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凌晨去世。弥留时，经济所吴敬琏在身边。这个当时还年轻的经济学家，遵嘱接过顾准有关希腊史研究遗稿，以后协助《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出版。那本书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内广泛流传，教育了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整整一代人。

   1982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84年2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 说：

    “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附记”引用了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知父莫如女，尽管这是一份迟到的理解。然而，迟迟不解顾准者，又何止他一个女儿？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在十年之后蓦然回首，惊讶顾准之先知、顾准之预见！而这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时候，这个社会却已经把它所产生的思想家悄悄扼杀了。

   “附记”随之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意义远远超越了顾准及其亲人的家庭悲剧：

   　　“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不愧是顾准的女儿，她理解父亲，迟到了十年，却提出了一个十年后的今天也未必已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顾准已听不到这一追问了。他把追问留给了活着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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