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精神的非宗教性
中国精神的非宗教性
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原始宗教支配的时期，但后来的发展则有所不同。大多数民族接受 了高级宗教，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四大宗教。欧美各国主要是受基督教 影响（包括东正教），伊斯兰教一直支配着中东和亚非广大地区，佛教在东南亚起主导作用 。在印度，佛教衰微后还有印度教。中国几乎是例外，它的精神是非宗教的。
说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宗教性的，主要指两点：一是民族的伦理观与宇宙观由宗教决定；二是 广大人群对宗教有着虔诚的信仰。这两点在中国都不存在。
中国的伦理观念由儒家思想支配是大家公认的，用不着多作讨论。中国的宇宙观、本体论不 发达，大体由《易》、《道德经》和五行学说支配。
至于广大人群的精神是否由宗教支配，则有不同的看法。不少人认为中国精神在唐以后为佛 教支配，如汤因比认为佛教是中国第二代文明的统一宗教，郑刚也认为中国广大普通人受佛 教统治。更多的人认为在中国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统治。
我们以为这些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总体上说影响不大，不妨着重讨论一 下佛教的影响。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实在不能称之为高级宗教，它是各种迷信、医方、炼金术 的大杂烩，《道藏》多抄自《佛藏》，它自己很难说有什么系统的宗教学说。把老子奉为宗 教主和把孔子奉为宗教主同样可笑。道教虽然有广大影响，但它不能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 神支柱是显然的。至于道家、老庄学说，原则上也不能归之于宗教精神。
生卒年代略早于孔丘的乔答摩创立佛教，35岁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佛陀的基本教义是“四 圣谛”（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和“八正道”等。苦谛是一种世界观，认定世界 和人生为无边苦海，这体现着佛教的基本价值观念。集谛指出苦难的根源在于“无明”（愚 迷、黯昧）和“爱渴”（“业”与“惑”）。灭谛要人相信一切痛苦的原因是可以断灭的， 可以超脱生死轮回。道谛则论证理想境界“涅?”的目标与修行方法。
公元1世纪时佛教分裂为大乘教派与小乘教派。小乘教持“我空法有”的观念，主张通过苦 练修行得证罗汉果；大乘认为这不够，不只要破“烦恼障”，更要破“知障”（“法有”） ，主张“法我皆空”，要成佛果，得先修成菩萨，普渡众生，进而成佛。从西汉起，大小乘 许多教派先后传入中国，其中由佛教与印度其他民间宗教结合而形成的密宗则传入我国西藏 、蒙古等地。
东汉明帝时建立了佛寺，一部分上层贵族把佛教视为类似中国道术的东西一样尊奉。佛教本 身的独立性不强，依附于中国术数。此后长期没有大的发展。直到晋朝衰落，中国北方被少 数民族统治，固有文化的支配地位有了空隙，佛教才迅速发展起来。后秦王姚兴迎西域龟兹 著名的僧人、精通中国文化的鸠摩罗什到长安，他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翻译出包括《金刚经 》、《法华经》《中论》……等的大量佛经，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以道生、僧肇为代表的弟子 。僧肇著成《肇论》，中国人自己创作出第一部优秀佛学著作，标志着佛教开始在中国本土 立定足根。
南北朝时，在混乱多变的局势中，在北方少数民族王朝大力倡导佛教的影响下，佛教影响迅 速扩大。南朝有的帝王认为：“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宋文帝语，见《弘明集》，卷十一。）（梁武帝甚至亲自讲经 ，四次舍身寺院，由群臣以重金赎回。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地区，寺院达3万余所 ，僧众200万人，南方寺院3000所，僧众80万人。
佛教发展势若大河奔流，但却是在并未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条件下发生的。上层社会把它 作为加强统治的一种补充力量，作为寻求安慰的精神药剂；下层社会则新奇地发现信教不但 得到精神慰藉，而且可以逃避兵役与赋税，逃避繁重的劳苦，坐享现成衣食之乐，故一时成 为时尚，众人趋之若骛。这种表面成就并不可靠，因为它未能真正在精神上起支配作用。
佛教在原理上和中国文明无法相容。坚决主张出世的佛教教义不可能同时主张“忠”、“孝 ”伦理。在佛教看来，父母可能是前生的猪狗，受到自己的欺负所以今生变作父母。“忠” 、“孝”在根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帝王承认佛教，是把它作为一种安定社会的补充力量 来对待，而不是真的信仰佛教。唐太宗虽然对佛教大力提倡，并派唐僧到印度取经，但仍然 要表明自己“所好唯尧舜周孔之道”。
佛教要在中国社会真正起大影响，必须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寺院经济的强大物 质力量支持之下，中国僧人开始努力创立自己的教派与学说，形成了唐代的宗教繁荣，出现 了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藏传佛教等宗派。这些教派大多数力 求淡化佛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的矛盾，淡化佛教的本来教旨，客观上强调其作为社会心理安慰 剂的作用。到禅宗出现，标志着佛教彻底中国化的事业完成，佛教的兴盛达到其顶峰。
佛教的顶峰也就意味着它的衰落。中国化的佛教失去了佛教原来的精神与宗教虔诚，也就失 去了作为宗教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后来甚至出现唐武宗发动的灭佛事件。宋、元、明、清虽 然佛教广泛深入民间，但一直只能作为中国社会的安慰剂，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
