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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三题

——笑着的、叫着的、哭着的

   法国人说,伏尔泰笑着,狄德罗叫着,卢梭哭着。这三个人的嬉笑怒骂,穿越那个“理性时代”,直落我们今天存活的这个世纪……

   伏尔泰的笑声,是伏尔泰主义的特征。狄德罗昵称他为“湖边的老土匪”,几分亲密,几分微议,似嫌他不该用笑声去作战。狄德罗毕竟年少气盛,不明白敌手之低下,尚不配使用更正规的武器。伏尔泰只有以笑声迎战,才不致辱没自己的智慧,才不致忽略对方的愚昧。

   伏尔泰老是拿“教会的荣誉”、“宫廷的尊严”乱开玩笑。他说,从前有一个泥腿子,叫“老实人”。“老实人”进城遇到了六经欧洲废君,失去王位却呈泼皮威风,吃饭赖帐,遭到意大利人的奚落哄笑。“老实人”起初不可思议,后来又听说宫庭社会暗中还流传有一种脏病,方有所悟。那脏病翻过来是一页“病历”,翻过去就是欧洲联姻王室的“家谱世系”:

   侍女的病是一个方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

   伏尔泰言罢,随即就是一阵开怀大笑,连马克思都听到了这一阵笑声。《马恩全集》第十三卷第435页记载有马克思耐心描述的一则轶事,说伏尔泰当年有四个敌手,他就在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分别取名为那四个敌手的姓氏。马克思说:

   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养它们,不赏它们一顿拳脚,不拧它们的耳朵,不用针刺它们的鼻子,不踩它们的尾巴,不给它们戴神甫的高筒帽子,不用最难以想象的卑劣方式对待它们。

   伏尔泰每年只有一天不笑,那就是圣巴托罗缪之夜。每到这一天,他不仅不笑,而且浑身发烧,大病一场。二百年前的那场宗教屠杀,惨死者达两千多人。巴黎各教堂的狰狞钟声,胡格诺教徒临死前的呼救声,魂牵梦回,声声在耳,使二百年后的伏尔泰辗转反侧,不得安宁。

   每到这一天,他给朋友写信,总署上一个怒吼着的名字:“écraser L’infame——踩死败类!”后来干脆缩写为“écr.Linf”,以致有一个拆看他信件的检查官,竟以为这些信的作者确有其人,就叫écr.Linf先生。

   伏尔泰的“败类”究竟何指?两百年来一直争论不清。搞历史的人有四种解释:天主教、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宗教狂热者。大概第四种解释比较可信。伏尔泰内心并不缺乏宗教感情,他排斥的是宗教狂热,不容异端。那才是走火入魔,是一切迫害行为、残忍行为的病根。

   为此,他经常放下手头的著述,为街头的宗教迫害奔走呐喊。他为卡拉、西尔文、拉巴尔、康普等一切宗教迫害牺牲者鸣冤叫屈,官司一打就是十年、二十年,亦在所不惜;为此,他痛心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认为外面的宗教迫害断不能演变为同仁间的学术迫害。他和卢梭的争吵是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幸,但到了垂暮之年,他还是向卢梭伸出了宽容之手。他曾同时向七个地点发出邀请,请那个流亡者到他的隐居地来避难。某一天,突然有人诈喊:“卢梭来了!”

   伏尔泰闻言,掷笔惊叫:“这个不幸的人在哪?快让他进来!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

   伏尔泰在笑声中流泪,一生写有十五部悲剧。最使东方人感兴趣的是他的《中国孤儿》,总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剧”。那故事原称“搜孤救孤”,在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却被伏尔泰移植为法语演唱,用来宣扬儒教文化中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伏尔泰让得胜的成吉思汗向失败的中国士人如此述说:

   你把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忠勇双全的人值得全人类尊敬,从今后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

   马克思读过这个剧本,后来总结为“征服者被征服”。伏尔泰如此崇奉这个“征服征服者”的文化,以至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室内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究气节,讲究尊严,还讲究坐怀不乱,道德上远比巴黎文人来得清爽。他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不过,他并不同意儒家一味崇古的原始主义,更不能想像他的《中国孤儿》可用来夜郎自大。借着与卢梭辩论,他微笑着说出以下意见:

   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是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伏尔泰在哪里笑?一直笑到什么时候?一七六○年,“老土匪”在答复别人提问时写道:“我在我的隐居地做什么?捧腹大笑;我将要做什么?一直笑到死。”

   三十年后,巴黎人补行国葬,迎回了这位一直笑到死的哲人遗骨。塞纳河边,万人空巷。他的心脏装在一只盒子里,永久存放于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刻着他生前的一句名言:

     “这里是我的心脏,

     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从此以后,人们才知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法国人为何把狄德罗称为“叫着的狄德罗”?猜想起来,大概是因为狄德罗在启蒙运动中最早叫出了无神论的口号,而且把这个口号叫得最响,也最为激烈?

