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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奖、拘留与68天软禁/赵常青(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03日 来稿)
    2010年10月8日下午本文作者(右)与许志永庆祝刘晓波获诺奖时的合影:
    和平奖、拘留与68天软禁/赵常青
    
     提到“软禁”,我经历的并不多,记忆中就是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西安市警方将我弄到秦岭深山中的朱雀国家森林公园里住了四、五天,此外便是一系列的与“软禁”相对的“硬禁”的记忆了,如刑事拘留、逮捕、判刑、入狱乃至于多次的狱内禁闭了。但是这一次因为“和平奖”的原因,党国机器在对我处分了八天行政拘留后,竟然又一口气将我“软禁”了68天,这实在是没有想到的事情,下面我就将10月8日以来我与党国之间的交往简单的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看看我都经历了哪些让人感到可笑可叹的“囧事”。
    
庆祝晓波获奖与行政拘留

    
     10月8日是年度“和平奖”宣布得主的日子。此前关于刘晓波是否应该得奖的问题在网上有些争议,就我而言,当然是支持的,并曾经写过一篇《为刘晓波辩护》的文章来谈这个问题。9月20号,在哈维尔、图图等国际知名人士再度致电诺委会要求把本年度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时候,我还协助国内友人联络了部分在京人士向诺委会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因此我对10月8日这一天是关心的,我希望在这一天听到好的消息。
    
     很快10月8日这一天就来临了,当天上午,我与胡石根、刘京生两位老师陪同从贵州北上的廖双元、吴玉琴夫妇一块游历了30多年前的西单“民主墙”旧地,刘京生老师作为民主墙时期的直接参与者向我们讲述了“民主墙”的具体位置及相关问题,之后我们又游历了天安门等地。午饭后,我告诉几位师友说在旧鼓楼大街凤凰竹餐吧可能会有一次“饭醉”活动,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参加,他们问活动内容与具体时间,我说是网友们准备在那里聚餐等候有关刘晓波的消息——如果晓波得奖了,我们就庆祝一下;如果晓波没有得奖,就搞一次常规“饭醉”活动,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大家都表示有兴趣参加,于是3点左右我们便乘车前往旧鼓楼大街。
    
     我们到达凤凰竹餐吧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那里只来了一位网友,但是我们发现该餐吧紧闭大门,上面张贴了一张纸条,说是“因为停电停止营业一天”,而在餐吧附近却游荡着几位形迹可疑的便衣,他们时而不时地望着我们。根据经验,我们当然明白所谓“停止营业”是党国机器做的手脚了,我们觉得有些头痛。一会儿,王荔蕻大姐也来了,我们便商量该怎么办的问题,我当时说不让我们在室内搞活动,我们可以在露天地搞活动,并问这附近哪里有公园,一位网友说,这附近有地坛公园,我说:“那好,我们就去地坛公园吧”,王大姐等人也同意了并在推特上发了消息,于是我们便去了地坛公园东门外(胡石根老师因为片警数次电话催逼,不得已只好回去了),一些网友得知我们临时改在地坛公园东门外聚会,也陆续赶来,其中有王荔蕻、许志永、刘京生、王国齐、阿尔、张永攀、吴淦、徐小路、天天、赵枫生以及来自贵州的廖双元、吴玉琴夫妇等人,还有两位外媒记者。
    
     五点整,两位美联社记者通过自己收听的广播同时说出了“刘晓波”三个字,我们追问了一下,两位记者肯定的回答说“刘晓波获奖!”,而推特上也传来了网友发布的同样的消息,在场各位当然很激动,大家又是欢呼、又是拥抱,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在采访中说:“刘晓波获奖既是刘晓波的光荣,也是我们大家的光荣,既是挪威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我们希望执政党能够以刘晓波获奖为契机,团结朝野,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接着,我们都系上黄丝带,并当街打出“庆祝刘晓波获诺奖”的广告牌,大家同声高唱《国际歌》,我还带领大家一块呼喊了“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和平万岁!”、“释放晓波!”一类的口号,小路还举着小喇叭在前面引领大家唱歌。当时正是下班时间,我们的庆祝活动引来了一些路人的围观,其中有些人还向我们打听详细情况并发出了同样的欢呼。
    
     就在我们兴高采烈的搞庆祝活动的时候,大批警察赶来了,他们开始阻止我们的活动并因此与支持我们的观众发生冲突,其中有一位中年男性观众还和警察争吵起来,他大声抗议警察的拦阻活动,并表示对刘晓波的支持、对获奖的支持。王大姐、许志永等人本着高度理性的原则,同意中止庆祝活动,大家决定前往附近的一家饭店“饭醉”去。
    
