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北方诸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玉成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对东西方文明社会持续数千年的激烈撞击，使它们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中最精彩和诱人的部分；而中国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史迹的最重要的责任。本书无意重复描绘他们的轰轰烈烈的业绩，而是试图解析它们语言信息，俯视它们的源流，以及它们与东西方民族在血缘上的关联。

   涉及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北方诸族研究，是西学东渐後才在中国展开的。然而，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中国人理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双方虽然有不少成果，但总体却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法人伯希和，俄人巴托尔德，日人白鸟库吉等，以及国人洪钧、屠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都有专精的见解和著述。

   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在於目标之差异。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标；结果往往是学罐满盈，而见地不足。然则，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设，虽时有疏於求证的结论，而探新的优势倒在他们的手中。就北方诸族研究而言，中国史料有被必须征引的机会，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有登堂之荣誉。面对西人的大胆宏论，国人只有小心求证的本份。

   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可从古代学者颜师古和胡三省的名字看出端倪，‘师古’有杜绝创新之意；‘三省’有主观唯心之嫌。这种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有前期的灿烂，继而有後期的守拙。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进取优势面前，我国学者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西学结论者多。历史、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则在‘传统的’和‘别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纠缠於咀嚼式的考据。那些本该由自己作出判断的重大课题，却都谦让给别人去说了。

   比如，由於汉字系统非表音的性征，使‘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分野在中国长期未能界定。西方科学方法入传以後，这一问题仍未理顺。瑞典学者高本汉倡导的以‘中古音’和‘诗经韵’构拟汉语‘上古音’的方法，寓合理中又夸大了汉语语音的变化。然而，这些尚待检验的假设又成枷锁，使我国学界对汉语语音的延续性愈具疑虑，对上古文字—语音记载，或怀疑一切，或避之犹恐不及。通过语音信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领域，竟而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的状态。

   ‘汉民族’和‘汉语言’的形成，自然是中国人文科学核心议题。‘汉—藏缅语系’理论的成功，又使人们忽视了北方诸族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仅仅依照藏缅系语言去推拟汉语形成的理论，是不尽可靠的。如若无限延拓它的合理内涵，并用它去限制人们的思想；我敢预言：其自身将走向‘谬误’，而且终将成为贻误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的又一死结。

   北方汉语的高度统一，使我们猜测：它是由许多部落语言融合而成的，黄河流域必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因此，辨明中原古代居民及其语言的祖源，是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而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地名与北方诸族的族名有明显的可比特征。大量证据表明，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它们在北方的草原地带，因改营游牧而获得了巨大迁徙能力；而所谓‘西戎’民族又是由‘北狄’部落转徙而成的。北狄、西戎与中原民族的同源关系，正是今世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举足轻重的原因。

   就历史科学来说，繁琐考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无法抱怨的现实，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精确地重现了。历史科学应该去解析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的各个真实过程。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而‘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於人类语言发育的早期阶段，而它们又往往转化为语言最稳定的深层沉淀：姓氏、人名和地名。因此，通过揭示族名、地名、人名、姓氏的语属信息，来达成某些历史、人类科学的基本结论，是本书采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Magyar人的远东祖源〉是本书研究的出发，它求证满族的先祖‘靺鞨’或‘勿吉’是匈牙利民族（即Magyar人）最东方的源。〈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成分〉是思考的返归；北方诸族出自中原，走遍世界是其结论。〈东亚民族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则将马背上的民族西迁的时间，至少提前到希罗多德记载的年代。而‘大宛’、‘大夏’或‘吐火罗’即是‘达斡尔’，可能是〈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一文令人惊心的结论之一。本书各篇的水准参差不齐，有些虽然注重敏锐之洞察，不少则偏向愚钝之列举，追求完美的企图无以实现。

   後 记

   本书探讨了若干与中国北方诸族相关的重要问题：即寻找它们的‘源’和辨析它们的‘流’。北方诸族迁徙的能动力是无与伦比的；然而，许多它们的征伐活动都被移接到其他人种—民族的名下去了。纪元前出现在东欧和中近东地区的Cimmerian、Scythian、Sarmatae人，都被大英百科全书说成是‘伊朗人种的游牧部落’；甚至那些出自河西走廊的‘月氏’和‘乌孙’民族也被指认为‘印欧人种’。我从语言线索出发，为这些甚至在史前期就远徙四方的人类集团找到了源头：他们是出自中原的北方诸族；不仅中华民族，世界上许多民族多融有他们血缘基因。

   所谓‘民族’，实有‘血族’和‘语族’之分。远古时部落隔绝、人口稀少和近亲遗传，使人类的体征和语言发生分离。语言是在血缘集团中内向地发育完备的，因此那时‘血族’和‘语族’基本是一致的。直到了人类生产和迁徙能力增强时，血缘才开始在较大范围内交叉。外向的远缘繁殖使人类体质和智力发生飞跃。而在某些‘强势部落’和‘强势语言’的影响下，一些大规模的‘民族’，实为‘语族’开始形成，而‘血族’的概念则渐渐淡漠。如‘汉族’就是一个‘语族’，其‘血缘’则早已无法辨析。概言之，人类之初主要是处於‘离析’的状态，而後世则处在‘融合’的趋势中。

