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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
关于文化基因
在导言中，我们曾指出：具有继承性的民族精神、 即民族意识与潜意识的基本构造可以称 之为文化基因。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文明的精神核心， 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 志。文化基因包括风俗、习惯、 观念及各种看得到的行为特点，但它却不是特点的堆砌， 而是带有生命特征的观念体系或心理构造。今天世界上许多矛盾都来自民族文化基因的冲突 ， 研究这一问题有着广泛的意义。
１９６２年， 美国哈佛大学的一批教授进行了一次纽约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社会调查，结 果发现这些移民并没有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已经在“美国大熔炉”中被炼成全新的美利 坚人。“熔炉”的神话破产了。 他们把调查结果写成《远离熔炉》（Beyond the Melting Pot )一书发表了。在书中， 他们使用了“族性”（ethnicity）这个名词来形容各民族后 裔集团的性质的特点。后来，这个理论被推广用于全世界，发展为认定“族性”对人类有基 本重要性的理论。族性是社会分化的主要因素，是族性决定财产分层而不是相反； 并以此 来解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实现波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的融恰相 处是怎样地徒劳无功等社会现象。（参阅《读书》，1996年8月号，12～1 7页。）
其实，这里涉及的问题正是我们讲的文化基因。我们容易看到，许多民族具有千余年或几 千年没有太大变化的特点，主要是心理结构的特点。
著名的心理分析哲学家荣格，虽然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但他受维尔海姆的影响远比受弗洛 伊德的大。维尔海姆长期（１８７３～１９３０年）在中国生活，是著名汉学家，中文名字 叫 卫贤礼，翻译过《易经》。 当荣格向维尔海姆介绍自己关于潜意识理论的创见时，他惊异 地发现，维尔海姆并不觉得稀奇。因为中国人早有了关于潜意识的观念（唐玄奘：唯识宗） 。 荣格从维尔海姆那里学到许多中国文化的宝贵东西， 以致他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 》中承认自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维尔海姆的工作，是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的文化基因， 足以根本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
有趣的是荣格用了与笔者提出的相同的“文化基因”的概念，这当然是偶然的。文化基因在 他只不过是随便写下的名词而已。不过，本书提出的文化基因的确具有一种潜意识内涵，在 全人类集体潜意识和个人潜意识之间，有着民族的集体潜意识。这就是我们所说文化基因的 内涵。
前面已经引述了许多学者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讨论，这种追溯文化基因的方法对其他 民族也是适用的。比如印度， 从文明早期的《吠陀》时代进入文明成形的《奥义书》时代 ，就发展了一套与希腊人重视几何结构、 中国人重视组合结构不同的思维形式，他们强调 精神的分层结构。 印度哲学家与耆那教、佛教都把现象、对象看成一系列层级化的实体（ 如耆那教的七分法， 佛教的四真谛、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层级又在充满思 辩性的“幻化”中彼此转化，形成一切都是虚幻的精神结构。不难看出这种精神 结构特点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分层结构的关系。
文化基因作为一种心理结构，它不只是涉及宇宙观、价值观， 也涉及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 ；它是有关真善美的特殊形式的统一（当然，也是假、恶、 丑的统一）。在希腊人那里， 我们看到对个体美的高度重视， 对美的独立性的强调和对公民权利的强调是内在统一的， “美”的主导地位使希腊人没有产生中国的强有力的道德主义传统，也没有产生如何治理大 国的观念系统。 这一切又是和希腊式思维同一的。希腊人在泰利斯时就努力于证明自然规 律， 但与西方不同，西方以培根为代表，强调靠实验去证明， 希腊人则更多地靠逻辑推理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仿照几何学推理的。中国人在真善美的追求中， 突出忽视了美的独立 性，用“智、仁、勇”的范畴取代“真、善、美”。 “仁”即善居于主导地位， 真（对自 然界和人生真谛的求索）与美都受到道德主义的约束……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文化基因一旦形成，就能通过一代代人遗传下去； 本是偶然性的东西一旦进入文化基因， 就能成为相对固定的因素， 影响乃至支配人们的心理与行动；而似乎辉煌的创造，如果没 有进入文化基因，则只能是过眼烟云。 日本的池田大作在20世纪80年代就中国社会的发展 说：
……也许中国将具有超出单纯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那就必须考虑中国潜在的复杂性是从何而来的。要寻出这一答案， 恐怕必须再挖掘一下中国传统精神的土壤。
在中国过去儒教所培养起来的思想是个人服从全局，承认权威。 其对象就是父母、长辈、 帝王、领导等，情况各有不同。 从这里引出品德高尚的人“君子”和至高无上的“天”这 种认识。 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被归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道德上的政治 理念。
今天，这种精神可能仍然在其民族性格的深处活动着， 我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列宁 和毛泽东，还有社会本身， 很自然地作为人们奉献忠诚的对象而接受下来。（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223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池田大作的整个观点是否正确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他强调了中国今天也还受到传统的强大 影响，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这和鲁迅强调今天与古代中国多么相似完全一致。鲁迅曾引 证一位法国作家的话说“我们一举一动， 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鲁迅：《随感录三十八》，见《鲁迅全集》，卷一，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也就是同一意思。