     就在我们十多人去到饭店不到十分钟,大概有四、五十位警察蜂拥到我们聚餐的大厅,他们看到王荔蕻大姐正在电脑上忙碌就来指责王大姐,王大姐与之理论,张永攀也站起来与他们大声讲理,结果那位身穿便衣的“领头大哥”恼羞成怒,声嘶力竭的大喊一声“给我全部拿下!”,于是七八位警察就涌上前来,首先揪押着张永攀往外走去,其他警察则以两个夹一个的方式将我们带出饭店。街边早已停满了警车,我们被“请”到车上。在车上,我掏出手机向胡石根与范亚峰通报了我们被警察包围上车的情况。一会儿我和同车的许志永又被喝令下车上到另外一辆车上,不久这辆车就把我们拉到了东直门派出所,我和许志永被分开在不同的房子接受审讯。
    
     在审讯中,我坦率承认在凤凰竹餐吧被迫停止营业后,改在地坛公园东门外搞庆祝活动是我的主意,并带领大家喊了口号等,我说我愿意承担搞这次庆祝活动的责任,但是应该把大家释放了,他们把我们折腾了大半夜,到10月9日凌晨4点左右,他们安排了两个小年轻看管我们便各自回去睡觉了。
    
     我由于困倦便伏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大概早晨八、九点了,两位中年人来看管我们,却没有人来管我们的早餐,我们饿到中午一点的时候还没有人来管饭,我感到饥肠辘辘,便掏出钱给其中一位看守说,能否帮我们买点饭,那位看守倒挺好的,说可以,于是我便让他买来两份盒饭,其中一盒拿给斜对面房间的许志永。饭后,看管放松,我和志永有了一些简单的交流,我们从看守那里了解到东直门派出所就关了我们两个人。在闲谈中志永还问我身上有钱没有,我说不多,他便给了我500元钱以备急用。
    
     下午我没事,大概五点的时候,许志永也让看守买来两份盒饭,并将其中的一份盒饭送给我,许说自己不太饿,还将自己的盒饭给我拨了些。饭后不一会,许志永被叫到我对面的房间谈话,我听到志永大声与警察争吵,表示愿意承担本次活动的所有后果,希望不要连累别人。谈话结束出来后,我问志永处理结果,志永说警方给了他一个行政警告处分。一会儿,我也被叫去对面的房间谈话,结果说我非法集会、扰乱社会秩序,宣布给我行政拘留八天的处分。
    
     出房间后,我向志永通报了警方对我的处理决定,志永让我别急,说会去拘留所看我的,我说我已久经沙场,此乃小菜一碟,勿须挂怀。末了,志永说:“我只留下打车钱,这里还有300块钱,你也拿上,里边用得上。”我也没有客气,就又收下了这300元钱。之后不久,志永就被释放了。
    
     大概晚上九点半左右,我被请上警车,押送警察去到东城分局办了个什么手续,便开着车往位于昌平某地的拘留所驶去,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并换上囚服后,我被送到二楼的一间囚室,里面灯光昏暗,两排通铺已经睡了十多位因为醉酒驾车、发帖招嫖或聚众赌博的人员……这是我第二次在北京被关进笼子,上一次被关是在1989年,地点则是秦城监狱。
    
     我在拘留所呆了八天,这期间在放风时还看到因为同样原因被拘留的王荔蕻大姐及吴淦兄弟,他们二人精神状态都很好,其中吴淦兄弟于10月16号晚间被释放,后来听说他被福建警方接回,不知他现在情况如何,甚念!而王荔蕻大姐被释放后听说一直被有关方面软禁到现在,真是过分呀!
    
     在被拘留期间,听说许志永、陈天石、孟元昕及刘沙沙等人还去到拘留所为我送衣服(没送进去),我心里很感动——同志们,谢谢啦!
    
被飞回西安

    
     10月17号应该是释放我的日子,因此我那天晚上也睡得很香,但就在我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我被看守警察叫醒,我说干什么,看守说“收拾东西”,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才凌晨四点半,窗外的天空还黑乎乎的,我说:“这么早就走呀,外面连公交车都没有!”看守却催着我收拾东西,我有些嘀咕,也只能是穿好衣服跟着看守出了监舍。
    
     来到一楼大厅后,大厅聚了十多位警察,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看到了一张比较熟悉的面孔,那是来自老家山阳县的国保大队大队长,我顿时明白了,我要被接回老家。在办完了出所手续后,我穿上自己的衣服跟随他们四个(其中两个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上了车。车启动后在依稀微明的晨光里径直驶向首都国际机场,由于我没有身份证,北京市局的警察又与机场公安分局取得联系为我办理了一张临时身份证明,这样我才在两位老家警察的陪同下登上了从北京开往西安的飞机。
    
