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

   为盗回被宙斯窃据的火种，触犯天条的普罗米修斯受到天帝的惩罚，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被紧紧束缚，凶恶的猎鹰啄食着他的肝脏，使他承受无尽的痛苦。然而，他无怨无悔。今天，当我回忆起20十年前的一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不断在我眼前显现。在恶毒的天条的诅咒下，你们现在好吗？盗火者们，你们是否还热情如旧，是否还记得当初的一切？我试着记录下雪泥鸿爪的片段，以冀抛砖引玉。

   一、“79”民运在杭州的兴起

   1978年大约是10月底，我去金钗黛巷杭5中宿舍朋友陈维健家。好多以前认识的朋友都在：吴报建、章某某，还有几个面熟但叫不出名字的。大家脸上都有一种兴奋感，似乎在我进去以前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事。

   我原来在抚宁巷小学读书，四年级转到了木场巷小学。我初小的同学有很多是陈维健的中学同学。陈维健的母亲万老师又是一个极为慈祥的人。陈维健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境一直不好。一些较优秀的、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经常去他家交换书籍、交流思想、谈论对时局的和中国前途的感想，日复一日自然成了莫逆之交。

   陈维健体魄强健、生活严谨、不苟言笑，逆境中的生活养成了他喜欢深思，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周围的是是非非。在人性被极端扭曲的时代，这种独立的人格真可谓凤毛麟角。他当时以“可教子女”的身份在码头从事非常繁重的装卸工作。

   事后知道，陈维健和他周围的朋友们，在听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消息后，已经多次以“郑石鸣”（郑奋、鲁石、民鸣）的联合笔名，利用上夜班的机会，在路过湖滨（现解放路百货商店新旧楼交接处）时，张贴了《国民性一瞥、二瞥》等反专制、倡民主的文章。他们利用夜色，带着大口罩，提着浆糊桶，到了那里，一人扶着自行车，一人站到书包架上，匆匆贴好，立即骑车向北消失在黑暗中。

   我当时在玉泉杭州植物园工作，每周进城一次，在与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提出可以为他们抄写文章，因为我兼任单位的宣传和美工，文具纸张可以领用。几次抄写后，我又借用陈维健的个人笔名“民鸣”写了几篇小文章。其后我在白天前往民主墙观看，发现有许多外地人在那里抄文章。一打听，他们都是受人之托前来抄写的，抄不完就住旅馆，第二天接着抄，费用由委托人（大多是专制政体的受害者）支付。我心里有了一种想法：何不把这些文章油印后分发，便于携带和流传。我建议陈维健以刊物的形式定期出小册子。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没有必要，我也就作罢了。后来我在抄写《民主万岁》这篇文章时，自作主张添写了许多尖锐的内容，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我趁机提出：为不连累大家，离开他们，自己改弦更张，并答应为以前的事保守秘密，因为当时他们都是知识份子家庭出身，处事非常谨慎，不愿意招惹是非。

   20年过去了，如今大家天各一方。青少年时代的历史在我是刻骨铭心的，今天在我的回忆录中披露，不知是否会遭谴责。但是，在浙江民运史上，这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一种人类精神，我想应该予以记录。

   “郑奋”是吴报建的笔名。他文笔优美，见解独特，是民主墙前期大字报的主要执笔者。当年他从黑龙江回城，没有工作，联络起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并通过朋友结识了陈维健。也是他最早得到北京民主墙的消息，开杭州民运风气之先。我至今不知道“鲁石”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瘦长的个子，文儒的样子，戴一副眼镜；是个中学教师，已婚，有家室；在我们这么一群毛头小伙子中，可谓是大哥哥了。在民主墙形成气势后，为家室的安全考虑，他急流勇退了。我几乎没有与他讲过一句话。但是，我很怀念他。

   期间，我离开陈维健他们后，经常徜徉在民主墙下，继续以“民鸣”的笔名写了《文革政治小词典》等文章。有些文章在读者中形成较大的影响。文章贴多了，我的身份也为读者所熟知。有许多读者踫不到我，就直接用笔在我的文章上写着希望与我见面。

   （同时，我通过在北京读大学的朋友与《北京之春》联络，收到北京来信已是1979年2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