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文集：匈奴的血缘、语言和出逃的路线

匈奴的血缘、语言和出逃的路线

   自《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问世，中原社会对北方民族才有了较系统的了解。传统史学中的“匈奴”，被认为是秦汉两代 “北方诸族”的代词，而近世以西方学理为基础的历史—语言学者，普遍认为匈奴是突厥语民族的祖先。事实上，匈奴民族的血缘和语言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它与入侵欧洲和南亚的Hun人的关系，更亟需辨证。
   中国北方诸族之裔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并存的局面，是上古语言生态融合而成的较为简单的表象。以匈奴之庞大，其语言和血缘必然混杂；说它是一个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或许更为恰当。而要把两千年前的整个中国北方说成是单一的“匈奴语”或者 “突厥原语”的世界，那就不仅违反了事实，而且违反了人类语种逐步减少的历史。
   匈奴是从河套—阴山地区发育壮大起来的，两汉更替的时代，它分裂成南、北两部。《后汉书》以“南匈奴”为正统，其实它是附庸东汉的一个小朝廷；河套至河西走廊的游牧部落仍归“北匈奴”控制。而漠北（今之外蒙）则为种属混杂的高车、柔然、回纥等无数族落盘踞。
   从匈奴将月氏和乌孙等西戎民族逐出河西走廊，渐次深入西域之态势，可以窥见这些前追后赶民族，原本都是北方民族的同类，而今世西北汉、回、藏三大民族中，必然都有这些北狄或西戎的血缘。
   司马迁记载的匈奴，不是最初称霸的匈奴部落，而是它立国后的广大属族，或不妨谓之“广义匈奴”，因此它不可能仅仅使用一种突厥语。本文以为匈奴民族的语言更接近蒙古语和通古斯语，而它的统治部落，或曰“狭义匈奴”的血缘和语言，可能含有更多通古斯系成分。
   匈奴民族的内涵
   《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对于此中的族名，学界至今没有准确认识。其实，“夏后”就是“回纥”（ui-ghu）；“唐虞”即是“唐兀”（tdan-ghu），亦指今山西、陕北地方，“唐虞以上”即是其正北的河套地区，其时“山戎”、“猃狁”、“荤粥”正在那里游牧。从读音上看，“猃狁”（si-u）乃是“室韦”，“荤粥”（khon-dju）就是“弘吉 [剌]”；而从语义上看，蒙古语的“山”字是“乌洛”，“山戎”当是“乌桓”或“乌洛浑”。
   《匈奴列传》述有戎狄民族的分布态势：“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因此，中原正北方的“晋北”、“燕北”，以及和黄河上游“河西”“陇西”都为他们盘踞；乃至发源周、秦两代宗室的“岐、梁、泾、漆”，也是戎狄之地。
   对于戎狄族名，传统学术常以语义解释，如“赤翟”是“尚红之戎”，“白翟”是“尚白之狄”。于是说来，“荤粥”是否就是“食肉粥之族”，而“党兀”就是“结党营私之胡”了呢？我作此夸张之辩说，是为突显以汉语语义释戎狄族名之荒谬。事实上，即便有些族名有其汉语语义，但其真实戎名的认识，还是有待深化的语言问题，前述“山戎”是“乌桓”，即是一例。
   说来，貌似“东方之胡”的“东胡”之名，就是一个艰深的问题，它既可能是辽东古族“屠何”，亦可能是西域古国“大宛”和“大夏”，或是西夏原名“党兀”；山东地名“东阿县”，新疆库车“东胡乡”，都是它的遗迹。我以为“东胡”、“东郭”、“东阿”、“屠何”、“徒河”、“大宛”、“大夏”等，可能都与族名“达斡尔”或 “吐火罗”（玄奘作“睹货逻”）有关。
   如果注重研究司马迁择列的这十几个部落名的读音，它们与北方民族族名的对应就一目了然了：
   赤翟即“车臣”，
   白翟即“博尔吉齐”，
   由余即“回纥”，
   义渠、乌氏即“兀者”或“讹斥”，
   緜诸即“靺羯”或“蔑里乞”，
   绲戎即“浑”，
   翟豲即“昭武”，
   大荔即“沓卢”或“吐如纥”，
   朐衍即“呼延”（或地名“居延”），
   楼烦即“陆浑”或“陆和”。
   此中“由余”之为“回纥”，是循了yu-yu读u-u的规律。唯“林胡”无类音族名对应，然稍解其意，则豁然释通。清代学者何秋涛著《朔方备乘》首先辩认出满语中“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的语义，故尔通古斯族名“兀者”（音同“窝集”）当是“林胡”。此言也有旁证，匈牙利语“林中人”适为erdész。
   “东胡”、“乌桓”属鲜卑—蒙古系民族，“兀者”、“靺羯”属通古斯系民族，是早已明确的结论。而突厥语“浑”（qun）是“太阳”，“呼延”（qoyun）是“绵羊”；“吐如纥”即是匈牙利姓氏Torok，也是“突厥人”的意思（Torok与Turk无实质区别）。因此，“浑”、“呼延”、“吐如纥”可能是突厥语系部落。因此，匈奴民族包含了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语族的先民部落。
   《汉书》记载了一则历史上非常著名而有趣的事件。那是刘邦去世后，匈奴冒顿单于向吕后发来一封言辞唐突的求爱信，信中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阅后大怒，要斩其使者，发兵出击匈奴。后来群臣审度时势，才平息了吕后的火气。