   在那个时代,人的激进与否,未必如后人想象——是以政治观点为标准,而是以神学观点为标准。伏尔泰也好,卢梭也罢,对尘世间的权威,一律是说大人,则藐之,碰上一个说一个,毫不留情。但对天国的权威,则是笔下留“神”,至多说到自然神论为止,从未走到无神论的一极。他们反对的是宗教狂热,而不是宗教本身。他们之所以保留宗教,与其说是认同宗教的认知价值,毋宁说是保护宗教能够维系人心的道德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才说:“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谁能料想,就这句话被我们的教科书作者抓住了尾巴,如获至宝,到处引用,非说人家保守,还“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唯独狄德罗称心,唯独狄德罗勇敢。他不仅与宗教狂热作战,还直接向宗教本身宣战。《百科全书》中狄德罗写得最多,共计条目一千二百九十六条,凡是能够抨击上帝的地方,他都不放过,竭尽嘻笑怒骂之能事。他在无神论旗帜下召来两个泼辣写手——霍尔巴赫、达兰贝尔,吓跑了伏尔泰,也惹恼了卢梭。狄德罗之所以被捕,不在于他的文字有辱陆军大臣的情妇,而在于他《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触怒了僧俗两界,也触怒了包括启蒙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法国思想界。无怪乎拉美特利有一次说到,狄德罗只借助一个盲人就开导了整个宇宙,而他自己却被关进了漆黑的监狱。

   二百年过去,人是由上帝创造,还是从猿猴演变而来——已成了一个愚蠢的论题,不值一辩。但是,因为真理的事后普及,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历史前置的错觉:既是如此简单之常识,那么当然是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事实不然,法国革命当年因无神论激烈而出名,也因为无神论激烈而蒙受灾难,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代价之一,是激起了全欧洲的反动。笃信宗教的农民首先从旺岱起事,迅速蔓延至法兰西全境。全欧洲僧俗两界在“圣战”的旗号下扭结起来,向无神论的巴黎宣战!巴黎人坐守孤城,成了“一小撮”,成了“极少数”,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老鼠”再革命,“街人”再反动,力量悬殊却是就此铸成,怎么也扳不过来了。

   代价之二,是使革命党的革命哲学本身因此扭曲,从扭曲也走向“反动”。大革命摒弃宗教以后,社会动荡,人心道德无所维系。革命党不得不强化道德说教,强化政治与道德的联系。凯撒与耶稣集于一身,反而出现了自己本身极欲反对的专制倾向:政教合一。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一时传为革命名言,实际上包含着多少无奈,多少尴尬。美德从前以对上帝的敬畏为基础,上帝抽空,美德只能以人们对恐怖的畏惧而行。美德与恐怖结伴,既恶化了政治,也败坏了美德。不道德者,强迫你道德,不自由者,强迫你自由,实际上是制造假道德,伪自由。这与大革命之初衷——人人生而自由——相差何止以道里计!

   百般无奈,左右尴尬,罗伯斯庇尔不得不自己穿上了袈裟。一七九四年五月,大革命推倒神龛,又设祭坛——建立最高主宰节,罗伯斯庇尔主祭开教大典。同一年,罗伯斯庇尔开始清算无神论。在一次拿破仑称之为最出色的演讲中,罗伯斯庇尔点出了百科全书派的名字:

   这一派人以极大热情传播唯物主义,远远不满足于仅仅摧毁宗教偏见。实用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渊源于此。它把利己主义变成体系,把成功看作正义和非正义的尺度,把世界看作狡猾的骗子手的资产。这一派人包含为数众多的野心勃勃的江湖骗子!

   法国革命最热闹的场景,美国人形容为:“那全是帆,没有一根锚。”法兰西不是没有维系人心的锚链,那是百科全书派过早过激的宣传斩断了这根锚。千帆竞渡的结果,使法国大革命堤溃水漫,一片汪洋。罗伯斯庇尔恨恨而言,那不是革命,那是“一场国内战争,国际战争,还兼一场宗教战争”。到头来,最激进的革命党,在革命最激进的阶段,不得不反过来啃噬最激进的革命学说——唯物主义无神论,一七九四年的这一幕,不仅令狄德罗难堪,也令后世一切跟着叫的教科书作者难堪。由此看来,伏尔泰说的“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虽然刻薄,不也道出了几分大革命运行轨迹的客观必然?至于这个“湖边老土匪”所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那更是至理名言。能不能类此推出狄德罗的逻辑呢?——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那就不是逻辑了,那是狄德罗的教训,那是狄德罗的遗憾。

   一谈到卢梭,感觉大变。是贬?是抑?是厌?是喜?——都不能达意。谈伏尔泰时的轻松,谈狄德罗时的讥诮,是怎么也保持不住了。

   谈点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分裂吧。

   伏尔泰曾挖苦过卢梭:“读尊著,使人渴慕四脚爬行”;狄德罗曾抱怨他的“每一个思想,都受到了卢梭的干扰”,说他们这群人与卢梭的分裂,“是天堂与地狱的分裂”。

   是什么样的分裂,使得这群人坐立不安,恨声不绝呢?

   分裂之一,是卢梭的历史哲学:他控诉文明进步的罪恶。这是最触犯启蒙学派忌讳的地方。启蒙的旗帜是“理性”,启蒙的基石是“进步”。而卢梭却在森林中徘徊沉思,忽如狼嚎般狂吼:“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

   分裂之二,是卢梭的政治哲学——洛克算老几?英国代议制又是什么东西?殊不知他卢梭痛诋之物,恰是老伏尔泰最心爱的东西。伏尔泰终身不渝,信奉的就是洛克思想,英国制度。卢梭却从本土笛卡儿那儿借得一块先验论资源,独辟出大陆一派政治哲学:以第一原理演证政府与社会来源于一纸契约,既如此,有履约者悔约,就有订约者毁约。于是就有了革命有理,造反无罪,老百姓就有了起义权、弑君权、推翻政府权、再订契约权,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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