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文集：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自由主义首先不是 “自由化”，以往被称做“自由化”的内涵要么与它不相干，要么是对它的歪曲。其次，它也不是如毛泽东早年在“反对自由主义”那篇名文中所描述的那一类：迟到早退，背后议论，或者随地吐痰。然后，它还不是最新出现的一种时髦说法:“如果它是一种多元化的宽容态度，那么我就同意”。多元化也罢，宽容也罢，第一应该针对权势而言，同时也是每一种学说与其它学说睦邻相处的外部规则。这一规则不仅对自由主义有效，也对其它正常学说有效。因此，如果只谈论每一种正常学说都应遵守的外部规则，并以此作为取舍的标准，那么你就不必只取舍自由主义，你可以同时同地同意无数种学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这是自由主义的名言，但是这一态度是为了保护各种学说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那“一元”，以形成“多元化”的总体景观。如果要求每一种学说都以这样的外部规则来取代自己的内部结构，那就无异于抹平差异，劝说每一种学说实时自杀。每“一元”的自杀，其总体效果则是“多元化”的自杀。专制能扼杀多元化，以一种泡沫语言目无定睛地奢谈“多元化”，同样能扼杀多元化。

那么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

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这样的一种学理要求，卑之无甚高论，以常识语言可以说得清楚。事实上，自由主义自英国形成系统学说以来的200年，它的言说基本保持着一种低调风格，从低调进入，既护卫宪政民主市场经济的法律政治平台，也化成当代文明社会普通公民的日常共识。但在中国的这100年，自由主义得到言说的机会却并不常见。1957年以后，这一学说基本沉默。进入80年代，它重新发育，但一开始只能借用其它学说的理论符号。只是到了90年代后期，在知识界明显分化以后，它才逐渐“挤出”门缝。

这条低调言路能够“挤出”门缝，围绕下述三个思想人物的议论，由小渐大，起了一个扫清外部路障的作用。

1998年关于顾准，有新的发展。首先是因为有新材料——《顾准日记》的出版，随着顾准生平材料的逐渐披露，又有更多的人进入了言说顾准的行列，这就自然出现不同的声音，林贤治先生提出了究竟是有一个顾准，还是有两个顾准的问题，罗岗和薛毅在最近两期《21世纪》上提出对顾准研究的不同意见，来自不同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的人能发出不同声音，且不论是否论证周密首先有助于消解随时可能出现的神化倾向，同时也说明顾准研究跨过了初期介绍阶段，正在向纵深发展，但是这一年关于顾准的言说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李慎之先生为《顾准日记》所作的序言，这篇序言不仅事先已经回答了薛毅所提顾准究竟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第一次挑明了顾准的思想定位：

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更切合他思想实际。

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此前学术界对顾准思想的追思和研讨已有10年，无论是同意还是反对，人们都已明白顾准临终前达到的思想境界，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启蒙派，而是一个“出走的娜拉”；再也不是以1793年法国革命激进阶段为肇始的欧陆传统的凌空蹈虚者，而是一个回归英美传统以1688和1787为年谱标志的经验主义者。他的精神指针最终定位于自由主义，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李慎之先生在这里是第一次破题，发出了1998年自由主义公开言说的第一声。

1998年5月，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在多声部合唱中庆祝百年诞辰，刘军宁编辑出版《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凸现了北大自由主义传统。李慎之再次作序，以他那一代人的特有语言说：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100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那一个月里北大内外氛围，读者应该记忆犹新。能如此强调北大自由主义传统者，不仅需要见识，而且需要胆识。日后的思想史研究者若追寻自由主义在90年代如何“挤”出门缝，当会注意到上述两篇并不太长的序言。

第二个话题开始于3年前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由于该书第一次披露这位史学前辈弃世前的孤苦境况，一时洛阳纸贵，那时的读者能在阅读中宣泄与传主类似的情感即已满足，多半不去计较该书作者将宝贵史料淹没于无节制咏叹的文人滥情。但此后陈寅恪的话题却始终在文人之间徘徊，强化旧式士大夫情绪，很少有文章触及更为深刻的层面，倒真成了一个问题。1998年林贤治和张志扬开始就这一话题提出异议，林贤治认为陈寅格其实是一个文化遗民，并无多少思想史意义，张志扬则批评陈寅恪给他的学生立的规矩——“从我学者方为我的学生”，并无现代学者宽容不同意见的气度。这样的不同声音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仔细分辨陈寅恪为门生立规的前后语意，张志扬批评能否成立，尚待商榷，值得延伸的应是林贤治的意见。这一意见或能刺入下面一个层面：即使如林所言，陈寅恪是个文化遗民——具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一个文化立场上的保守主义者是否可能同时出现自由主义倾向?如有这一可能，自由主义者又当如何面对?之所以这样提问，一是因为海外学者余英时关于陈寅恪的研究结果反复指向这一层面，国内学者却几乎无有应对；二是因为以往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在这一层面上留有惨痛教训。从学理上说，政治上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至少能成为思想上距离不远的盟友，但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情况恰恰相反。双方大动干戈，有过3次以上文化论战，将主要精力消耗于横向作战，忽略了正面堵着他们的共同障碍。而历史则比学理更直接地展开它的讽刺性画面：1946年12月15日晚6时半，陈寅恪不是与别人，恰恰是与那一时代自由主义代表胡适乘同一架飞机离京南下。那一幕天地玄黄，应该是双方刻骨铭心的共同记忆。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不正常关系延续了近百年，至殷海光晚年在病榻上与徐复观接近言和，方出现一线转机，今日自由主义能否承继那一线转机，从此与文化保守主义睦邻善处，再不发生近代史上那类虚火空耗的文化论战，关系到90年代以后这一言路能否健康发展。林贤治发上述异议，可能不是从这一角度发问，但无意中触及了这一层面，所幸1998年自由主义的再次言说，一开始就在这一重要层面有了回应。这年2月出版的《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专辑，发表有王焱“陈寅恪政治史研究发微”一文，第一次从自由主义学理角度正面迎对这一棘手问题。该文最后的结论是：

