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去世后，官方报刊发表一简短的消息，除此之外，沉默至今。与此同时，民间网站则哀思不断，追思如潮。仅我个人所见，慎公去世不过廿日，网上追思已逾百篇，从患难与共的同辈学人，到素昧平生的边远读者，甚至刚离国门的留学生，每天都有新的悼文出现。这是大陆思想界沉寂十四年来所罕见，亦是当今大陆从传媒角度可以观察的分裂之一：一个公开发言的“喉舌”中国，多半为虚拟，而另一虚拟的“网络”中国，则反显真实。

   既是真实，则不可能保持一致，惟其如此，方显其价值。如曹长青在肯定李慎之三大贡献的同时，提出其“三大局限”，仲维光评价李慎之和顾准生前“只有社会政治价值，却无学术思想价值”。前者还认为，有如此三大局限的李慎之被公认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说明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滑稽与可怜”；后者也认为对李慎之的追思，说明“中国的知识界出了问题”。应该承认，慎之非圣，如维光兄所言，仅一“过渡人物”耳，没有理由将其神化，只要是理性批评，都在正常之列。曹、仲两位都生活在海外，以我有限阅历，这些看法在部分海外人士或留学生中，可能还拥有一定程度的共鸣。故作此文，以求教于各方同道。

   曹氏列举三大局限为：谏士情结；理论上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对个人早期参加这一意识形态的传播没有忏悔；鲜见他对个人自由、个体价值重要性的阐述，把社会稳定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这三项批评，后两项恐难成立？从目前可见的李慎之生前形迹以及后人对他的回忆，与曹氏批评相反，慎之晚年恰恰是突破了这两大局限，才赢得了那么广泛的尊敬。第一项批评则牵涉到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所谓“谏士”情结，可以讨论。

   慎之晚年交谊中，是有一些共产党内民主前辈。他们资历深厚，德高望重，拥有民间爱戴。虽如此，或形格势禁，或认识不一，纵有谏言，亦不越轨。他们在思想行为上都存有这样那样的拘谨自律，幷不是什么重大秘密，须待海外人突然揭示，境内人方恍然大悟。相反，一个值得海外人士深思的问题是：这些前辈的“谏士心态”世人皆知，为什么却不妨碍他们至今拥有那样广泛的感召力？有一言一文出，必奔走相告，争相传诵，而不是越走越窄，从众日戚？我以为，这里埋伏着多重历史“纠葛”，需小心对待：二十世纪中国的党文化，从孙中山以俄为师建立党国制肇始，这一历史脉络必须头疏浚；党国制、党文化越到下游，越显现其僵化、腐败、乃至专制，至今日，已危如累卵，不改革，断无出路；但在其上游，当年参与这一过程的民主前辈，如一二九一代，幷不是出于私心私欲而是怀抱民主自由的献身热忱而来，或趋延安，或奔红岩；早年那份理想追求与道义参与，确实被利用被误导，但也与社会生活中其它高尚冲动血脉相通；到晚年，蛰伏于心灵底层的理想热忱重新点燃，直面党国制、党文化之腐败，呼吁政体改革，才发生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思痛录”和公开直谏。一位朋友总结这一现象，十分准确地称之为“两头真”（见杨继绳悼念慎之先生文）。此时之忠谏对象，是“救党”，也是“救国”，但更是“救民”，尤其是最后一点，既与他们早年理想相通，也与当今“民心、民意”相连。“两头真”之出现，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不幸”，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里的“大幸”，幸亏他们出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才能在最为困难的时候趟开言路，同时，为后来者留下道义资源。而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持意识”（博兰尼 Michael　Polanyi语），不仅是学理，还应是道义，后者远比前者重要，理应珍惜，以利接续。

   至于慎之本人有无“谏士心态”，以“藕断丝连”喻之，庶几近乎。所谓“藕断”，是指他个人早已突破此类自限，思想上“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行动上“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当为明证。所谓“丝连”，是指他晚年还是保持着与这些党内同辈的私人交谊，幷拉着他们一起走。据高建国追思文章，老人早餐常以啃麻花代之。在这样的经济境况中，他居然省下350元给“谏士老朋友”送《顾准全集》，以“支持”他们的民主“意识”，如此高谊厚德，在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十分罕见。慎之先生与前辈“谏士老朋友”的思想交往，非我辈所能取代。后人应从中体会什么是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持意识”，什么是历史积层下的道义资源，而不是道一声“谏士心态”，弃之如蔽帚。至于由此苛责，再引出进一步苛求：所有那些“谏士心态”都应该“退党”，“如果几万、几十万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都退出了这个党，其摧毁这个党统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实并无意义。如此“道德傲慢”，只不过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无意中以海外环境之特殊，迫人从己。这种唯我独“革”的心态，“形右实左”，折射出革命文化的反向拷贝, 其危害之烈，内耗不已，恐已超过“谏士心态”。

