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文

   “河西工业区这鬼地方，贼穷！”51岁的王亚君扯着嗓子，涨红着脸说。她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

   “治一次得花4,000块，妈呀，上哪弄这么多钱？”她一说话就激动，将脖子上突起的肿物指给我看，“医生说过，弄不好会发生癌变。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她对自己的病有种听天由命的坦然。

   儿子的死是王亚君生命中最大的悲恸。4年前，21岁的大儿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时，她和丈夫的单位都苟延残喘地开不出工资，职工的医药费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办求助。最后大伙儿献爱心，好不容易凑了500元。可儿子输一次血就要600元。

   两年后，儿子病逝。留下了10多万元的外债。“那时儿子没了，钱也没了，活着干啥？心想干脆跟他了……”王亚君满眼是泪。

   正午的阳光照着她的自行车摊。她从早晨7时摆到现在都没有开市。自行车是一个好心的老板赊给她卖的，卖完了再返还货款。一个月挣个3、400百元算是万幸。老伴身体不好，靠200元退休金过活。

   有人来看车了。王亚君趿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双拖鞋花了3块5角钱，“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脚。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双鞋。好几年她没买过新衣服。身上肥大的衣服是条件稍好的邻居给的。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给小儿子娶上媳妇。

   邻摊的老姐们给她送来一块西瓜，看颜色还没熟透。她很稀罕似地拿在手里，先是小心地咬了几小口，接着就大口大口同时又很仔细地将瓜瓤扫荡干净。她太渴了，下午两时半，还没吃午饭。“这瓜真甜呢。”她咂着嘴。

   “香瓜、西瓜4角钱1公斤，说便宜真便宜，舍得买吗？谁不爱吃、爱穿呢？有那条件吗？要是有钱，谁还愿意穿别人的？人一穷，哎……”她的叹息和唠叨，在午后的日光里游丝一样飘浮。，空气里莫名地浸染了一袭落寞和悲凉。

   “想得开是天堂，想不开是地狱。”王亚君从株洲经济电台《清风夜话》节目里听到了这句话，靠它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她说，今后也要多想想这句话，活下去就是胜利。

   这个在变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损集团，象石头一样，沉默而坚韧地活着。

   46岁的卢凌敏，看上去只有12、3岁孩子那么高；5岁时得胸椎软骨病时落下的。他以前是株洲铁路局机车厂的机械维修工。他1997年病退下岗后，单位特殊照顾他每月237元的生活费。媳妇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常年吃药，无工作。两个孩子正在念书，按政策可以减免学杂费。但平时学校要求交纳的其它费用，他一样也不能拉。“穷是穷了点，但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卢凌敏态度很坚决。

   从1998年4月开始，卢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131元保证金。他坦言，1998年以前1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没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现在有了保证金，每月的生活好歹有保障。每天他在菜场摆电池卖，从早晨6时候到晚上12时，1个月下来也能挣个3、400元。她平时肉类很少吃，每月生活费支出2、300元。

   “老不吃肉也不行哪，孩子要补营养。去年家里养了10只小鸡，上次被人打死了一只，就给孩子熬了汤。看他们吃得那香……”他脸上闪出慈爱、怜惜和愧疚的复杂表情。

   清贫的日子并不可怕，但媳妇的医药费几欲将这个刚强的汉子压垮。“她那个病，一直没断根，上次住院就花了800元。现在又查出肚子里有瘤。她成天吃药，打一次点滴就花200元。没法子，向亲戚朋友借了1,000元。动手术？想都不敢想，最少也得5,000元。我是真愁！逼急了，我对媳妇说，不行的话，我去死！”

   我站在卢家那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里。晦暗、拥挤是那个栖息4个人的空间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显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成了他们夫妻俩的卧床。一台坏的、没钱修理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能够见证时代的现代家用电器。

   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日光灯和一盏15瓦灯泡。通常日光灯不开，只开小灯，为了省电。昏黄的灯光下，几本小学生用书散乱地卧在炕沿上。孩子是这个家庭可以仰望未来星空的唯一亮光。

   贫、病，是我在株洲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语汇。下岗后只能自费看病，自己交纳医疗保险。但调查中发现，几乎95%的下岗职工家庭没法按时交纳医疗保险。当我向许多人提到这个词时，引来的是一阵苦笑：“日子能维持就不错了，哪有钱交？将来能咋办？！死了拉倒。”高昂的医疗费和窘迫的经济条件使人们谈病色变。在无大病情况下，这些家庭的年药费支出在100元左右，最多不超过200元。生病后在药店买点最便宜的药，不会去医院，因为怕挨“宰”。孩子有病才去买药或去医院。大人往往能扛就扛。因为年平均300元的医药费就足以将一个下岗工人家庭击垮。

   株洲作为湖南省下岗失业问题的重灾区，大部份家庭的生活费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接受调查的80%以上家庭反映，平时很少吃肉，每月能吃两次肉就不错了；蔬菜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等。女人们对于从前上班时周末逛街买新衣的记忆，感到陌生而遥远。因为，多年不添新衣已经习以为常，很多衣服来自亲朋好友的接济。

   调查中发现，75%以上的贫困户都因为怕送礼与亲友很少来往，过年过节也不走动；全家人也极少花钱去娱乐场所。“干活干活，干着才能活着”。打零工是很多人的再就业方式。没有节假日、休息日，身心的劳累和生活空间的窘迫，使这个群体对于未来产生难以把握的无力感。“我们这种人，就象是社会要淘汰的人，活着没盼头，把孩子养大了事。”一个下岗后好不容易找到清洁活儿的40多岁女工这样对我说。她从早晨5时干到晚上5时的报酬是每月200元。家里有一个患脑血管堵塞的丈夫和一个上初中的儿子。灯光下，她憔悴的脸上挂着几分宿命的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