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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智慧展开的不同模式
智慧展开的不同模式
如果我们真正冷静地思考、比较，就不难发现：人类理性的确存在着不同的主导趋势或展开 模式。希腊式理性和中国式理性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
苏格拉底的认知方式与孔夫子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两种智慧模式的代表。
苏格拉底总是要求在知识最初产生的地方理性地通过思辩去明皙弄清一个概念的定义。这原 很自然。任何知识都依靠语言，依靠语言的表述。表述必定包含判断，而判断是建立在明确 的概念基础上的。
于是，定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成为智慧展开的基本前提；概念不清楚，一切判断都没有意 义。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通过反复的诘难来使对手自己推翻自己的判断，这常常是因为没有 把一个概念的定义弄明确。什么是知识？如果你说知识是一种感知，那么，就问你人有眼、 耳、口、鼻、皮肤，你说的是什么感知？如果你说是全部感觉的总和，那么是什么东西能使 各种感觉综合起来呢？这就涉及灵魂或心灵。承认心灵有综合判断的作用，还是不能解决问 题，因为不能判明感觉得来的知识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事实上，任何感知都是知觉者与被知 觉者间的相互作用，而每个人的主观看法未必相同。可见，为“知识”这个概念下定义并不 是很容易的事。
柏拉图在《诡辩篇》中为“钓鱼”下定义。首先，钓鱼是一种技艺。技艺有生产的技艺与获 得的技艺，钓鱼是属于获得的技艺。获得又可分为对象同意或不同意，不同意的是捕捉，显 然钓鱼是属于捕捉。捕捉又可分为公开的或隐蔽的，获得的对象可分为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 ，有生命的可分为水生的与陆生的。捕捉的时间可是白天也可以是晚上……最后，钓鱼被定 义为：“一种在白天进行并从下面上钩的、用隐蔽捕捉法获得水生动物的技艺。”当然，不 必太对这个例子认真，他只是表明一种思维习惯。
连钓鱼这样的小概念都要认真去定义，就不难想象对物质、运动、存在、形式……这些普遍 性概念的重视了。明确定义一个概念，必然要求严格界定其内涵与外延，不允许概念混淆。 为把一个概念与其他概念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和推理，就要求同一律、排中律和矛 盾律。一个人或生或死，不能又生又死，一件东西不是白就是非白，不可能既是 白又是黑。这叫泾渭分明。
在定义概念的过程中，必然要通过分析的途径。分析是指把对象的各个方面、各种属性加以 考察。例如“钓鱼”的定义，就要分析到这是一种人的技艺活动而不是文艺活动；在技艺活 动中又分析到这是获得的技艺而不是生产的技艺；获得的技艺又可分析出自愿与被迫的获得 ；涉及的对象是动物而不是植物……等等。分析过程不可避免要进行一系列抽象思维，因为 把属性“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动物、植物都是抽象）。抽象过程必然要舍弃一系列对 象的次要成分，也就是说有许多“舍象”，要割断许多“中介”，割断许多联系。这是因为 要严密定义概念，就必然要求概念的界限清楚。这就必定要切断许多中介与联系。当我们说 “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或“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时，就把人的其他许多有关的、被认为 是次要特性的东西舍弃了。一个精确的概念，必定把对象孤立化；只有孤立化才能使此一概 念与彼一概念区别开来。黑格尔在论及分析方法时说：
它的活动即在于分解那给予的具体内容，孤立化其中的差别……将这 些成分孤立起来观察……
分析的方法的活动即重于从当前的个体事件中求出其普遍性……综合方法的运用则相反。（黑格尔：《小逻辑》，412～4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有了定义，概念明确了，智慧才能进一步展开，判断、推理、证明等思维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希腊智慧由此发展了形式逻辑体系。
一个判断能否成立，要靠证明。证明对于希腊人而言首先是演绎证明，离不开形式逻辑的三 段式，离不开大项、中项与小项。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判断要先提出假说：
我们必须以某种推想或假设开始……如果事实与假设的结论不符，那 么假设就告失败，于是我们必须再试别的假设。要注意的是假设本身依然是没有证明的。（罗素：《西方的智慧》，8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假说一方面要有理性的说明或证明（严格的逻辑推理），一方面要依靠实验。希腊突出的是 发展了演绎逻辑，在几何学中达到顶峰。至于实验，则是后来西方科学成长的基础。提出假 说并加以证明，成了希腊理性追求普遍真理的思维模式。
在苏格拉底之前芝诺为了反对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在运动问题上作了许多文章。毕达哥拉斯 的假说认为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的概念是不可分割。原子组成线段。芝诺提出广为人 知的乌龟与阿基硫斯赛跑的难题来诘难。阿基硫斯每向前进一步，乌龟已经向前进了一些点 ，再慢还是在阿基硫斯前面。这一难题是针对原子论的，只有放弃粒子的假说，承认连续性 ，才在后来由无穷递减极数理论加以解决。