如果说陈寅恪是保守的，这种保守也是对自由的保守在法国的激进启蒙传统看来，保守与自由是对立的；而在苏格兰启蒙传统看来，保守与自由却是一致的。……从中古史到明清史研究，我们从陈寅恪随时变化而发生的转变就可以看出，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这一精义颇能领会并运用自如。由于本世纪自由主义在制度实践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成功，结果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保守”的旗号时常为威权主义盗用，而自由的理想却往往被激进主义裹挟，从而导致了问题的混乱。作为后人，我们今天支不应僵化地看待自由和保守的关系。

仅就陈寅恪是不是一个文化遗民而言，可能还难以反对林贤治那样的提问。王焱一文阐释陈寅恪的自由主义立场时，也未能以足够篇幅说明陈寅俗在这一点上有足够的主观自觉。不过，王焱此文的贡献不在于全面刷新有关陈寅恪的言说，而在于能否填补上述延续多年的理论盲点。1998年自由主义重新“挤”出门缝，在最初一年的言说里，已经注意到几代前人的误导，即此而言，这篇文章在目前可见的关于陈寅恪的种种言说中，也是不应被忽视的。

第三个话题是青年作家王小波英年早逝。这一年关于王小波的议论，出现了一些溢美之词，只会帮倒忙。但若“挤”去某些语言泡沫，王小波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被人们怀念，也不是没有理由：

作家、文艺批评家多半亲近欧陆传统，与英美精神距离较远。能站在英美自由主义理念上写作，而且写得得心应手，实属罕见。从“五四”以来，如果说中国近现代人文知识分子有什么集体性格—以贯之，那就是人文性格与文化旧习难分难解。所谓文人旧习，不仅仅是传统的文人情趣，更重要的是文人化的思维惯性：凌空蹈虚，逻辑跳跃，在越界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带球越位，将文学思维穿入严肃的理论论证，多半具有“目的狂”“方法盲”或者是“批判狂”“操作盲”的病态激越，用韦伯所言，即意图伦理过剩，责任伦理匮乏。“文革”中我在各地大学读大字报，那些有说服力同时也不乏文采的思潮文章，多半不是出自文科学生，更不是出自专练写作的中文系学生之手。当时留下的这一奇怪印象，和今天偶尔读那些出自中文系知识结构的思想性论文所产生的新鲜印象重叠在一起，实难磨灭。这一年后来出现的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气愤乃至攻击，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国内来源而言，这些批评大都出现在以中文系训练为思维模式的文学界、文艺评论界，以至有朋友称这一思潮只是一种文学现象，不值得认真对待。我本人不一定同意以此概括，但这一现象之出现，确实说明“五四”运动并没有消除中国的文人传统，相反是以现代白话文为包装延续了这一传统，甚至将这一传统发展得更顽固，更具魅惑力，用这些朋友喜欢的术语而言，是更具“现代性”。要求中国的文科学生扭转这种从旧式文人到“五四”新文人的历史惯性，犹如转换血型一般困难，不能强人所难。此外，也不能因此而出现学术生活的“出身论”，因为出身于中文系，就不允许在非文学的问题上发言。但是，既然进入社会政治问题层面，要求他们在写作时能在相关理论背景上多做准备，在提出一些至关重大的方向问题时，能在责任伦理上低调斟酌，应该不算过分的要求。以此论及王小波，就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异数。这一异数可能出自他独特的知识结构，一开始学的是工科，后来又念的是社会科学，惟独没有受大陆文学圈尤其是文学评论圈熏染。他的杂文成就高于其它领域，可能就与杂文论及社会时政需要调动非文学训练的知识背景。这一异数之出现，是1998年自由主义言说在学理之外的一个意外收获，但对文学圈而言，因为是异数，自然觉得陌生。我们从今日议论王小波者，大多是文学界之外的人士，而文学界中人反而不能或不愿议论，也能管窥一二。说破上述文人新传统，可能会伤及文学型知识分子的思想自尊，但即使剩耳，也必须说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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