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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的主题和思想价值
论《水浒》的主题和思想价值
观察角度
《水浒》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但它的意义还不只如此。
明代的李贽认为《水 浒》的意义超过一般文学的范围，他说：《水浒》一书“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在当时把一部文学著作看得高于《史记》、《汉书》，不但是非常的眼光，也实在需要了不起的勇气。笔者赞同李贽的态度，主张对《水浒》的社会思想价值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对这一伟大作品的诬蔑、曲解及其广泛影响；这些影响现在还支配着我们一些作家、导演的心灵。
我国没有希腊、印度式的史诗，也没有决定社会总趋向的宗教经 典。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主要由正统的“”经、“史”决定，就是说由《四书》、《五经》、《左传》、《史记》、《通鉴》等决定。这些经典是由封建士大夫们创作的。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精神生活源泉，那就是某些在历史上有特殊地位的文学创作，除《诗经》、《楚辞》、汉 赋、唐诗、宋词、元曲、戏曲之外，几部或十几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影响历久不衰的古典小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尢以人口皆碑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意义重大。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创造了新价值标准，为中国人提供了一大批应该仿效的人物形象（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英雄榜样形象在支配其精神生活中的巨大意义），发展与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伦理与哲学意义。
这些文学作品与正统经史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有的更多宣扬了正统观念（如《精忠说岳》、《杨家将》等，《三国演义》也较多此等内容），有的则更多表现了叛逆精神（如《西厢记》、《红楼梦》）。而《水浒》则是一方面极力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一方面又表现了巨大创造精神的复杂作品。《水浒》的思想，包含着复杂而矛盾的内容，对它的评价要比对其他古典小说的评价更困难一些。
《水浒》充满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它热情赞美描绘了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塑造了一批激动人心、富于反抗精神的英雄形象；一方面又把一切反抗活动与反抗精神引导到妥协投降的指导方针之下。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梁山好汉的正义斗争，一方面又对其他起义队伍无情贬低、攻击。一方面大胆讽刺、批判了封建君王乃至封建制度，一方面又宣扬作忠臣孝子、青史留名的世界观。一方面把“忠义”作为团聚革命队伍、对抗腐朽朝廷的旗帜，一方面又最终把这面富有创造性的反抗旗帜还给了封建伦理武库，成为消灭义军的精神武器。一方面肯定宋江接受招安的路线，一方面又通过招安悲剧的描写否定了接受招安的道路。一方面总说皇帝是暂时昏昧，主要是奸臣误国，一方面又一再证明皇帝是永远昏昧的……
对如此明显地存在思想矛盾的、有广大影响的作品，不应也不能以简单的片面的概括代替对其深刻内涵的认真分析。对《水浒》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其思想内容内在同一性和对其内在的悲剧性价值的研究，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伦理的显著特色是强调个人对社会、对家庭的义务，强调责任感。中国人历来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他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和西方民族强调个人权利与幸福的观念大不相同（对个人幸福与权利的强调在两千年前的希腊就很突出了）。中华民族这种特征蕴有巨大优点，也蕴有巨大弱点。《水浒》的基本倾向上仍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却对传统伦理的权利、义务内容作了局部的、大胆的改造与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对“忠义”内涵的扩展上，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一些作家、导演与评论家完全不理解的。
主题
《水浒》的主题是反映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描述在专制统治残暴压迫下，农民－－城市平民起义队伍发生、发展与失败的过程，特别是其领导集团革命活动形成与展开的过程。有人从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出发说：“《水浒》集中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从而揭 露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不可避免。”①“在‘水浒’历史画面中，被压迫与被剥削的下层人民，始终占着中心的地位”②这类说法，未能确切反映《水浒》的主题。我们在《水浒》中除了偶尔的片言只字之外，找不到农民生活的极端困苦、无以为生的描写。上述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从本本主义中得来的论断，而不是从《水浒》故事本身通过科学抽象引出的结论。
