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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类比思维方式
类比
综合领悟式思维以类比为主导的推理形式。类比把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联系加以对比，一方面 可能激发灵感，产生逻辑推理难〖CM(28〗以达到的效果；一方面则可能造成纯粹的外在化 与简单化、庸俗化。
在很早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的祖先就采用了赋、比、兴的方法，并逐步使之发展为系统 理论。赋、比、兴可以说是以类比为中心的方式，赋和兴都含有“比”的因素。《诗经》第 一首《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小鸟求偶啾呜引出男女 爱情，这是典型的“兴”的方法，但其中也有“比”的因素是显然的。
孩子们读《西游记》，看到菩提祖师“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 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 入里面，将中门关了。”在人人惊惧之际，孙悟空却从类比中领悟出是叫他夜里三更从后门 进去传他道法。中国孩子从小受这类类比启示太多，因而养成聪颖的直觉领悟力，同时也养 成不注意具体分析事物并加以科学抽象使之普遍化的弱点。
不善于分析、抽象的中国人，语言中抽象词不多。类比首先就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如：“头 头是道”，“头重脚轻”，“燃眉之急”，“目光远大”，“目空一切”，“眼高手低”， “眼中刺、目中钉”，“耳边风”，“耳目一新”，“掩耳盗铃”，“苦口婆心”，“口若 悬河”，“一个鼻孔出气”，“拾人牙慧”，“口密腹剑”，“唇亡齿寒”，“不为人齿” ，“没齿难忘”，“满面春风”，“胸有成竹”，“腹背受敌”，“五内若焚”，“肝肠寸 断”，“手足之情”，“一失足成千古恨”，“捷足先登”，“手足失措”，“心腹之患” ，“血肉相连”，“血口喷人”……这些都是中国的中小学生熟知的。
数千年历史，留传下无数的历史典故，这是一部很大的辞典。中国人的历史成语，天下无双 ，全有类比的意义。
类比在教育中有着极大意义，能用好的譬喻成为作教师的基本条件。教育要用启发式，其中 重要一条就是用类比启发。孔子把“举一反三”作为教育的基本要求。他本人对一些最重要 的概念都避免作严格定义，而是用类比作启示。
春秋战国时代的论辩，很多都依靠类比。孟子与梁惠王的谈话，就有大量类比的运用，其他 理论家与论辨家也一样。“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亡羊补牢”、“危如 垒卵”……等等在论辩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国策》中，江乙对荆宣王的一段话是类比的通 俗代表：
荆宣王对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如何？”群臣莫对 。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 ，是违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 以为然，帮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五千里， 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
这就是有名的狐假虎威的故事。这样一个简单易懂的比喻，把需要仔细分析的复杂问题用生 动类比深刻地解释了。
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学说的建立，几乎全是从类比而来。这就必须说到《易经》。《易》是 类比思维的范式化经典。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象和爻的地位变化，都代表宇宙和人 生的某种状态、规律或关联。这是一个高度灵活的、包罗万象的巨大类比网络，充满着带有 神秘性的智慧。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称《易经》包含“……所有中国人的智慧的原 则，也是一切中国学问的基础。”
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从《易》类比引伸出各种道理，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易》对中国文 化而言，是一种“公理集合”，它包含了天上人间一切道理的根本。
《易》的基本范畴是阴、阳。“阳”的特点是刚强，“阴”的特点是柔顺。“同声相应，同 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 下，则各从其类也。”这里说得很清楚，“各从其类”。从“阳”类比出天、马、君、父、 夫、吉……从“阴”类比出地、牛、臣、妻、子、凶……。再从各种卦象和卦爻变化类比出 各种复杂的事物转化与关联，这当中蕴有黑格尔看到的中国智慧。例如乾卦有六个阳爻，阳 的代表数字是九，从最下面的阳爻初九到九二、九三、九四逐极上升，到九五算是“飞龙在 天”，“九五之尊”成为皇帝的代号。按一般道理说，九六在最上面，应该比九五更高贵， 可《易》认为九六下一步将转到下位，前途不妙。“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事物不能走到 极端，否则就会转到反面。“九五”虽然不在最上面，却兼有最上与发展的势头，因此是最 好的态势。这个深刻的道理不但对人生有价值，对社会政治也有价值，对市场经济一样有价 值（一种商品，发展到最旺销后，就可能走向衰退；只有旺销又保有向上升势头的才是最有 前途的）充分表明了中国智慧的力量。类比推理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有巨大价值是 无可置
疑的。
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建立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时，绝不像希腊哲学家那样走逻辑分析之路，而 是依靠直接从《易经》天、地、阴、阳范畴进行类比推理。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 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董仲舒 ：《春秋繁露·顺命》。）
