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

   四、《浙江潮》与方醒华

   在《四五》月刊第3期发刊后，某日，民主墙上张贴了《浙江潮》刊物。从选用的文章看，出这份刊物的是方醒华无疑。通过民主墙上的文章，我已经与方醒华有过几次接触。我们真可谓是“以文会友”了。他清瞿黝黑的脸，一口萧山官话，机敏而强悍。从第一次见面，我凭感觉一下子就把他和布朗基（巴黎公社时期的法国职业革命家）联系了起来。在几次的接触中，我们彼此的印象都很好。他曾同另一位民主墙的早期发起人王东海一起来我家，约我合作。我至今想不起，为什么竟没有答应他。也许我当时不能接受他那么激进的政治态度。也许我正忙于《四五》的改制吧。于今心里还隐隐有些遗憾。

   民主墙下有些独往独来的勇士。他们个性独特，辩才滔滔，胆略过人。我曾同他们接触，希望他们加入到《四五》里来，但是没缘分。吴某某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总认为，《四五》是由学生办的，有种“少不更事”的感觉。在这种想法下，方醒华牵头，联络王东海、吴某某、李雪安和其他几位加盟。《浙江潮》便诞生了。在当时，里里外外都认为，这是一份工人杂志。《浙江潮》的发刊，为浙江的民运注入了新的活力，壮大了声势。我们《四五》不再形单影只。编辑部的全体成员都很受鼓舞。

   记得，在《浙江潮》发刊没几天，方醒华约我去半道红与《浙江潮》全体成员见面。那是一幢楼房的底层（后来知道是王东海的家）。我进去后，里面烟雾腾腾。不会抽烟的我几欲窒息。但是，我还是一支一支地接，缕缕不绝地吸。在向他们介绍了《四五》编辑部的情况后，一个一个地回答他们接二连三提出的尖锐问题，真有一种“舌战群儒”之感。特别发难的是吴某某和另几位。老谋深算的王东海等待着我的破绽，不紧不慢地送上一个问题。每当这个时候，我发现方醒华的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那天，特别提出了帮派问题，因为他们有几位认得《四五》里的原“红暴”派成员。我对他们说，经过风浪波折，每个人的认识在提高，观念在改变，大家都是怀着对民主的信仰才走到一起来的，个人的非组织行为由个人负责，在《四五》月刊里不允许搞任何派系活动。《四五》月刊也不会是任何个人的派系活动工具。我对他们说，我们大家面对的是具有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余孽。我们既然参加民主运动，就是选定了走一条充满了血与火的荆棘路。我们都是使者，也许，会以我们的一切殉了我们选定的事业，不要让无谓的猜忌和争论耗费我们的精力。不管是《浙江潮》或者《四五》，大家是兄弟。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为着解放思想，确立人权而抗争。最后，方醒华高度评价了我的观点。其他人也消释了以前的误解。当方醒华送我上车，我几乎虚脱了。在整个“79”民运期间，杭州的各个刊物和团体间也有出现过一次摩擦。我在其中的穿梭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当年在各个民运团体间获得的信任，使我成为唯一来往于各民运团体间的人。

   几乎是同时，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也出刊了《沈钟》杂志，封面由木刻制版，在众多其貌不扬的刊物中，可说是“装帧精美”了。

   连同后来出刊的《萤火虫》，杭州有了4家民刊，在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较量中，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探讨之风日盛，民主之声日高。其声势为国内所罕见。较之《四五》，其他三家的成员比较单纯：《浙江潮》以工作多年的工人为主体；《沈钟》以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工人为主体；《萤火虫》的成员则为具艺术气质的青年工人，也算是声气相求了。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政治诉求。

   五、民运的政治诉求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79”民运期间，众多热血青年痛恨“文革”时的种种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事实，认识到一个不受监督的、用强权而不是民意来统治的政体给民族带来的空前浩劫；希望通过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进行探讨，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否则，没准儿一个偶然的机会再出现一个强人，再把中国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大家通过反思，认识尊重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使每个个人不再成为专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于是，大家提出了要顺应历史发展，反封建专制、反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些要求当然会遭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压制。

   于是，大家提出，为治愈民族创伤，必须为被自己创造的怪物所吞噬的彭德怀、刘少奇平反，为被迫害和侮辱的千千万万冤、错、假案的受害者平反。记得当时我们提出了文革期间在杭州发生的几件案子：发生在凤起路的美术家全家自杀案；发生在浣纱路的青年自焚案，以及李提木被枪决的“反革命”案。

