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中青年学界在反思五四思潮。这样的反思有积极意义，只恨相见太晚。反思中，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在流行：五四中西思想交汇，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分别师承英、法，从法国过来的激进宣传受激进主义者青睐，从英国过来的保守学理则受保守主义者欢迎。依此推理，自然就鄙薄法国，崇尚英国，似乎英国知识分子都是保守型君子，法国人多为轻浮的激进分子。五年前，我自己也是这样一种观点，并试图以这样一种认识重新梳理法国左翼传统对中国近代观念史的影响。我将这一源流称为“法国病”：好言革命，动辄起义，中国近代意识形态的血液里即有这一成分，至今尚未淘洗。

   　　如此二分法一开始亦无大错。但是一旦流行，而流行往往反而意味着凝固，凝固为一种流动着的僵硬模式，事情则会走向反面：就史实层面而言，可能削足适履，简化甚至歪曲五四中西思潮交汇时那些错综纠葛的历史事实；就现实层面而言，或许会以反思五四激进思潮为学理托辞，抢先责难并抛弃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真正应该淘洗的那些思想观念却遮盖起来，不去批判。这样，一场健康的反思还未走完正途，即有可能从反思走向绥靖，中途变质，变质为一种曲学阿世的时尚。事实上，一种过分的倾向已经发生，某些观点嫌否定五四还不够，要一直否定到辛亥，甚至否定到戊戌，即为显例。我私心以为，保守主义的精髓，是求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与人格发育的平衡，而不是偏向另一个极端。在扬弃法国式革命狂热的同时，是否应该把知识分子理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从那张皮上小心剥离下来，“保”而“守”之，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态度？然而新出的危险却是，不倒脏水倒孩子，脏水还在荡漾，孩子却可能已经扔了。

   　　最近读到一本中国人写的《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次经历》，或许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

   　　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大陆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滂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罗素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意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

   　　可惜，一九二○年罗素应梁启超等邀请，来华讲学，没有取得相应成功。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当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炎黄青年如火如荼，翘首以待，可以想象。无论是激进、保守，对他都是满怀期望。结果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持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在华讲学期未满，主客双方都觉得尴尬起来，以至罗素后来是带着遗憾，带着不满，离开了中国。

   　　先说两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怀猜忌。一九二○年十月十二日，罗素在上海上岸，中国学界的接待人员尚未赶来码头，英国驻华使馆与伦敦的外交部、国防部即已函电交驰，设想乘其立足未稳，干脆撵回英国。以后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十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北洋政府方面，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因其在华宣传“危险思想”，也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从理论上阐释共产主义合乎人类理性，并没有直接号召中国人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北洋政府几次犹豫；最终没有下手。被当局如此猜忌，而且还提供危险的“小册子”，按中国人的逻辑，是该受到在野一方激进党人的欢迎了。比如说当时的“南陈北李”？

   　　按照《罗素与中国》一书所叙述的罗素在华日程表，李大钊与罗素似乎没有接触。从陈独秀的态度推测，李对罗素可能是敬而远之。陈独秀参加过北京七团体欢迎会，以后听罗素讲演，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熬不住，给罗素写过一封信，请教疑难：“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据称，罗素曾给陈独秀写过复信，可惜中途遗失了。不过，按罗素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陈独秀没有下文，这封信不太可能使陈独秀满意。

   　　这时，《新青年》编辑部分裂，“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爆发。罗素来自英国，具有鲜明的逻辑实证主义经验论色彩，胡适导师杜威亦推崇罗素是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比他自己还高明；罗素显然不会简单赞同“主义”派，而且确也引起了“主义”派的不满；这些情况都该说明罗素理应得到“问题”派的青睐。结果也奇怪，胡适对罗素访华十分冷淡，并不热情。当时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作翻译，胡适即警告赵不要上梁启超“进步党”的当，力阻他为罗素效力。以后，始终也不见罗素与胡适交往的记载。

   　　那么，对罗素热情最高的是谁呢？可能是当时难以归入某一派别的张东荪。然而，张东荪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当年张东荪三十出头，身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他是通过阅读罗素的《自由之路》等著作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他还建议罗素“实地去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因为欧洲中世纪之基尔特已经无存了，不能不在中国寻其遗迹，从此遗迹上或有些贡献也未可知。”

   　　意外的是，罗素在中国时间越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越大，最后竟至于建议中国仿效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

   　　毛泽东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一九二0年十二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大概是因为罗素在这次讲演中，虽然为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模式辩护，却尖锐批评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体制。

   　　北大师生自发组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每周参加一次他们的英文讨论会，每两周参加一次他们的中文讨论会。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这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问题望而生畏，而是因为我对技术哲学几乎毫无根底，也几乎毫无兴趣。”(Coken Chen致赵元任，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罗素致柯莉)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月十八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于那个名盛一时的“罗素哲学研究会”，罗素后来也不无揶榆，说他们“除一位逊位皇帝的侄子外，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他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分子抱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同情，当时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中国学生进入苏俄。(Chen Ting－Fan致罗素，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此信对罗素的帮助表示感谢，原件藏罗素档案馆)从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理想》曾被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做传单印发，甚至可以推测他已知悉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创建活动(见《先锋日报》(Dairy Herald)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但罗素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使得他最多同情这些新的政治势力，不可能直接主张中国人组成像苏俄那种党纪严厉的政党并诉诸武力。至于北京学者群中的社会主义，罗素观感更为不佳。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柯莉信中，罗素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两手抱胸，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则都忙于掠夺中国的富源”。

   　　使人气馁的是，罗素甚至还透露出当时在华的杜威表面上不说，骨子里也有同样的失望：“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地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呆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二月三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罗素在华发表的哲学主张以五大讲演著称：《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此外，为满足中国人当时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渴望，他有过两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讲演：《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塞维克底思想》。告别中国时，发表具有临别演说性质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综合这些言论，他的总体特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