     坦率的说,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本来去年4月13号,张辉先生要我与他一块去福建马尾围观三网友开庭案,并为我订购了去福州的机票,结果由于身份证遗失而被从机场挡回),我没有想到自己人生行程中的第一次飞行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心中虽有万千感慨却是无从说起……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下飞机后,径直上了停留在机场分局门口的警车,到下午一点左右,终于回到老家山阳。警方安排我到一家宾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有关方面组织了有镇领导及村干部在内的一些人向我做了谈话,意思是北京现在很敏感,希望我留在老家生活并随时向他们报告我的情况,还说希望我转移人生的重心,将精力转移到家庭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来,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帮助老家发展经济……谈话结束后,我便回到老家呆了两天,之后我便去到西安拜会了一些老朋友。10月22日晚上我便乘上了由西安开往北京的232次列车。
    
再次被飞回西安

    
     我是10月23号上午十点到达北京西站的,十二点到达我所居住的天通苑,然后电话告知了北京的一些朋友,准备晚上凑到一块聊聊天,没想到,下午三点左右,我的房间便来了四位便衣,他们自称是北京市局的,接着向我宣读了三条“命令”:
    
     第一,不能离开自己的房间,吃饭问题他们帮助解决;
    
     第二,不能让别人到我这里来;
    
     第三,不能外出,若确实有事外出,他们将全程陪同。
    
    我问他们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他们说“等候通知!”然后他们便下楼了,我从窗户向下看了一下,只见楼门前停了一辆车,他们进了车子便不动了,我想自己也被他们“站岗了!”
    
     糟糕的是,一会儿房东来了,逼着我退房——我是8月12号住进该房子的,当时与房东签订了一年的合同,我预交了三个月的房租并一个月的押金,按照合同的约定,第二季度的房租应该提前一个月,也就是10月12日应该预交下一个季度的房租,当时房东还告诉我,以后缴纳房租如果经济一时紧张,晚交几天也是可以的。但是10月9号我就被拘留了,没办法如期缴纳房租,按理房东应该不会计较的,只要再将房租补上就行,但10月23号,房东非常生硬,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以我迟交房租10天为由,限令我24小时之内搬出房子,而且还不退还我的押金,我明知这背后有警方施压的原因,却也只能是干生气,这时警察来到房子,以“好人”的样子让房东退给我500元钱,让我另外找房子,但时间仍然限令在24小时之内。没办法,我只好认“倒霉”,答应第二天晚上八点前退出房子。
    
     这事情交涉完毕后,我便电话与几位教会里的弟兄联系,他们答应第二天帮我出去找房子。一会儿,一个年轻点的警察为我送来了一份盒饭,我由于生闷气吃了几口便剩下了。然后我准备下楼转转,但刚出门口,就被两位坐在楼梯台阶上的年轻警察挡住了,他们不让我下楼,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不想为难他们,就退到房间里,想到他们坐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值班,我又动了恻隐之心,便回到房子,将自己房间里的唯一一把椅子端出去让他们换着坐……
    
     第二天(10月24日)早晨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突然被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又是一队警察鱼贯而入,最让我吃惊的是进到房子来的人里竟然有两位来自陕西老家的警察,看到这一阵势,我想他们的速度和效率太惊人了,老家的警察对我说:“快收拾东西跟我们回!”我知道抗拒也没用,也就只好匆匆忙忙的收拾了几件衣物跟他们下了楼——天色跟10月17号早晨的情况一样——在依稀微明中,北京市局的两位便衣开车将我们再次送往首都机场,大概8点半左右,我们一行三人乘上了前往西安的航班,100分钟的飞行后,我们到达咸阳机场,接着乘警车直奔山阳。
    
68天的软禁

    
     10月24日下午2点左右到达商洛市山阳县,入住一家商务酒店后,便开始了68天的软禁生活。
    
     为了防止我再次“不辞而别”,有关方面成立了一个专门监护小组(组长由一位副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县政法委书记和一位副局长担任)来执行“上面”的意图。每天有两位工作人员与我同吃同住同生活……坦率的说,我与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是相互尊重的,时间长了,“混”熟了,他们也能带我出去转转。山阳县城背后靠的是苍龙山,山上苍松翠柏、幽木森森,很是漂亮,现在已经开辟为森林公园。我和工作人员去苍龙山散步的次数很多,大家登山时的兴致都很高并间或说笑。有几次他们下到乡镇去办公也把我带上,我也乘机对农村的一些具体情况作了一些感性的了解,虽然农村还是很贫困的,但执政党在农村执行的一些民生政策(如免除农业税、种地补贴、合作医疗等等)还是得到了村民的肯定。
    