   李提木，籍贯东阳，生前是杭州凤凰山小学的老师，出身贫困，因家庭多子女，父母准备将其遗弃，为教堂所收养，并根据使徒“李提摩太”的名字被赐教名李提木，受洗后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工作后，敬业爱岗，受到有关方面好评。60年代初，在率学生登山时，为抢救坠崖遇险学生而头部受伤。未几，文革飙起，养伤中，李提木借到《十字勋章》一书，希特勒的焚书、反犹、扩军、备战、蓬勃的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国内狂热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最后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史实，使他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联系了起来。他对“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解放全人类”的叫嚣十分反感。他敏感地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走希特勒的老路。根据种种迹象，中国将对世界发动一场战争。而他，作为上帝的羔羊，要起来尽自己的力量阻止这场战争。而且，他通过自己的感受，对于社会的不平等及官僚的腐败非常厌恶。于是，他利用自己的绘画才能，画了一些宣传漫画，到西湖边去张贴。这就是发生在1969年的杭州“3．5”、“3．25”案件。当局被深深地激怒了，在市民中进行了反复侦查。当李提木再一次去西湖边张贴时，在路上被盘查，经搜身后发现传单而被捕。随即，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提木死刑，于1970年4月中旬被处决。是年李提木36岁。一个基督民主主义者由于和平的抗议而丧失了生命，更体现了专制制度的残暴。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向我提起李提木的侄子在植物园工作。更巧的是《四五》编辑部的聂敏之曾与李提木一起关在死囚牢中。李提木临处决前，把部份物品委托聂敏之转交家属。聂敏之由于林彪事件发生而免于一死，出狱后遍访李提木家属不着。我便辗转找到李提木的发妻任月琴，并约聂敏之在植物园见面。

   那一幕凄惨的回忆，我至今挥之不去。那天，任月琴带着13、4岁的女儿一起来了。她说，儿子任灵年小不便带，留在家里。在大家谈了李提木的生平和狱中的情况后，我问及任月琴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李提木被处决后，在当时的恐怖政局中，他的遗孤得不到任何合法保护，不断遭到暴力的任意侵犯。说到伤心处，任月琴母女泣不成声。于是，我对任月琴提议，当局正在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标榜自己，应该趁这个机会向有关方面提出为李提木平反。可是任月琴没有文化，子女弱小，没有人会写要求平反的材料。我提出由我以李提木侄子的名义写申诉状，由李提木的侄子去向有关方面递送。当局推却不过，只好私下里悄悄地平了反，但拒绝了苦主提出的登报公布的要求。由此可见，假如以前的事与当局无关，当局用不着躲躲闪闪，登报也不会丢了他们的面子。

   我们始终认为，开放党禁和报禁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一个不受监督、或者由自己来监督自己的政权是什么黑暗事都做得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要求民主、我们为民主而奋斗的根本原因。堂堂中国真的空无一人吗？历史的空白会永远保留吗？民选政府不适应也是10月怀胎所生的中国人吗？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不应该重视吗？“文化大革命”过7、8年还要再来一次吗？“8亿人口，不斗行吗？”

   于是，我们义无返顾；于是，我们为某些既得利益者所不容；于是，我们被深深地烙下了“矣谒”的烙印。20年过去了，迫于国际形势的发展，“月亮它悄悄地在改变”，傅粉施朱，为了生存，为了既得利益。对于那些明智的政治家，不会忘记满清政府顽固地拒绝政治改革而终于丧失了生存机会的教训。20世纪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会放弃吗？顽固反对人权准则的政府，能担负起国际重任吗？

   民主，我深深地爱你。中国真的不能适应民主制度吗？真的不能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吗？中华5千年的文明史，民主精神一脉相承，就是在政治最清明的帝尧时代，尚且有《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不同的时期，赋予民主不同的内容。人类智慧创造的科技已经把人类从自然经济的封建时代发展成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还要把人类蒙昧期的制度带入到21世纪吗？

   20年过去了，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徘徊期，我的许多朋友们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很多很多。每一念及，五内如焚。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无怨无悔的。毕竟我们在魔鬼的手掌间挖开了一丝光。我们堂堂正正地享受了一点作为现代人所应该享受的表达意见的权利、出版和交友的权利。我们的存在使独裁者的自我感觉不再那么好，使他们有所掩饰和顾忌，从而漏出更多的光来。对于一个渴望自由的人，比起我们的父兄，我们付出的代价并不大。从邓小平的“中国没有人权问题”到当局给的猪权──“人权就是吃饱饭”──已经是一个飞跃。在此我谨将此文纪念那段不能忘却的经历，并把一首普希金的诗献给当年的朋友们：

   　　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　　保持住你们高傲的耐心，　　你们的思想的崇高的意图　　和痛苦的劳役不会消泯。

   　　不幸的忠贞的姐妹──希望，　　在昏暗潮湿的矿坑下面，　　会唤醒你们的刚毅和欢颜，　　一定会到来的，那渴盼的时光：

   　　　　爱情和友谊一定会穿过　　　　阴暗的闸门找到你们，　　　　就像我的自由的声音　　　　来到你们服苦役的黑窝。

   　　　　沈重的枷锁一定会被打断，　　　　监牢会崩塌──在监狱入口，　　　　自由会欢快地和你们握手，　　　　弟兄们将交给你们刀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