一代宗师，以这样简单的立论来建立最基本的伦理学基础，当令世界上逻辑思维发达的民族 惊异，初看来未免觉得中国智慧的贫弱。其实这所以可能，是因为阴阳五行思维范式已经深 入人心，《易经》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广大人群——从最有智慧的人到最普通的文盲——所接 受。类比推理为许多方面的重要理论提供了方法论。
类比的巧妙运用对中国人是特别有趣的。唐代韩愈的高徒李翱向唯俨大师请教佛学精微，大 师手指上、下问懂否？答曰不懂，大师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幡然领悟，作诗一首 ：“练得身形似鹤形，千秋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从唯俨 以青天、云和瓶、水的类比启示中，悟出顺其自然乃是大师学说的精华所在。另一个故事说 有人向马祖问道。马祖在地上划了一个圈子，他在圈中，马祖用棒打他。他跑出圈子，马祖 又打他……这个聪明的人终于悟出圈内圈外都有是非，圈内外都是一种执着，要摆脱一切执 着就能得道。这种类比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中有很高的地位。
南朝齐梁时的范缜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主张“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他用了中国 哲学史上著名的一个类比：刀刃是锋利的物质基础，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由此类比推论 精神依赖物质的存在，曾使众多佛教大师哑口无言。许久以后，一位佛学大师提出“燃灯论 ”，说火可以借不同的物质传递，人的精神也可以借肉体传递。这一著名类比又说服了众多 的智者。这两个著名类比说明了这种推理方法的巨大作用。出色的类比运用反映了中国人特 殊的智慧。
另一方面，类比又常常造成大量似是而非的推论。中国士大夫奉若神明的“八莫”：格物、 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难说是一种有内在联系的理论。“八莫 ”既不是八种因果范畴，也不是有必然内在关联的范畴。这有些神秘，要靠领悟。能格物致 知的人不一定能正心诚意；能修身齐家的人不一定能治国；可是，这些又都与治国、平天下 有某种联系。这就是中国思维的弱点，把类比和因果关联混在一起综合领悟，无法形成严密 的理论体系。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把“虹”和龙对比，说“虹”如龙一样能向溪中饮水，这类 思维也广泛存在。至于民间，就有更多“坏类比”。许多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类比对中国人影 响极大。例如十二生肖，本来把人的生日排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并无什么意义， 可中国民间对此却有大量非科学的类比。如在挑选配偶时就强调属狗的与属羊的不能结合， 猪和羊则很合适。属羊的逢狗年要小心，容易惹灾闯祸等等。至今，许多有知识、有教养的 中国人，仍然在搬家时避开“太岁（木星）当头”，在子女结婚时避开虎年……足见十二生
肖类比影响之大。中医把人分为各种形态，金、木、水、火、土，木形人不能吃燥热的食物 ，因为木怕火。至于各种动物的相关器官能补养人的同类器官更是中国人共知的“常识”… …
在当代中国，在逻辑思维迅速进入人们思想的同时，类比推理仍然在广大范围有重大影响。 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了解中国。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大规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学雷 锋运动，学鞍钢、学张家港、学孔繁森……用典型人和典型事——样榜来推动工作成了基本 工作方法。这种习惯有好坏两方面。好的一面是经验容易迅速为广大文化不高的人群接受， 迅速推广。具体的典型不只有“理”也有“情”，能同时达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效 果。但坏处也很明显，往往对典型的抽象分析太弱，众多的干部和领导把精力放在组织参观 上，而不是放在分析典型的内涵上。学大寨，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和金钱，但却没有关于大寨 经验的高水平著作，没有真正科学的对大寨经验的理论分析（事实上大寨经验是经不住推敲 的）。这和西方的思维大不相同。在西方，如果要宣传、推广一个经验，你必须先对这个经 验进行认真的理论分析论证，论证后加以理论抽象阐明有充分说服力的内涵，然后在报纸、 杂志上发表，让别人反驳、争论，等到大家公认后，自然会去仿效，根本用不着兴师动众去 参观学习。我们大喊大叫学大寨许多年了，有谁认真对大寨形象作过哲学分析吗？这种类比 式的思维与工作方法，容易造成盲目性，既浪费人力物力又产生形式主义。我们并不在原则 上反对用榜样推动工作的方法，只是想强调：已经到了21世纪，人们的文化水平已经大大提 高，在运用榜样时，应该花更大精力于分析、研究榜样，使榜样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明 确其规律性内涵，而不应该再过多地组织不必要的参观学习。
事物都有一个过程。当我们的法制不健全时，人们的法制素质不高时，法律法规不够明确时 ，司法审判曾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案例”，“案例”曾经是司法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但这毕竟是落后的方式。类比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起太多的作用。要改革思维方法，更多 依靠抽象的法律而不是具体的案例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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