   今天基因科学如此进步，人类生理、病理和遗传等艰深问题的解决，都指日可待；而人类对自身由来的认识，却遥遥无期。近一万年人类的活动只是它的历史的最後几页，而我们对它的理解则是千头万绪。从生命科学的成果来看，不同人类种属间的基因区别极其微小，而且这种微弱差异又被人类融合的过程稀释到难以察觉的程度。因此，那些包括传说在内的历史记载，必然包含了解决上述课题的语言线索；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强势进展面前，仍然保有它的不可与缺的一席之地。

   我对这些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脑子里也只是一片混沌，而且从来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打算。一次偶然的机会，将我引上了这项研究的不归之路。一九九六年夏天，为识得一个蒙古字之读音，打电话给蒙古国大使馆求教，商务参赞纳兰胡（意为‘太阳之子’）先生竟与我闲聊了两个多钟头。纳兰胡先生之父是驻节原苏联的外交官，因此他长在俄罗斯，受业於莫斯科大学外文系，英俄两语俱佳；其岳父又是蒙古著名的鲜卑史专家，耳濡目染，对於史学亦颇有见解。他告诉我匈牙利语与蒙古语很接近，还说匈牙利国内年轻的一代，正在与传统势力斗争，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蒙古的。

   纳兰胡先生寄来一九九五年二月六日《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Hungry of Their Roots的文章，说的是匈牙利的寻根热潮。Hungary（匈牙利）与Hungry（饥渴）仅一字之差，该标题实际是英文文字游戏。这篇《饥渴》文章说：

   在共产主义的年代里，苏联学者支持匈牙利人和芬兰人是源自於苏联境内的乌拉尔山地区，因为这个假设或多或少有利於将匈牙利套在苏联的轨道上。但是，新的研究已经开始质疑这个假设，匈牙利人正在朝更远的东方去寻找他们的文化之源。

   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好奇。公道地说，前苏联学者的纯学术态度是高尚的。匈牙利和芬兰民族发源於乌拉尔山的理论，是源於西欧学者的早期研究，後来才为芬兰学者认同，目前则为一些匈牙利和西方学者坚持。对於这个学术观点，前苏联学者也没有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反之，美国传媒精於的‘突出政治’、‘无限上纲’的‘冷战’型报道倒是众所皆知的。

   比如，印第安纳大学匈裔犹太人学者Denis Sinor很早移居西方，但他是上述观点的‘权威’支持者之一。匈牙利罗兰大学的Gy. Kara教授，以及大英百科全书也都在鼓吹这种理论。如果说这都是为前苏联的政治服务，显然是荒谬的。客观一点说，《邮报》是用‘戴红帽子’方法，为匈牙利的一代新人，发泄他们对行将逝去的一代学术专制的怨忿。

   《饥渴》一文描绘了一群匈牙利大学生，学习的‘中亚学’的热潮，和罗兰大学里的藏语和蒙语课堂爆满的情景。这篇报道表现美国大报记者善於速成的聪明才智，它不失精确地介绍了Magyar（读‘马扎尔’，即匈牙利）人从东方闯进喀尔巴阡盆地的那段已知的历史，以及种种关於Magyar人未知祖源的说法。它说：

   一九八六年，中国政府允许匈牙利学者回到乌鲁木齐以东三十英里处的墓地从事进行研究。……匈牙利学者在那里发掘了一千二百座墓葬，他们这些发现出土的文物与九至十世纪间的匈牙利墓葬物相似，墓中陪葬武器的排列，掩埋的方式，以及文字书写的形式均相一致。著名的匈牙利民族学者基斯利说：‘这些地方竟埋藏了人们从未领略过的秘密’。

   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按：实际是在甘肃省），基斯利和其他学者们碰到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在中国被称为‘裕固’的民族，它与新疆地区也使用突厥语的维吾尔族有所不同。科学家们发现，这个人数仅九千人的的裕固族的七十三首民歌，都是五音阶的；那些被世界著名作曲家巴托克普及了的匈牙利民歌也都是用五音阶作成的。（按：这个结果是中国音乐学家杜亚雄教授首先发现的）

   基斯利说：‘我们找到了最後一个会唱这些民歌的妇女，她唱得就象和我们匈牙利人一模一样’。基斯利还说，裕固族在若干个世纪以前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却依然保存了萨满教的巫医致病的传统。他们所用的念咒语的方式，在十一世纪以前尚未接受基督教的匈牙利也很普遍。基斯利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寻到了自己的根，但是我们必须回来反复的确证它’。基斯利说，他认为古匈牙利人不迟於五世纪才离开新疆地区，以後则一路走走停停，经过了几个世纪，中途又融入了古芬兰人，演变了他们原先的语言，最後才到达他们今天欧洲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