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宪政协进会”不提“言论自由”和“多党代议制”等目标，仅鼓吹“产权改革”先行之必要，与“只经改、不政改”似是不悖的路线，等于是在帮助滥权瓜分公有资产，并迅速使之“合法化”了。

   　　据报道“中国宪政协进会”在美国洛杉矶开过会了，与会的有王丹、王军涛、于浩成、胡平、曹思源等海内外民运人士和政治学者，讨论的是“中国的宪政建设和产权改革”的问题，读到这条消息不禁悲哀。中国的这般大问题只能在美国讨论，北京城里就是容不下这张议桌。一百多年前，清政府派“五大员”出洋考察“宪政”，可是今天在海外主持讨论“宪政”的，却多是被流放的异见分子，可见中国政治非但没有进步，共产党实在还不如满清政府了。

   　　一百多年前，为了解决“皇权专制”造成的国力衰蔽，中国“维新派”引入了西方“宪政”的操作概念。其实质是：以“宪法”保证“皇权”的“虚位化”，并以“宪法”监督“民主政治”的运作。今天，中国共产党无视人类社会的进步经验，坚持“永恒而无监督的权力”，导致了举国的腐败；因此“中国宪政协进会”重拾“宪政”之旗帜，应该是以取消“一党专制”，和实行“多党民主”为宗旨的。“宪政协进会”的名字也被人用过，那是袁世凯授意杨度组织“劝进”他当皇帝的“筹安会”，后来正式名字也是叫“宪政协进会”。

   　　最近，第四代领袖胡锦涛说共产党要依照宪法治国；后来他又提出了被人戏谑为“新三民主义”的顺口溜，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福为民所谋。”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腐败，一个从现代学堂里出来的政治领袖，只能说这般肤浅的话来敷衍百姓，实在太令人灰心了。至于对民主政治“权力”的“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他只承诺了一点儿“民治”和“民享”，却偷去了“民有”的实质。在胡锦涛的脑子里，中国的权力永远是“党有”的；因此他的“依照宪法治国”也是虚假的。

   　　“民有”的权力，就是“民选”的权力；不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宪政”就是一句空话。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八年，只参加过一次选举，那是一九六　年，刚进大学，躬逢选举“区人民代表”，选前全体学生列队操场，听党委书记常溪萍训话，他说在过去的某次选举中，竟有人投了一张白票，反映了此人“对党强烈不满”云云。那年我刚满十八岁，此事予我终生难忘之恐怖印象；人民连“弃权”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样的“选举”还有什幺“合法性”呢？

   　　那时中国还是有一纸所谓“宪法”的；尽管它是那幺的伪劣，但共产党还是听任它的领袖一次又一次地去“毁宪”，乃至他最后发动自裁党人的文化大革命，才使一些人觉悟了；如果只杀地、富、反、坏，和整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共的领袖集团是不会有这般痛觉的。刘少奇帮毛泽东整理彭德怀的时候，也是很得意的；轮到自己遭殃，才想起了天下还有一部“宪法”，于是对着红卫兵们高呼“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迟了，刘主席“作法自毙”了。

   　　毛泽东毕生从事“非法斗争”，他头脑里是没有“合法性”的概念的。事实上，刘少奇的“主席”地位，也是没有什幺“合法性”的；那是在操场里被训过话的学生，选出了一名“区代表”；那些“区代表”们又在市委书记的指点下，选出了一批“市代表”；最后“毛泽东同志”决定让“刘少奇同志”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是就“选举产生”了“刘主席”。反之，毛泽东要废黜他，被训过话的学生，难道还敢说“不”吗？刘少奇帮助毛泽东剥夺人民的权利，也就剥夺了自己权位的合法性，很多人对他的遭遇是不同情的。

   　　事过几十年，共产党的第四代领袖胡锦涛拒提“权为民之有”，就可以看出他不会主导“还权于民”的“政治改革”，因此实行“宪政”之日遥遥无期。说来，“宪法”是为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规定；只有“服从民意”的“民选政府”才会“守宪”。胡锦涛不是一个民选的领袖，他既没有表白过“分权”的实际愿望，也没有宣导过接受有效“监督”的主张。世界上有许多君主自觉放弃权力，胡锦涛的结局可能还不如一个开明的封建君王。

   　　显然，“宪政协进会”注意到这种强权现状；这次会议不以讨论取消“一党专制”为要务，却以探索不在其位的“产权改革”自难，实在是非常投机和失策的操作。报道说，于浩成先生指出：“无论是宪政建设还是产权改革，主要障碍是党权独尊、不受节制。”胡平先生说：“改革战略上的先经济后政治的顺序，使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如水到渠成，而且成本和阻力增大。”都是一针见血的见解；而其它发言大部不得要领。而那“财产权优于人权和政治权”的说法，则可能引起许多争议。总之，会议报道予人一种迎合中共“先经改，后政改”的感觉。

   　　共产党承诺“产权改革”是一件好事情。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八十年中，大多是在为实行“剥夺私有财产”而进行思想、政治、军事诸领域的残酷斗争。今天要走回头路，就必须对历史作出正当的解释，还须考虑对被没收土地资产和人员死亡实行赔偿，并取得社会大众的原谅。反之，“私有化”又必须有节制地进行，如果在“产权改革”的口号下，少数党人非法侵吞公产迅速“致富”，从而导致大量民众步入“赤贫”的话，就无异于对全社会进行了“第二次剥夺”，这更将证明“第一次剥夺”的“不正当性”，并因此可能导致政治动乱。

   共产党不愿意实行“政治改革”，则是很坏的事情。“权大无边”的共产党自身已经无法承受，而全社会更不能容忍它的腐败了。海外的“宪政协进会”应该“政治挂帅”，集中精力促进“政治改革”；如果有能力和关系的话，还应该多多帮助中共领袖建立实行政治改革的自信。然而，“宪政协进会”负责人不提“言论自由”和“多党代议制”等“宪政建设”的原则目标，而仅仅鼓吹“产权改革”先行之必要，这与“只经改、不政改”似是一条不悖的路线，也等于是在帮助滥权瓜分公有资产，并迅速使之“合法化”了。　　

   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