假说首先需要理论上的严格论证，经得住反复的诘难，这就在希腊形成了普遍的论辩思维习 惯。少数直观的、人人公认的判断，被称为“公理”。“公理”是无需加以证明也不可能证 明的。欧几里德几何系统发展了至今为世界公认的公理与定理体系。公理被限制在最少范围 。由公理经过演绎推理可以严密地证明一个命题的真伪。公理有变动，就会引起所有定理的 改变，全部证明的依据都将更换。在后来的几何学发展中，由于改变平行公理，重新定义平 行公理，便产生了非欧几何。
中国的思维习惯大为不同。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里，我 们遇见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黑格尔对中国文明的精神性和思维的落后说过 许多过分的话，但他毕竟非常敏锐。他看出了中国理智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于中 国人，概念的定义从来不严格，习惯从总体上看对象，缺少分析（这使中国的科学不能达到 探索规律的高度，因为抽象规律总是从分析具体对象中引出），而主要靠综合认识。形式逻 辑理论基本上没有进入民族文化基因，墨子、韩非子与公孙龙等人的形式逻辑大体成为“绝 学” 。推理更多靠类比，而不靠严密的演绎论证。下面我们试图从不同侧面对中国的思维方式加 以描述。这里不是逻辑性的系统分析，而是一种多少直观性的、表层性的“画像”。
第一、中国文化对概念没有严格的定义，概念有明显的模糊性。一部《论语》，以“仁”为 中心，可对“仁”的概念从来没有加以明确定义。孔子讲“仁”，经常是讲关于“仁”的一 部分内涵，如说：“克己复礼为仁”；“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讷近仁”……讲政治也是一样，说：“政者，正也 ”；“远人来归”……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定义在语言上表现为“主、谓结构” ，真正的定义要求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在外延上完全一致，中国人不遵守这些规则，常常是从 概念的某些方面间接加以说明，使人产生一种“综合领悟”。老子也一样，一部《道德经》 以“道”为中心概念，却总力图避开定义：“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不仅如此，完全对立的概念也可以使之同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牟宗三说这是中国思维的优点，因为“仁”、“ 道”的这种概念形成方式造成一种“具体的普遍性”，也就是黑格尔说的“理念”，这比分 析法形成的概念的“抽象的普遍性”要高明。这当然是一种夸大自己优点的观点。公平地说 ，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式的思维使概念不彻底孤立化，不完全脱离具体事物的总体性， 不舍弃中介与联系，是有其好的成分；一方面，概念不严格、不明确，就使科学思维的发展 受到根本性制约。应该承认，形式逻辑是所有科学思维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认识世界的思 维形式，缺少形式逻辑思维，带来的是一系列恶劣后果。
有人把中国思维使概念“亦此亦彼”称作辩证逻辑。说辩证逻辑恰恰与形式逻辑相反，不注 意同一律、排中律与矛盾律，而注意概念的彼此渗透、转化。中国人注意事物的渗透与转化 ，是思维的一大优点。但最好不用“逻辑”的概念，称之为良好的辩证思维传统较为妥当。
第二、由此，中国思维就形成以综合为主的方式。综合思维总是注意抓住事物的整体，整体 在研究对象中保持完整的具体存在；分析思维则要对对象加以解剖，孤立各个部分，从各个 部分去展开研究，然后从中得出普遍的抽象结论。
中医和西医的差别，是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的突出例子。中医总是从人体的整体来考察疾病 ，从各个部分的联系来考察疾病，从人与自然的联系来考察疾病，孤立地讨论心脏、肝脏等 的功能是绝不会展开的。因此，常常在治病时不直接医治生病的部位，而医治其相关的各部 分；不孤立考虑病痛的局部表现，而更多考虑整体的阴阳平衡。西医则对各种器官的结构病 变与功能障碍给予最大重视，对疾病的发生原因进行精确的化验、检验，据此分析疾病的原 因和治疗方法。不能因为中医往往说不出有充分根据的道理，形式上有太多的漏洞，就简单 说中医是不科学的，西医是科学的。这其实是两种思维的成果，中医的思考方式有很多勉强 的成分，但也有极宝贵的内涵。
第三、不经过认真而精确的分析，不重视逻辑与实验证明，综合方法就更多靠直觉领悟。西 方理性长时期不重视直觉，因为直觉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东西，无法用严格的分析加以证明。 但直觉在认识上有根本的重要性。柏格森对此作了深入研究，充分揭示了直觉的巨大价值， 认为只有直觉能认识世界是生命之流的本质。其实，直觉绝不只对日常生活小事有价值，对 重大科学发现也有重要价值。牛顿因偶然事件想到“引力”，爱因斯坦因“等效原理”想出 广义相对论，很大程度靠的是直觉；当然，那是一种天才的直觉。有创造意义的直觉也就是 人们常说的灵感，这是一种综合直觉的领悟。许多重要科学假说都是由灵感产生的。这就是 爱因斯坦说的对“谜底”的猜测。
孔夫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政治体系，并没有什么理论证明，甚至连 逻辑性的说明也没有。中国的政治结构理论是靠直觉认定的，不像柏拉图对理想政治形式的 分析论证。柏拉图分析出可能存在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又分析出这三种政治形式又分 别可以是依靠法律或不依靠法律的，这样就有六种不同的组合。他分析出没有法律的民主制 是最坏的，结果是主张贤人君主制。中国的综合直觉思维从来不会进行类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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