现代心理学证明：孩子的基本心理素质在五岁以前就形成甚至定型了。 一个民族文化基因 的形成也相仿，很早就形成了文化基因的雏形。 斯宾格勒说：“生活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 在其胚胎时期已注定了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45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文化基因有其胚胎时期，这就是它的雏形期。各原 始部族的神话、英雄传说、 动物故事大多指向内容相同的目标，有相同的潜意识， 那是一 个部族精神创造性与自主性的明确表现。希腊神话表现的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生动活泼的精神 世界和中国有关圣贤形象（三皇五帝，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女娲氏……充满为人民 谋幸福、德高望重的形象。）的区别多么明显，这就是最原始的基因区别，它对后来的生活 态度与人生取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基因有一个发展、形成、定型与衰老过程。 虽然笔者对郑刚的文明发展八阶段理论有 所保留， 但文明发展大体有一个类似生命的过程性或趋向性则是非常明显的。在我们看来 ，最初是在漫长历史发展背景下文化基因雏形形成，然后在一定条件下产生智慧大爆炸，民 族智慧和精神得到巨大的创造性发展，文化基因奠基并逐步定型，以后趋于衰老、停滞（甚 至癌变、畸变）。在碰到外来文明冲击而条件适当时，可能发生文化基因的重组与大改造， 真正推陈出新，产生基于原来文明的新文化和新文明。
有一种观点， 认为需要新的种族血液的渗入才能使基本文化产生再创造的能力。例如中国 在晋以后，许多蛮族的入侵造成中国民族成分的更新， 对促成后来隋唐的兴旺的确起了很 大作用。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重要因素， 而不一定是必要因素。外来文明冲击的意义要比 血液混入的意义大得多。
一般而言，其他文明的影响，如果不使一个文明毁灭，从长远看， 多半具有刺激性，不是 使人麻木、消极，而是带来活力与创造力的复苏。 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的“ ……这就是说外来的打击与压力一般作用是带有刺激性的，而不是带有破坏性的。”即令是 过去的文明，也有重大作用。 西方文明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从希腊文明那里找到灵感 ， 希腊文明对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罗素说：
也许最动人的是大约前五世纪的智力实验和发明的突然爆发（指希腊 ）……在近代复兴中又重新恢复。
希腊文明……到今天依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 智慧》，4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文明是文化精神及其行为后果的总合， 文化与政治经济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谁也不能 说中国有一天在政治经济上强大起来之后， 它的文明特点不会再度受到世界的重视。世界 、特别是西方正在对中国发生巨大影响， 迫使或促使中国文化基因作重大改造， 事情已经 到了不重组自己的文化结构就不能立足于当代的地步（毛泽东曾说到中国被开除地球球籍的 危险）；另一方面， 也要看到中国文明对世界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文化基因是有生命特色的对象，它一般而言不能当作优点与缺点的集合体。基因是藏在民族 灵魂深处的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与心理构造。在不同时代，基因由于其创造力的进退演 变，其某一侧面在历史上可能会更突显。 历史上，同一基因中，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 、积极与消极、 光明与黑暗……总是手拉手一起散步，无法借助锋利之剑把其切开……只 不过， 随着创造力的衰退，基因变得保守和僵化，丑恶面与阴暗面不断增长，这就造成文 明的衰落。
雏形
我们有时把中国文明称为战国文明，这是指它的智慧爆炸、 文化基因明确形成与定型而言 ；如果把战国作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时期则是不对的。 忽视战国之前中国已经有的文化源头 及文化积累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可以从出土文物和神话传说两方面来对中国文明的源头与原始文化基因的出现加以考察，然 后再从历史叙述中参证。
我们先看出土文物。
很难把殷商文化说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从大量出土甲骨文看， 商代虽然还没有后来的“ 神”字出现，但占卜显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 那是一种巫术文化，与后来周 代的观念有重大区别：
丙子卜，午耳贞：王宾日……亡尤。（丙子日占卜， 卜人 贞问： 殷王宾祭日……没有祸害吧。）（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24 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丁巳卜，侑出日。丁巳卜，侑入日。（丁巳日占卜，侑祭日出；丁巳日占卜，侑祭日入。） （同上，407页。）
“侑出日”与“侑入日”在丁巳日同一天占卜两次， 足见殷人对占卜的重视。大量的记录 表明：殷人的世界观中，对巫术式神灵的尊敬非同一般， 他们朝夕祭祷，尽心之至。这种从卜、从筮的巫术性拜神文化、 神本文化和我们熟悉的人本主义大不相同。王国维对 此有精辟见解，他在著名的《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准确地指出：“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 剧于殷周之际。 ”这一见解和《礼记》的描述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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