     软禁期间,他们还为我送来一些书,主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一些洗脑教材如《六个“为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就其内容而言,无非是在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当然对多党制的批判、对分权制衡的批判也是书中喋喋不休的内容,这里就不细说了。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一些书看,如有关历史、诗词一类的书籍,有时候也和他们打打牌、下下象棋。
    
     酒店里的电视比较高档,数字化电视,能够搜索、点播,快进快退,由于禁止我上网,所以这一段时间我点看了很多经典电影如《甘地传》《黑郁金香》、《茜茜公主》,也看了一些电视节目如江苏台的《非诚勿扰》、上海台的“周立波秀”等等,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在浏览新闻,对于前不久发生的延坪岛危机我很关注,希望美国派来的三艘航母群不只是做做样子的,希望韩国能够借助国际力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的民主和统一;同时,对于浙江乐清发生的上访村长蹊跷死亡事件感到很揪心,希望浙江省政府能够尽早及时的查明真相,给关注这一事件的广大村民和网友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当然,我的内心也很焦躁,12月8号上午陕西省公安厅来了四五个人到我入住的房间,由于其中的负责人在2002年督办过我的案件,这一次的“相会”算是“故乡遇故交”了,我很严肃的向这位负责人及其同事从下述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抗议”:
    
    我说现在这样长时间的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软禁”条款的规定,同时早在1999年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就已经把“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国家最高大法,2004年,国家还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但现在将我以如此的方式“看管”起来,又怎样去建设法治国家,又怎样去“保护人权”呢?这不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非法侵犯又是什么?!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讲,我说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有关方面将我交给地方政府看管,挤占了地方政府的有限资源,使我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个“包袱”,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按照司法管辖权,所有案件都应该由事发地的司法部门来处理,我说若干年来我几乎没有在山阳县生活过,更没有在山阳和商洛做过任何对不起法律和良知的事情,干嘛要把我送回山阳凭空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
    从我个人的生活角度讲,我现在靠打工为生,国家和政府在我面前几乎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现在把我圈在这里,你们都有工资、衣食无忧,我现在无法打工挣钱又该怎样打发未来的生活?由此可见,你们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还是赶紧归还我的自由吧。
    这位负责人有些尴尬,只好说,我们以后再专门抽时间跟你谈这些道理,今天只是来看看你,希望你在这一段时间能够通过休息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希望你能够清醒回头将未来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你的家庭建设和经济建设上,之后他们便走了。
    
     我当时猜想,12月10号(既是国际人权日,又是和平奖颁奖日)快到了,省厅来人可能是为了提醒地方政府更好的看管我,不要让我在“人权日”弄出什么让他们难堪的事情来。
    
     12月10号一大早,四位工作人员带上我乘车前往“天竺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了。其实对于天竺山我并不陌生,我很早就知道天竺山是全商洛最高的山,我上初中时的母校就坐落在天竺山下,很遗憾,当年一直不曾上过天竺山。谁知几十年后的2008年,天竺山已经升格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现在在“世界人权日”这一天,我“有幸”被政府工作人员“陪同”游览天竺山,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托他们的福,我还在天竺山顶照了一些照片。
    
     大概在12月21号下午,“自由亚洲电台”对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采访,结果第二天,上面就下来人将我的手机没收了,说我接受采访给他们惹了麻烦,为了保险期间,他们要“替我将手机保管几天”……直到12月31日解除我的软禁状态后才将我的手机归还给我。
    
     12月31日下午,“上面”下来了两个人在酒店对我做了一个简单谈话,他们说,今天你可以自由了,希望你不要到北京去,同时也希望你确实意识到我们是为了你好,希望你今后转换思维方式,多搞经济建设,早日成个家,早日过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谈话完毕,他们说,你将东西收拾一下就可以走了。刚好我们县的警方要到西安办事,他们就顺路又把我送到了西安……
    
未完的话

    
     68天的软禁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最近两天了解到自从10月8日后,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面积的“软禁”活动,张祖桦、刘霞、胡石根、范亚峰、王荔蕻以及刚出狱不久的秦永敏等知名民主人士都遭到了长时间的软禁,滕彪等人甚至还遭遇到严重的暴力威胁,我认为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行为,是对广大公民基本人权的蔑视和侵犯!前不久,温家宝先生做客中国广播网时再次谈到人民“尊严”问题,我希望执政党和政府能够早日意识到我国人权问题的严重性,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权和人民尊严,以实际行动建设民主法治国家,以实际行动建设文明和谐社会!
    
    2011-1-2于西安
    
    附录二:本文作者在天竺山大顶的留影
    和平奖、拘留与68天软禁/赵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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