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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中的文官与士人集团 文官与士人集团
天命变换与旧体制内的群众革命，造成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的改朝换代。不能用现代的眼光 来贬低古代的变革。改朝换代埋葬失去创造力的腐朽统治者，更新统治集团，对保卫人民利 益与历史发展有正面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君王与人民间的中介——庞大的文 官及其后备力量集团，这个集团是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基本力量。
世界各国历史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有类似中国这样的集团。对于绝大多数君主专制国家而言 ，君主只依靠贵族进行统治，中国却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后备力量雄厚的士大夫集团作 为君主的依靠，特别是这个集团并不由君主花钱培养出来，而是民间依靠强大的教化传统自 己努力的成果。尽管官僚集团病态百出，奴性十足，但仍然不能不看到这个集团实际上集中 了社会的精英，在制造了大批奴才同时，也涌现了大批民族优秀人物。“此种制度（指考试 选官）使乡村的才干之士，不断涌入城市，藉以补充上层阶层之种族精力之消耗，一面复维 持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环，此种作用，于社会的健全至关重要。”（林 语堂：《吾国吾民》，33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这是中国人 的一大创造。
汉以后形成的、经过选拔或考试产生的文官集团，继承着春秋时代世袭士大夫的许多传统。 这一集团有着明显的二重性格：一方面是君王意志的实践者，一方面又是人民的父母官；一 方面要与君王的过分行为抗争，一方面要镇压人民的反抗。这种特殊地位造成了文官集团思 想与精神面貌的极大多样性与复杂性。
文官集团与君主的关系有两方面：既是忠实的走狗，又是违背传统政治—伦理要求行为的 制约者。这两面也是对人民压迫与为民父母二重性要求的折射。这种两重性在现实生活中形 成极端的不同人格行为。
就前者说，他们是带头的奴才，是带领羊群接受屠宰的带头羊。
这样的山羊我见过一回，确实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卦着一 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是牧人，胡羊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 ，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人群中也有这样的山 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鲁迅： 《一点比喻》，见《鲁迅全集》，三卷，217页。）
这种为统治者作伥、牺牲人民求得自己利益的奴才作用与奴才性格，某种程度遗留到近代， 成为中国官员不良心态的文化根源，成为树立真正公务员心态的严重障碍。
但是，如果只看到这当奴才的一面，就十分片面了，例如可以指出这种体制在全社会养成“ 尊贤”的传统。正如《中庸》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关于 伊尹、周公、诸葛亮、张良、魏征、刘伯温等的故事，脍炙人口，绝非偶然，对中国人的心 灵产生了很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屈从于君王压力与顺应人民需要压力之间形成了尖锐冲突，促成集团分化。 少数人敢于为民请命，为民作主，表现出巨大的勇敢与创造精神；或在不能施展抱负时毅然 退隐，在文化领域作出大的贡献。在一个君王统治的短时间内，大义凛然的人可能只有几个 ，但从几千年历史上说，勇于坚持真理、为民请命的人则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有如喜马拉 雅山绵延不断的脊梁，一脉相承，代表着伟大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我们没有民主传统，却有要求“清官”、“父母官”、“为民作主”的强大舆论压力。在彻 底否定封建社会的共产党领导下半个世纪后，中国仍然出现大量歌颂清官的电视连续剧，并 受到人们热烈欢迎，如《海瑞》、《刘罗锅》、《包公》……封建社会的清官成为教育共产 党人的典故，表面看来不可思议，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其中有着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 。 士大夫面对君王暴行最勇敢的斗争发生在公元166～169年。三千余人争议时政，讦扬幽昧， 敢于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皇帝本人，无所忌讳，连同家族，整批整批地被惨杀，其规 模之大，株连之广，为后世所无。这次党锢之狱，是一大血腥的教训，一方面对士大夫造成 巨大精神压力，此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样规模的抗争；另一方面，为中国有正义感的官 员作出了光辉榜样，使历史上一再产生不畏生死、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正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一心救民于水火的官员，虽然在庞大的贪婪、昏聩、平庸的官僚集团 中是一个极少数，但其价值不能以人数比率来衡量。人类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优秀创造者 创造的产物，牛顿、爱迪生、法拉第等的创造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我们说中华民族有几千 年光辉历史，一定程度上是指作为民族优秀代表人物的创造成果，其中包括了文官集团中的 优秀人物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这种遗产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下的民主自由精神，却是和人类 优秀文明相通的。
我们今天要建立现代公务员体制，必须高度重视政治文化基因的巨大影响。一方面要努力克 服奴才性格，克服眼睛向上，唯上、唯命是从的恶习；一方面要继承学习大无畏的、恪尽职 守、为民尽忠尽义的精神。此外，中国士大夫集团的优秀人物，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许 多风格卓异的范例，也应该继承。比如：雍容大度，沉着凝练，不亢不卑，处变不惊，喜怒 不形于色，宠辱不较，胸怀坦荡，难眩以伪，多谋善断，静若处女，动如脱兔，权衡利弊、 轻重、缓急，重视人和，尊重人才等等。
至于士大夫中正直、有抱负的失落群，他们没有机会在昏庸的君王属下为官，只 能洁身自好，走退隐之路，投身于文化创造中。这也不能加以苛求。事实上，许多优秀士大 夫常常是一身而有两手准备：有机会时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无机会时洁身自好，在创作中寻 求人生的真谛。陆游的两首诗可以作为士大夫精神生活两方面的代表：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 ，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死沧州。
《诉梦情》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酌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贪啸傲，任衰残， 不妨随处一开颜。原知道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鹧鸪天》
在社会危机激化时，士大夫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往往率先领悟到“天命变换”已经到来，从而 投身农民起义队伍，成为核心力量，如李密、黄巢、刘基、宋献策、洪秀全等人。《水浒》 实际上并没有着力刻划农民起义本身，而是一部关于起义领导集团形成的史诗性小说。故事 英雄人物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官僚及其后备集团、特别是其中的失意群，这一失意群在一定条 件下有着对社会强烈的义愤，敢于和群众起义结合，并成为其领导力量，如林冲、宋江、杨 志、吴用、鲁智深等。
我们在评价中国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历史作用时，一方面不能忘记这一集团的奴才性格与“山 羊”作用，一方面也不能忘记其中产生过极其杰出的优秀人物与伟大精神。而这两方面都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天的知识分子。西方评论家多次指出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说他们缺 乏应有的独立性，这是和历史遗产有关联的；但也不能忘记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为民为国不惜 贡献一切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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