加入梁山泊的英雄们，很难说有谁是因为生活极端困苦才投向起义的。《水浒》 中革命造反的好汉大体可分几类，一类是因种种原因、包括行侠杖义被判为罪犯的人，如武松、宋江、鲁智深、石秀、杨雄、雷横等；一类是社会政治腐败，受打击、岐视、欺压的中上层人物，如林冲、柴进、花荣等；一类是雄心勃勃、有反抗心理的地方豪霸、如张横、李俊、穆弘兄弟、孔明兄弟等；一类是文武才能出众没有出头机会的豪杰，如公孙胜、吴用等；一类是下层劳动者，具有强烈反抗精神，遇有机会就铤而走险的人，如阮氏兄弟、李逵等；一类是受亲友牵连不能不加入梁山泊 避难的人，如顾大嫂、孙立、孙新等；一类是原来就落草为寇的人，如周通、樊瑞等；一类是被梁山好汉诱逼入伙的人，如秦明、卢俊义、朱同、萧让等；一类是被感化降伏的将领，如关胜、索超、徐宁、董平等……
从这许多人投身起义的历程看，“经济剥削”、“生活贫困”不但不是主要原因，甚至也不是重要原因。这里，封建统治上层集团的腐败，政治压迫的残酷，以及由此导致的诸多社会弊端与矛盾，是造成人们不满的基本原因。《水浒》正是集中反映了封建时代的这种情形。
“水浒”反映农民被剥削、生活困苦奋起反抗这一题材，只具有间接的性质。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在广大农民身旁，经常存在着一个被社会抛弃与被岐视被侮辱的“失落群”或“忿激群”。有文化、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罪犯、失意书生、统治阶级中的不得势者、出不了头的有野心的雄豪之士……。就是这个“忿激群”的主要成分。在最好的社
①见《解放军文艺》1956年第10期
②见《水浒全传》李希凡所写前言
会政治经济状况下，这个“群”也不会完全消失，这个“忿激群”的规模与情绪与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密切关联。社会危机激化时，这个“群”就迅速扩大，并具有爆发的情绪。
当政治统治腐败时，政治危机能单独导致“忿激群”的扩大。革命起义、造反的骨干力量往往就由此形成。 如果碰上经济危机，如天灾和大批农民破产，这个“群”就很容易与农民的反抗激情结合，形成为革命起义的领导骨干，推动并领导农民革命战争。
我们对 “水浒”所作的上述分析，对历代中国农民战争也是适用的，因此具有总结中国农民战争规律的内涵。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几乎都是在非农民的“激忿群”领导下开展的。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几乎都是具有卓越军事政治才能与经验的非农民出身的英雄人物，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农民运动的规律与特色。正是下 层小吏（刘邦、萧何、韩信），城市游民与贫民（朱元璋、樊哙、陈平、周勃、杨秀清），失意书生（黄巢、洪秀全、牛金星），各种犯法者（陈胜、吴广、李自成），贵族反对派（张良、刘秀）……领导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反抗斗争。农民自己组成领导核心的大规模起义虽有，历史上比较少 见（如赤 眉、铜马），难于持久。
《水浒 》的主题，正是描写农民起义的领导骨干从“激忿群”中产生与前进的过程。正是从这个角度，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把《水浒 》视为中国农民起义的镜子。的确，《水浒 》尽管没有大力描写农民的悲惨处境，它却反映了中国数千年的农民起义史，特别是由政治危机在碰到经济危机导至大规模农民革命战争这一常见的历史过程，从而成为一部生动描写农民起义的杰作。
政治危机并不总是经济危机的派生物，这是教条主义的理论家难以接受的，但这是事实。在中外历史上，尖锐的政治危机有时是在经济情势良好的条件下发生的。可以举出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例子：法国革命是在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形势下爆发的；而被农民起义埋葬的隋炀帝五朝，是以节俭著称、使社会经济生活较为安定的隋文帝的遗产。
《水浒 》的基本命题就是针对这一事实：“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权，非亲不用，非雠不谈”（67 回关胜语）。正是由于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才逼得林冲、杨志走头无路；也正是政治腐败，才使得宋江、吴用揭竿而起。武松、杨雄 杀人表面是为了男女关系问题，似是与政治无关，但他们上梁山却是政治腐败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政治危机的组成部分。《水浒 》的主题，正是反映直接导致农民起义的社会危机，特别是政治危机－－反映在政治、经济危机激化时，从“忿激群”中孕育出一大批英雄领袖人物的故事。
关于招安
从作品的思想主题看，《水浒 》提出的基本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对待腐败的统治集团、特别是如何对待一个昏庸的皇帝。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甚至是哲学与伦理的基本问题。
综观全书，作者显然对昏庸君王与腐败的政府充满憎恨，对英勇起义反抗不合理压迫的人们充满同情。作者以满腔激情，以天才的笔，热烈赞颂了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等为代表的起义队伍反抗压迫、走向革命的精神；热烈赞颂了攻打祝家庄、曾头市、大名府的英勇斗争。这一切是《水浒 》真正感动人的地方，是作者内心深处一腔悲忿与正义的同情结成的光辉果实。作者爱憎分明，他的同情倾注在广大被压迫人民一边是毫无疑问的。鲁迅说过：“《水浒》”中的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按指《施公案》、《三侠五义》等流行小说）中人物，则在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明确肯定了《水浒》的这一基本立场。本书不准备过多讨论这一点，而想着重分析这部重要作品在思想文化上创造了什么新的东西。
列宁说：“估价历史的功迹，不是根据历史活动有没有提供现代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①
这个论点是很有价值的。它强调不能从我们现代的立脚点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活动，而是要看他或他们提出过什么样的新东西，一名话，强调历史活动中的创造性。我们评价《水浒》正是要从这种角度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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