   信中“生于沮泽之中”这句话，对于解释冒顿的身世很有作用，但“沮泽”长期被望文生义为“沼泽”，其语音信息却被忽略。说来，“平野牛马之域”何来泥泞的水泽？其实， “沮泽”并非“沼泽”，而是族名“女直”（读ju-ji），冒顿是女直部落中人，统治匈奴的是通古斯民族。于是“冒顿”（mo-do）一字也可予通古斯语诠释，《北史•勿吉传》曰“渠帅曰大莫弗瞒咄”；《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亦云“其酋曰大莫拂瞒咄”，“冒顿”当是“瞒咄”也。
   我们多次注意到，“月氏”和“乌孙”就是“兀者”和“爱新”；现代国名“乌兹别克”即是“月氏别克”，张骞笔下的“安息国”就是“爱新国”。今次我们又认识到领袖匈奴的是“女直”部落，因此匈奴将月氏、乌孙逐出河西走廊，实际是以“女直”、“爱新”、“兀者”为首的部落联盟间的斗争和迁徙，而通古斯民族是东北亚土著的传统见解，也就需要修正了。
   匈奴语中的多语成分
   从族名上认识到的匈奴民族血缘的多元性，在语言上也可以得到证明。汉籍记载的匈奴语仅是“单于”、“撑犁”、“孤涂”、“阏氏”、“居次”、“头曼”、“屠耆”、“瓯脱”、“若鞮”等几个字而已。然而，这几个字却费尽了各国学者的智慧和心机，其中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成就最大。
   《汉书•匈奴传》说的“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道明了“单于”（酋长）、“撑犁”（天）、“孤涂”（儿子）三字的语义。
   “撑犁”，显然就是蒙古语的“天”字tangri（“腾格里”），我以为汉语“天”和“青”（意“天色”）二字，就是“腾”和“撑”的转音，它们既是汉语中的北方民族语言成分，也是蒙古语民族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证据。
   “孤涂”的究析，须先明“孤”字的读音。《前汉书》的西域“狐胡国”，《后汉书》记作“孤胡国”（即“回纥国”），古代“孤”字是读“狐”的；而将“孤涂”读 “狐涂”，其语属也就明确了。欧洲学者发现西伯利亚通古斯部落语言的“儿子”一字为kutu、gutu、uta、utu、ute等，白鸟库吉则迅速达成 “[将匈奴]视为通古斯族，则问题容易解决矣”的结论。我查鄂伦春语之“儿子”一字确为ut'er，白鸟氏的见解实在非常有道理。
   “单于” 源于“广大”不足为奇，中原语言的“皇恩浩荡”不也是同样的意思吗？但因它过早就被人训读作chan-yu，而后人又一味因循这种误导，自然就找不到它的语源线索了。蒙古语的“广大”是delger，“酋长”是darga，两字的确非常音近，甚至可能是同根的。蒙古语g音常转读腭音gh，进而转为u或f。若将“单于”读作da-ghu或da-u，它的蒙古语源就一目了然了。
   《汉书》有“昭君出塞”的事迹，那是王昭君后宫寂寞，自愿出塞和亲，她先嫁“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生有一子“伊屠智牙师”；老单于死，复株累若鞮单于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居次”是“女儿”，同今世突厥诸语之kiz一字无疑。
   “阏氏”是“夫人”，这个平常的字却也被传统学术误导了一番，唐代《史记索隐》引了一个出处不明的说法：“匈奴名妻作‘阏氏’，言其可爱如烟肢也。阏音烟。” 根据这个随意的附会，戎狄语言的“阏氏”竟被训作汉语的“烟肢”，中国学术之落后，可见一斑。其实，将“阏氏”读作“於支”（读u-ji），它与满语“福晋”（fu-jin或u-jin）的关联就立即显现了。
   “瓯脱”出自《匈奴列传》“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的记载。我以为它就是游牧民族的“帐幕”或“蒙古包”，该字蒙古语谓chachir，（“察赤儿”），
   土耳其语谓chadir或otag，前者同蒙古语，后者正是“瓯脱[格]”
   “头曼”，已被确认是数词“万”。满、蒙二语之“万”均为tuman，而突厥语只有“千”（min）字，“万”字是“十千”（onmin）。春秋宋国末代诸侯 “宋景公”亦名“头曼”，宋王室是商纣王的后裔，商人是东夷，tuman出于东夷—通古斯系语言的可能较大，但不能排除出自“蒙古原语”的可能性，但它至少不会是出于“突厥原语”的。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谓‘贤’为‘屠耆’，故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贤”可能是“聪明能干”的意思，上古社会“聪明能干”的人，莫如知悉前人经验的“历史学家”，而蒙古语之“历史”为“屠兀赫”（tuuh），“历史学家”为“屠兀耆”（tuuch）， “屠耆”当是“屠兀耆”。匈奴“左贤王”和“右贤王”，就是上古中原的“左史”和“右史”。
   《汉书》说“匈奴谓孝曰‘若鞮’”。“孝”是中原农业社会的文化辞，在其他的语言中很难找到准确的对应，而之于“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的匈奴民族而言，更没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我们就不予讨论。
   综上所述，以近代阿尔泰语的状况来解析古代匈奴语，八个匈奴语字分属于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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