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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本位价值基因
价值基因结构
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有自我意识，人能评价自己的行为。当原始人从经验中学会用渔 叉叉鱼时，他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人类在发展中逐渐从是非观念进步 到产生善恶观念。
由于人类有价值评价支配行动，今天已经很难像了解动物本能那样了解人类的本能了。某些 生理方面的本能，例如“食”与“性”，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人类和动物都一样存在。问题 是动物有不同的本能倾向，比如鸡和鸭不同，牛和马不同，猫和狗也不同。“富家猫，穷家 狗”，尽人皆知。狗和猫不同，对人类有依恋。马比牛快捷，但却比牛怕孤独。许多动物的 本能可以观察得很清楚。
人类的本能已经消隐了，被价值评价与历史发展的后果遮蔽了。本书第二章已经说明，不同 的原始部落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价，人对别人、对群体的态度可以有很大差别。说人 原本是凶残的或温和的，倾向独立的或倾向合群的，只有假说的意义。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不能说明人类的天生的合作性，从现代美国黑人的高度分散生活（所谓“原子式”人群）也 不能说明人类天生的非合作性。
对是非善恶的观念可以有很大不同，这是文化基因的核心部分。
斯宾格勒认为不同文化是不能通约的，也就是说不能相互渗透、融合。今天欧美的许多学者 仍然受他的影响。亨丁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是其突出代表，他实际上和斯宾格勒一样认为文化 是不可通约的，并由此出发对文明冲突作了大量论述，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这是一种和历史进程不符合的理论，因为世界史已经并正在继续证明：人类正在发展着全人 类统一的价值观，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就以中国人而言，从西方来的发展 变化的观念、竞争观念、民主法治观念与市场经济观念已经逐步进入自己的文化基因，这是 不争的事实。日本人更明显，他们的确从中国人和西方人那里吸收了不少东西作为自己的民 族文化基因。
最初的原始文化基因有无限可能，但往后越发展，就越趋于规范化。真正发展起来的只是少 数类型。实际上人类有我们不能充分说明的本能，有大自然创造人类时就带来的“天命”， 这种“天命”、本能与自觉创造的自为性应该是统一的，“天人合一”。在历史发展中，经 过长期的经验比较与理性探索，总有被全人类认为是合理的东西，人类的共同文化基因和价 值标准已经并正在形成。
区分不同民族或不同文明价值基因的标准可以有几种选择方法。流行的一种理论是把宗教与 非宗教作为文明的分水岭。梁漱溟就认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之分水岭。”这种分析 当然很有道理，但沿着这条路去探索对我们实际上没有多少价值。中国的基因不是宗教文化 基因，宗教基因和非宗教基因可能确是不可通约的，中国容纳了佛教，但佛教没有真正进入 中国的文化基因的基本结构。如果强调宗教、非宗教这一分水岭，那么，伊斯兰和基督教文 明就应该属于同一类文明；而亨丁顿却把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看得十分严重。宗教正在经历 世界性的衰落，宗教复兴，“复归于神圣”的口号可能永远不能实现。最好在一个文明内部 去讨论宗教问题，而不把它作为世界文明的分水岭去对待。从中国的角度看，难道要把中国 文明与全世界其他文明对立起来？除了中国文明，全世界的主要文明都是广义的宗教文明。 从世界来说，这样看问题必将使人们的注意走向错误方向，忽视更尖锐、更紧迫的历史课题 。
经济学家主张以经济动机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文化基因，这就是从边沁开始的功利主义：人 类就是理性地追求最大功利的人们。这一理论不能解释许多人类行为，人们常常追求非功利 目标，因此不能令人信服。但经济学家仍然倾向把经济模式作为区分文明的标准：市场经济 与非市场经济。西方不少人把前苏联的崩溃看成是计划经济的失败，把市场经济提高到文明 核心问题的高度。可是，学者们又把日本文明看成特殊的文明，而日本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 的市场经济。现在，中国正在全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海洋驶去。西方学者会承认中国文 明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吗？在我们看来，市场经济是和文化基因有基本的联系，西方发展起 来的市场经济和他们那种向外扩张、膨胀、冒险、竞争的精神有关，并置根于个人独立性基 础之上；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将带来自己文化基因的改组。尽管如此，把经济因素作 为文化的基本内容还是不能令人同意，还有比经济模式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全人类都采用了 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很可能是最适合人类本性的经济模式），也不能说文明的区分就此消失 。