禅宗是在中国佛教鼎盛时期产生的，是中国天才僧人的杰出创造。禅宗的出现，意味着佛教 已被中国精神彻底改造。
我们说的禅宗，当然是指禅宗南宗。南宗的创立人慧能（六祖）与北宗神秀等人分道扬镳， 力倡“顿悟”学说与北宗“渐悟”派对立。五祖临终前把衣钵授给慧能，慧能逃到南方，创 立门派，传播教义。他死后，弟子神会和尚继承大业，以无比的智慧和勇气，大举“北伐” 。慧能死后21年，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在滑台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正式向北宗的统 治地位挑战。他明确宣告：
发心有顿渐，迷悟迟疾。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郉之丝， 若 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丝数虽多，不胜一剑。发菩萨心，亦复如是。（《神会语录》，引自《胡适文集》(传记)，11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 995。）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80余高龄的神会毅然北上，直接与北宗争夺禅宗领导权。北宗利 用强大势力，两年之中，将神会贬抑四地。神会受迫害后，威望如日中天。安史之乱，北宗 逃散，90岁高龄的神会从贬逐地归来，忽然在东京出现，以超凡的辩才和威望，感召群众为 国家效力，挺身报国。唐肃宗感激他的功劳，大力加以支持。南宗遂在全国获胜。为南宗胜 利奠基的神会死时93岁。
禅宗在中国佛教中战胜其他教派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它符合中国精神，极大淡化了宗教意 识，表现在：
第一、明显贬低了佛祖的地位、权威。东晋以来，中国出家人都改姓释，佛祖位居“三宝” 之首，处于最高位置。禅宗主张明心见性，自性成佛，佛在自己心里，这就把佛降到人的位 置。禅宗的大师，甚至骂佛是“杀人贼”，“骗了许多人入淫魔坑”，发出了“逢佛杀佛， 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的解放性口号，乃至捣毁佛像，焚烧佛像取暖。否定佛是外在的 神明，把佛的存在放到人的内心中。这种精神完全不是原来印度佛教的样子，也和全世界所 有宗教不同。禅宗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不是宗教精神了。一切高级宗教都承认神高 于一切，也高于人，并且是人的创造者。正如有的学者强调的那样，所有宗教的精神都崇尚 “外在超越性”，而中国精神则相反，强调的是“内在超越性”：
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与宗教根本不相同，古希腊哲学在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那里大体上把世界二分为超越性的本体与现实世界，其后基督教更要有一个外在超越 性的上帝，而儒家哲学则是以内在超越性为特征的。（汤一介：《论儒家 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引自《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61～62页，北京，中国青 年出版社，1996。）
“仁”、“良心”、“天理”都说的是内在性，齐家治国以修身为本正是对精神内在性的强 调。禅宗倡导在自己内心求佛，表明它的基本精神已经为儒家改造。世界上一切宗教都强调 外在超越的神的存在，禅宗严格说已经不像宗教了。
第二、一反佛教认为人前身有罪的说教，用中国的性善论取代了原罪。佛教虽然没有像基督 教那样的原罪论，但也认定一切都是“业”报，人的生前是有罪孽的；人必须彻底否定自我 、归于寂灭才算觉悟成佛。禅宗主张“顿悟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已经成为中国 人的口头禅。这实际上是用中国传统的性善论——“良心”概念取代了佛教的人生观乃至本 体论。
第三、禅宗以中国《易》经的简、易思维取代了佛教的繁锁哲学，特别是用直觉领悟思维取 代了佛学的复杂分层范畴体系。唐玄奘创立的唯识宗（法相宗）提出三自性、八意识、五种 性等学说，引进印度的因明学说，用“真唯识量”的论证方法阐明教义，太过于复杂，很快 就衰落了。其他宗派也类似。禅宗的方法靠直觉领悟，不靠逻辑语言，靠比喻与象征性语言 表达。为了表达不执着的观念，禅宗僧人讲故事说：坦山和尚与一个年轻和尚在路上看见一 美丽少女为过不了河而焦愁，坦山和尚坦然把少女抱过河。两个和尚继续他们自己的行程， 过了许久，小和尚问坦山：“我们出家人不是不近女色吗？刚才你为什么那样做？”坦山惊 讶地说：“你说那个女人吗？我早把她放下了，你还抱着吗？”为了表达佛不在身外，另一 个故事说杨黼离别双亲到四川寻拜无际菩萨，路上碰见一位和尚大师，和尚问他去哪里，杨 黼说要去拜无际菩萨，和尚说拜菩萨不如去找佛。杨黼问佛在哪里？和尚说你回家去，看到 一位披着毯子、反穿鞋子的人来迎接你，那就是佛。杨黼听吩咐回到家里，母亲在深夜听到 儿子叫门声，来不及穿衣，披着毯子，穿错了鞋出来开门，杨黼见了忽然大悟。还有一个禅 宗故事讲一位施主听琴师弹琴后，问琴师这曲子有什么意义？琴师什么也不说，又从头弹一 遍给他听，说：“曲子就是这个意义。”……不难看出，禅宗不但革去了佛教原来的苦苦念 经、修行、遵守戒律、打坐等等繁锁实践，革去了概念和范畴分成多种层级的繁锁哲学，而 且显然用中国的领悟、类比思维建立自己的方法论。就是说，禅宗不但在精神上改造了佛教 ，也在方法论上改造了佛教。
第四、禅宗在伦理精神上尽量向儒家、特别是老庄精神靠近。中唐、五代之后，禅宗出现了 许多孝僧，还有不少艺僧、诗僧、茶酒僧。许多名山大刹都被禅宗占领，出现了大批有学问 的僧人，他们大多会作诗，归于自然的精神很突出。“古木阴中系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僧人志安的这类诗，哪有“苦、灭”的味道，完全是 庄子、屈原的风貌。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