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企业文化”一词极为反感。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每到一个企业采访，书记们总要兴致勃勃地与我说他们如何在建立企业文化——厂里有文艺宣传队，有墙报，有企业内部小报或杂志……那时候，中国人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就是企业里的文化活动或思想政治工作。也许各个企业的文化活动形式不一，规模不一，但其实质却是毫无二致：都是照搬“红头文件”或党报的话语，理念、方法本质上毫无个性，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大约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这种状态开始有了变化，不少企业淡化了“党委统揽制”，真正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时向我介绍经验的厂长、总经理，开始把他们个人的理念与人生感悟作为本企业文化的核心进行贯彻，他们的企业文化实质上是一个企业主要管理者的精神体现。这种看似微小的变化，其实是很惊人的：中国的国营企业管理者已经开始走出“一个国家只要一个脑袋”的思想垄断，有了自己因地制宜的鲜活思想。

   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情形更清晰了，随着“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一大批国企改变了所有制，变为了民企和合资企业，于是，这时的企业文化就完全成了企业董事长、总裁、CEO（首席执行官）个人理念的化身，这时的企业文化，不再是对执政者的一种应酬恣态，一种纯粹的政治秀，而是真正变为了一个企业的精神个性与经营管理个性。这时的企业文化，既是企业形而上的核心价值观，又是企业形而下的主体管理手段，它是无形的精神，心灵的理念，也是实在的规章，有形的经营，甚至成为了企业宪法。如深圳华侨城、华为公司，就如一个国家、行政区域一样，制定了《华侨城宪法》、《华为基本法》；好多企业还仿效党派加入者要宣誓而制定了本企业誓词，天天让员工宣誓。如古井集团“职工训令”是：“身为古井员工，必须立足本职，勤于职守，为厂效力，为国争光；必须遵章守纪，听从指挥，协调一致，共赴前程；必须不断进取，提高技能，更新知识，开拓未来，必须摒弃私利，放眼全局，胸怀宏图，为企业的发展献策出力。”

   这种誓词，就让企业员工紧紧以企业利益为准则，从而打破了过去那种全民只有一个行政（执政者）意志的“集权制”局面，出现了“企业民主”（资本民主）——每一个企业家可以有自己的理念与价值观，而非过去一定要在一个党章的意志下生存。

   这样一看，今日中国风起云涌的“企业文化”热，其意义决非只是借鉴现代国际企业管理经验与理念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思想解放大潮，它标志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经历了1949—1956年的早期“想象民主”，1957—1965年的“虚假民主”，1966—1976年的“造神民主”，1977—1989年的“启蒙民主”（文化民主）后，进入了企业民主（资本民主）新阶段。“启蒙民主”虽然一度带来了个性张扬、思想解放的文化自由，但最终仍然败于专制传统，难以通过“中国特色”这一瓶颈。而“企业民主”（资本民主）则因其温和婉转与经济效益巨大逐步为现行政治制度所宽容。“企业民主”虽然没有真正实现民主人权，但它毕竟前进了一大步，由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最高执政者说了算，变为还可以有千万企业家说了算。这种不彻底不全面的民主虽有“资本家当家”之局限，但总比全国只有一个人的君主专制要进步。即使是中国的改革已变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算为几个人说了算，也仍是一种变相专制，而中国今日数以千万计的企业，每个企业有自己的理念，多种企业民主至少带来了千万企业家的民主，13亿人由执行几个人的意志，到分别执行千万企业家的意志，到底是一个大进步。

   当然，真正的民主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志与自由。但是万丈高楼要从一砖一瓦开始，中国能够从一人决策走到千万人自作主张的企业民主，说明中国有了一条不须暴力而以经济方式推进民主的新道路。这种降低“民主成本”的“告别革命”，意义深远。

   从这个意义上，《让企业文化起来》一书的问世非常有意义。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一本非常商业化的企业文化操作细则，是一本地道“财经书”，其中多是细致的企业文化建设法则与案例。但透过这些纯经济的“企业文化”，联想中国近20年民主思想进程，由此上朔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腥风血雨，人们就会由此看见“东风第一枝”——中国人通过“企业文化”建立“企业民主”（资本民主）而迈向现代民主的新曙光。

   这正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我们全力以赴地支持千万企业家们在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吧——人们的很多设想，并非一定要当了总统、总书记才能实施，只要建立一个自己的企业，就可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现代社会为人们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崭新的道路。

   （《让企业文化起来》，曹东林策划，张云初、王清、陈静编著；深圳海天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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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2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