的体制外思维者。焦国标称赞公民写作这一概念“越来越觉得准确”，就足见公民写作与体制外思维的密切关系了。

体制外思维，这一概念则是朱健国在《20世纪中国杂文随想》一文中首先提出。他说：“鲁迅杂文的本质是体制外思维”，这一概念很快就被许多人接受了。把它作为一种文学观，作一种思想武器，用以审视杂文界、诗界、文学界、思想界，都很管用，胜似千言万语，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学现象，一用“体制外思维”这一标尺，就洞若观火了。所以我说，朱健国功不可没。朱健国还有体制外思维的“体系”思考。他说他在对刘兴雨的杂文集《追问右史》写评介文章时“忽然悟到：‘体制外思维’的‘初级阶段’应是‘故乡外思维’，而高级阶段则是‘时代外思维’，最终向‘人类外思维’发展”。他认为“时代外思维“才是彻底的”体制外思维“。这就说得有些玄乎了。有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他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