再就是把政治模式作为文明分水岭的看法。民主与专制或集权政治无疑是对立的政治体制， 也无疑是对立的文化。作为文化基因，民主政治是希腊人献给人类的伟大遗产。问题是政治 体制应该被视为更根本的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或其政治表现。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向全世 界打出的西方文明标志是“人权”，人权更多是说的一种观念而不是法律，是文化观念产生 了民主政治体制而不是相反。亨丁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以政治为核心问题展开，他强调文明不 仅是文化体系，也是权力体系。在他那里，文明是文化和地理的统一，他的文明冲突观念很 大程度上是国家与国家间的冲突，特别是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的问题。我们认 为把政治体制放到关键位置来考虑是对的，但是，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经验看，政治问题不 和基本的文化基因联在一起研究，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不是已经为政治体制问题奋斗了一 个世纪了吗？事实证明：只有在文化基因创造性改组的基础上，政治体制才会找到既有全人 类内容又有中国特点的形式。当然这是从精神是内容、体制是形式这样的理论上讲，在具体 的历史进程中，形式与内容是交互作用的。
福山写了《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一书，在世界上的影响可以和亨丁顿比美。他提出 的文明区分标志令人很感兴趣。福山认为比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其中主要内容是 “信任”。社会资本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它决定着社会交往能力和凝聚力；按我们 的观点翻译，他的理论是强调“信任度”就是基本的文化基因。由此，可以把文明分为高信 任文化与低信任文化。美国不仅有个人主义传统，也有社区文化传统，这两者都是新教精神 带来的。促成美国繁荣的因素是信任，现代美国的真正危机也是信任危机，只有通过复兴社 区信任精神（复兴新教精神）才能救美国。世界上有两类文明，一类是高信任文明，包括美 国、德国和日本；一类是低信任文明，包括中国、法国与意大利南部。中国文明以家族为中 心，信任度只达到家庭血缘关系，美国的信任度很高，普及于全社会；日本也重视家族，但 不像中国，是“准家族”。从历史上看，日本人把同在一屋内的仆人看得比不在一起的亲戚 更重要，死后可以和家人同葬。中国人过继子女多在亲戚中寻找对象，日本人过继子女则常 从外人中去找。日本人死后把权利交给继子而不交给亲子的相当多，中国就绝无此等现象… …因此，中国人办私营企业，只能达到较小规模，因为总是要把领导权交给亲戚，产生了限 制；日本人就可以办很大的私营企业，日本最大的十家私营企业比台湾的要大50倍。中国的 低信任文化产生不了特大型企业……福山的理论抬高了美国和日本文明在全世界的地位。这 一理论有很强的民族优越论痕迹。把信任度作为区分文明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将人类的不同 文明定位到高、低、优、劣的挡次，总体上很难使人信服。我们不是从民族主义角度来反对 含有真理内容的学说，而是这种划分法的核心观念太简单化了，它忽略了更根本的精神内涵 。当然，把社会信任度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对有的民族是有启发的。
把人们对权利与义务的观念、潜意识作为区分不同文明价值评价的基准也许更合理。现有的 几种有限的文明，对权利、义务的观念都有明显的特点、倾向性，都有伟大的内蕴，也都在 其片面性发展为病毒时造成灾难性后果。
作为生命的群体，群体生活必然带来权利义务关系。蚂蚁和蜜蜂的群体生活有自然分工，那 是纯粹的本能，是自在的、没有任何价值评价的因素，还不能用权利义务概念来描述。猴子 群体已经不同，有了一定程度的意识，猴王与一般猴子有了权利义务关系。人类群体的权利 义务关系则是由价值评价决定的。
在权利义务关系观念的复杂配置方式中，中国的方式和西方的方式是两种典型。这两种典型 方式都可能会对人类统一文明作出贡献，但也各有其可悲的病患。当然，还有印度方式、伊 斯兰方式、日本方式……
中国的价值评价体系可以称之为义务本位：一个人的价值主要由他对家庭、国家、他人作的 贡献来决定。一个没有喊出来的口号“天赋人责”一直在支配着伦理学和舆论；个人权利被 作为义务的回报自然而然地存在，从来没有受到独立的研究与尊重。梁漱溟于1948年在《中 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得很对：“权利，自由这类观念，不但是中国人心目中从来所没有的 ，并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的。”
中国义务本位价值观的基础是家庭血缘关系。和世界其他民族不同，中国的家庭不但没有受 到宗教力量削弱，相反，它本身就是特殊形式的宗教。家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讲义务是 非常自然的，强调彼此的差别和独立权利是不自然的。义务本位源自“情”，后来才被思想 家哲学家从理性上论证；因此，中国文化基因深深印有“情理合一”的胎记。
义务本位的指向是和谐——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和谐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有“仁”心，也 就是后来说的天良。“良心”、“天良”观念在中国已经在全社会普及并进入人们潜意识， 即使是农村人群中的文盲都知道并信仰“良心”。“良心”是中国人的“圣灵”！大同社会 理想的道义基础正在于此。
义务本位在传统学术和教育中被归纳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格物、致知说的是学习过程，认知世界有待于智慧的发展，要从实践中去探索求知 。人生真正的课题是以“心”（良心）为主体去自我修养；这种修养与佛教的修行不同，是 入世的、以人间德行为内容的。修养的全部内容就是去实践从小到大的义务：齐家、治国、 平天下。这一价值观或人生观，长期被视为圭臬，从来没有人敢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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