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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性：天命与革命 二元性：天命与革命
一方面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强调“民为邦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两者 之间不仅存在理论上的悖论，而且在实践中必然产生无法解决的矛盾。
碰到贪婪荒淫、穷奢极侈、昏庸残暴的君王怎么办？这个问题早就由实践解决了，这就是“ 汤武革命”。商汤（传说）与周武王吊民伐罪，被《易经》充分肯定，是中国文明的一大创 造。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ZW( B)〖HT5”K〗《易传·革卦》。〗
这是一个伟大的结论。它认可顺应天命和人心，进行推翻暴君的革命。虽然推进革命的力量 被限制在上层贵族的范围，仍然是一种闪射光辉的思想。
孟子作为古代最伟大的、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人，公然提出：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
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
但孟子没有能在理论上解决根本性的悖论：即忠于君王与革命之间的矛盾。他说的“易位” ，接近于民主思想，但无法实行，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发挥与后人的承认。至于革命，怎样判 断一个国君应不应该推翻，事关重大。如果允许随便革命，那么，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 就不再存在，中国就不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作为君主制根本原则的伦理是“忠”于君王， “君臣大义无可逃于天地间”。动摇这一点，就动摇了社会的根本。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 许的。但又的确在事实上发生了革命。“民为邦本”的要求又必然提出如何对待暴君的尖锐 问题。古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极为聪明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用天命来解决上述政治 悖论。
天命论强调君王的权力授自上天，《尚书》中记载武王伐纣时强调：
皇天上帝，改其元子。
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唯天不畀。
如果君王权力简单来自天命，那么就没有中国文明的特色了。东方各国都强调王权天授，王 即是神。中国政治文化的突出特点是把天命与民意统一起来，强调天命是顺应民心的，民意 通过天命显现。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尚书·皋陶漠》。
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
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
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这样一来，政治上的悖论就有了解决的途径。通常情况下，“忠”君是压倒的伦理与政治要 求。但如果君王昏暴到无可原谅的地步，民怨沸腾，引至天命改变，人民也可以起义反抗， 另立新主。
许多人把中国历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有关改朝换代时的种种奇特“征兆”简单视为迷信，是 完全不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表现。改朝换代时的种种“兆头”，是伦理哲学、政治文化的必 然要求；没有这一切，整个伦理—政治哲学体系就会崩毁。
在一个极力强调忠君伦理的国家，除了正常时期的宗子继承制之外，非常时期，天命表现的 民意就成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没有天命的召示，革命就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所以历代帝 王都要大力制造这方面的论据。据说刘邦起义前，“秦始皇尝言‘东南有天子气’。亦是东 游以魇当之。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 常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又说：“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者 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 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汉书·高帝纪》。）这就是有名的斩蛇起义故事。历史记载，隋朝末年 ，“杨花落，李花兴”，民间流传：“十八子，王天下！”说唐太宗李世民生时“有二龙戏 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也一样，“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 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宋史 ·太祖本纪》。）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在讨伐元朝统治者时称：“自宋祚倾移 ，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及其后嗣沉荒，人心叛逆 ，天下兵起……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明实录·北伐檄文》。）
《水浒》故事并没有把宋江起义作为天命变换来写。虽然小说中个别地方也提到“昏朝气运 ”衰亡，但总的说并没有写天命已经到了改变的时候。如果《水浒》要写天命变换，很容易 创作一个完全囿于旧框子的故事，毫无新意可言。在天命并没有改变的条件下，举起梁山“ 替天行道”的大旗，公然在局部地区进行有限时间的造反，并得到皇帝认同，这才是反传统 观念的重大创造。许多文艺评论家对招安一味苛责，其实是完全不懂中国政治文化的表现。
中国传统的革命与天命变换思想，当然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它是民本主义的极端表现与特殊形式。“革命”是非法的和非常的行动（革命必然是对现 存规则的违背，也只在特殊的非常时期才会发生），民主则是正常的和经常的行动（民主政 治的特点之一是允许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变更领导者的合法活动）。虽然如此，也应该对 中国历史上的民本主义精神，给予充分评价。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其《日本通史》中 指出：
儒教中，有“易姓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日本人）领 会西洋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将相并无种”，“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种中国古代史 上英雄们的言语，为接受人类平等论这种近代思想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天命与革命思想影响了他们，“民本主义”可以通向民主思想的 话，那么，这种精神对中国人自己的影响就更大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保有革命传统， 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刘秀、李渊、李密、六十四路烟尘、 唐赛儿、宋江、方腊、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代表着我们民族对不合理秩序的强烈反 抗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成了可贵的精神遗产。近代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 从某一侧面说，也是继承并发展了传统优秀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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