   说藕断丝连，还可再入一层。就慎之个人而言，一直有一个问题折磨着他晚年。他曾经不止一次问我：“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大意）他不仅仅是问我，肯定还问过其他人，包括上述前辈。凡在大陆生活者，牢骚、不满，甚至唾骂，无人无日不有之，真要定心一问，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十四年来，这是决定每一个人根本态度的第一问题，经慎之一问，豁然显现，却又峥嵘逼人。第一次他问我，大约是1999年上半年。第二次隔了半年在北京见他，他居然没有忘记上一次谈话在哪里结束，重又问起。我只能说：此为“天问”，无解，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那一次他沉吟良久，接下来有一番议论，我至今记忆深刻：

   如果这个体制真是刚性的，那么我们就真该承认邓小平想在了我们的前头？邓的六四情结恐怕恰恰在于，他已经认定这一结构是刚性的，一碰就垮，所谓“水库的最后一道堤坝”，众人都还以为冲击的是第一道堤坝，让步余地还很大，他却可能意识到：这是学生腔，所谓第一道堤坝，从内里看，其实就是最后一道堤坝，故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军队把学生镇压下去！直到今天，无论是镇压者，还是被镇压者，包括那些因执行六四决策而背上民间骂名的人，都没有认真想过邓为何不惜一世英名，动用那样铁血手段？难道他连这一点政治上的加减法都不懂？笑话！但是，如果我们真承认这一逻辑，那还谈什么和平改革，渐进演变？那就等着革命动荡，天下大乱好了！

   此后他不再追问，但我深信此一问题始终萦绕在他心中，直至去世。

   历史不乏如此时代：危机四伏，险情不断，一个火花会能点起燎原烈火，但也如一段漫长的湿柴，总是冒烟，却不燃烧。如此时代不是以“时”计，而是以“代”计，多少代人就在看似燃烧却是冒烟的时代，“沤烂”了自己的才华、生命。就我个人“对革命态度”而言，尽管冒烟的时代是“沤烂”精英才士的时代，但为普通百姓计，我还是坚持认为：较好的革命是较小的革命，最好的革命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而最坏的革命，恰恰是近代历史连绵不断的“大革命”。当代中国，前一场大革命结束，“出埃及”不久，社会不公新又冒烟，“奴隶们开始怀念埃及的肉锅”，不革命则罢，倘若革命，多半是第二场“大革命”，将刚刚开始的转折毁于一旦，玉石俱焚。如此时代，只能以社会代价为念，动心忍性，不间断地批判，不间断地提醒。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改革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改革。多年前我提出，纵使十年不将军，亦无一日不拱卒，当然可以商榷，然而韦伯所言“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置于此时此势，大抵也只能如此？我与慎之曾多次交换这一看法，若置身海外，多半很难体会。1999年深秋，老人孤灯独坐，写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其用心良苦，多半也是出于“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时逾四年，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此直呼最高当局的“劝谏”文字，既是“将”军，也是“拱卒”，是多方面的合二而一？其一，就行文风格而言，一步到位，直呼其名，为14年来所仅见，这是“将”军，不是低声嘟囔，而是大喝一声“将”！但就文章意图而言，还是在呼唤改革，而不是革命，只是此次是逼进了九宫格里去“拱卒”，才发生举世震惊的后果。其二，他本人深入禁区去“将”军，也是逼着对方去“拱卒”，逼“将”行“拱卒”之举： “中国的改革时机不是成熟，而是烂熟”，你赶紧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如此多重合一，既是慎公个人哀衷，也是境内大多有识之士之共识，岂能一言以蔽之，曰：“谏士心态”？

   上述“心态”之另一面，则可与李泽厚“告别革命”比。世人多误认自由主义者在大陆与李泽厚一样，只是“告别革命”，殊不知两者有根本区别：后者“告别革命”，是以消极态度坐等消极自由，而李慎之的“避免革命”则是以积极态度，力争“消极自由”。李泽厚开列一个社会发展四阶段线性进步论，认同当下市场经济，却拒绝现实批判，在消极状态中坐等“消极自由”，民主也好，自由也罢，俱会在第四阶段自然出现。如此“告别革命”，思想上划清了与二十世纪革命文化的界限，有正面价值，但在实践层面又折射出十四年来弥漫在部分知识人士的犬儒心态，缩头避祸。而李慎之“避免革命”，不惜以身家性命抗争，以争取改革而非革命的前景。两种态度貌合神离，相差何止以道里计？有此区别，方能发生两种精神境界：李慎之以老迈之躯，破“禁”探“雷”，其斗士檄文，篇篇都是撼人心魄的霹雳文字，而李泽厚则只能从“告别革命”走向“浮生论学”，以那样的轻薄文字，自我了结。此李非彼李，岂可同日语？

   仲维光之批评，比上述“道德傲慢”有深度。前一篇“当代中国无大师”，论西方汉学界弥漫着左翼文化，汉语功底浅，经济资源多，反而能吸引大陆学术潮流趋附；而国内左翼思潮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始，源远流长，盘根错节，老“左”护之，新“左”爱之，一直得不到彻底清理；境内境外合流，表面上造成开放以来国际交流的热闹气氛，而这样的欢乐接轨在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前，则暴露出“可笑的自大与可鄙的猥琐”。这一批评剔肤见骨，相见恨晚。但在同一作者后一篇文章里，论“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却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低境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自相矛盾，流露出另一种“知识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