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食文化”的灿烂变得暗淡了，“非典”就事出在它的“首都”，那些“吃在广州”的同胞们，竟把动物专用的“冠状病毒”，也“食”进了自己的躯体。当CNN播放香港和广州家禽动物市场时，我无地自容，雇员们见我不住地摇头，也都不好意思相问了，原先他们连如何用酱油都要“请示”我的；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人是“吃的权威”，而且是无所不吃的；而这次我们终于吃出问题来了。

   你曾记得“生猛鲜活”的广式招牌吗？CNN放的这就是那番情景：一位形象猥琐同胞，将一只只“活鸡”抛来甩去；成堆的箱笼中伸出一只鸭头在翘望，两匹明日将成盘中餐的驴兄弟在互相顾盼；当镜头转到蠢蠢欲动的“穿山甲”时，洋人们一起惊呼alligator……。然后，有负罪感的我向他们表白我的无辜：“中国只有一个省分的老百姓吃这些……”于是有人发问：“你也是从那里来的吗？”“香港是广东吗？”“广东是中国吗？”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我也开始明白，我是洗不清自己的。

   说来，每年流行性感冒发作时，我也总是搞不清，为什么不是“香港一号”，就是“北京二号”？现在我总算弄明白了：是中国特异的“饮食文化”，一年几度为世界酿造“小灾”。而这回“走多了夜路”，“小灾”也就变成“大祸”。这次“非典”的发生和传播，我们中国人是有愧于世界的；而国际社会也必将惩罚我们，国家发展的势头很可能受创，小康的目标也可能被推迟。而那个号称“国际都会”的香港，“改革开放”了一百几十年，居然也顽固地保守着如此愚昧的习俗，更令人不堪设想。

   我们实在已经无法容忍这些每年必到的“流感”，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一定要吃活鸡、活鸭、活驴、活猫……？他们不仅没有一点对动物的爱心，而且在冷冻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还要坚持吞食“生猛”的陋习，而罔顾世界人民的“死活”。如果这次“非典”以后，他们还一如既往；我想，那就干脆让广东和香港独立算了，还在它们的周边筑起高墙，让他们“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担保只须三个月，地面的动物被吃尽；六个月后地下的蚯蚓也被食光。

   如何来挽回这些事情呢？最好莫过禁绝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即改变我们民族某些落后的“文化面”。事实上，中国古代各地风俗也有不同，有些是通过政府强制而进取的。例如商鞅治理秦国的十年间，社会有许多进步。尽管对他的“恃力”的作法，后世有很多批评，但他在“移风易俗”方面却有不可否定的功绩。

   《史记·商君列传》记云：“……而令民父子同室内息者为禁。”

   许多人看不懂这句话，因此各种注疏也都不予解释。而从商鞅和别人辩论说的一句话：“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我们就会明白了，秦国百姓都是游牧的“戎狄”之人；所谓“父子同室”，就是“乱伦”。而商鞅强制推行的“男女之别”，实际上就是引进中原农业社会进步的“性伦理”。我想中国政府和广东人民都应该到了明白，又一次“移风易俗”的时候到了。而在实施这一改革的时候，政府应效法商鞅：“用重典”。

   二○○三年四月三十日

   附：少不丁：根治“非典”，就要禁止吃生猛禽畜吗？

   近日笔者读朱学渊先生的《根治非典，须禁绝不良饮食习惯》，颇为惊奇。朱学渊先生的文章常以渊博的学识，深入浅出的逻辑思辩见长。而这一篇文章对于“须禁绝不良饮食习惯”的思辩逻辑颇为牵强，甚至还要呼吁以重典根治“非典”，根本不象朱学渊先生以往的文章的质量，仿佛是怒怨攻心时的作品。

   朱学渊先生的文章提到：我们实在已经无法容忍这些每年必到的“流感”，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一定要吃活鸡、活鸭、活驴、活猫……？他们不仅没有一点对动物的爱心，而且在冷冻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还要坚持吞食“生猛”的陋习，而罔顾世界人民的“死活”。

   在没有冷冻技术的过去，在没有工业化养殖和屠宰的三百年前，无论是广东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是吃生猛禽畜。那时他们有没有要迎接每年必到的“流感”?　是不是古人的这些生活方式就是陋习？是不是今人就一定要改过自新？

   确实，禽流感是由禽病毒变种而传人的，并且，很有可能，SARS也是由禽畜特别是野生动物传人的。但是，是不是由此就只能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逻辑推论：所以要禁止吃生猛禽畜和野生动物?

   一九九五年，英国疯牛症爆发，导致若干人死亡；英国政府将全国的牛（农场牛）全部销毁；二○○一年，英国的猪口蹄疫症爆发，英国政府将全国的猪（农场猪）全部销毁；一九六五年，法国和比利时爆发鸡瘟，当局将所有鸡杀光。

   禽畜要传病给人，与人是否吃生猛禽畜无关。朱先生也许会争辩说：不吃生猛禽畜，至少可以减少禽畜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当然，这是正确的逻辑结论。仔细想一想，还可以有一个正确的逻辑推论：加强对生猛禽畜养殖，运输和销售过程的卫生和防疫工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香港是绝少发生禽流感的，尽管已经有几十年从大陆进口生猛禽畜。然而，九十年代初起，每两三年就爆一次禽流感猪瘟之类。如果朱学渊先生及CNN的记者们有机会坐广州－深圳的火车，或者到深圳二线外的农村转转，就会看到有许多简陋的养鸡场养猪场，这些基本是外地农民向当地乡镇租地建的，还有些是流动人口占据一角建的，特别是在广深线铁路沿线。

   这些养殖场没有干净的水源，卫生条件极差，养殖密度大，有些养殖场还建在工业污染严重的地区。对动物来说，可以说比野生环境的卫生还要差很多。在这种环境下，禽畜容易得病，病菌病毒等等的基因变异也加快了。即使五丰行（承办运输农产品到香港的机构）不从这些养殖场进货，如果有合约养殖场刚好在这些劣质养殖场的旁边，就很容易受到传染；还有每天十几班的广九线火车，都很容易把那些由建在铁路旁的劣质养殖场的病毒病菌带到香港。

   错就错在：中国大陆的禽畜养殖业的管理在九十年代后严重失控。为什么？看看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频密严重的矿难、交通事故、人为投毒案、毒米毒枣流通案等等，想想这时期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变迁。把SARS起源放到这个大时空下去看，而不是孤立去看，不是单单根据CNN的逻辑去看，能够得出的逻辑结论会综合一些，至少版本可以多一些。

   我也有个呼吁，如果中国大陆的话事人有机会听到就最好了：加强对禽畜养殖业的管理，例如，实施发牌制度，对养殖，运输和销售实行监理，并且，要尽快彻底清除那些劣质养殖场；鼓励财团办大型而规范的养殖场。

   至于吃活鸡、活鸭、活驴、活猫是否就可以引申到“没有一点对动物的爱心”，笔者在多维上陆续发表的《动物权益保护的未来历史》系列文章中已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作赘述了。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到GOOGLE.COM上搜索“动物权益”即可找到。(1/1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