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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鸣:不让贫农打光棍的女知青廖晓东(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2月14日 转载)
    
    来源:网络 作者:常鸣
    
    
    廖晓东生前照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是,这一年出生的婴儿都幸运地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廖晓东却在这一年失去了双亲。她的父母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按说,建国在即,烟火和枪声已经渐渐平息,但不肯放下武器的父亲仍然投身于向南进军的战斗中。终于,父亲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不幸没有吓倒母亲,这位与丈夫一同经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临行前把刚刚两岁的廖晓东交给了战友,并留下了这样的嘱托:“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你一定要把她教育成对革命有用的人。万一我在战场上牺牲,就请你帮我带好孩子。我和孩子他爸都是跟毛主席走过长征的人,我希望她长大后永远跟着领袖毛泽东,孩子的名字,就叫小东吧。”
    
    共和国的礼炮还没结束,小东的母亲也永远留在了南下进军的路上。刚出生还未知世事的小东,从此成了烈士的遗孤。没有见过面的父亲,没有留下印象的母亲。父母也没有留下任何财物。养父母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革命前辈,深知战友之托的沉重。他们没有溺爱孩子,带给她的是严格的教育,使她最早戴上了红领巾,年年的三好学生,这给养父母带来了很大的欣慰。但,历史改变了她的命运。
    
    1968年,“文革”高潮中,北京传来一个伟大的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号召像一阵飚风,吹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有着满腔热情的中学生们都沉浸在这一伟大的号召之中。
    
    时已高中毕业的廖晓东情绪非常激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呢?她只是从电影上看到过一点农村的面貌,见过身穿棉袄、头扎毛巾的贫下中农。接受他们的教育,肯定是件光荣的事。 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兴奋地向父母讲述起这几天同学们纷纷报名上山下乡的消息,中学生已经停课了,大批大批的学生正被军用汽车送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听了这些消息,父母沉默不语。父亲含蓄地告诉她:“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坚决响应。只是,我想你不要去了,你的情况特殊,能不能让你的弟弟妹妹代替你呢?” 廖晓东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思想上却背上了一点包袱,父亲在廖晓东的眼中一直是神圣的,这不仅因为他是市政协主席,而且他还是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老红军。父亲的劝解没能阻止住廖晓东的选择,她的一位好友徐丽又来劝她:“你的行动虽然伟大,但不现实。全国那么多的知识青年,全部拥到农村去,农村承受得了吗?”“你怎么能这样理解这场伟大的运动呢?”对徐丽的话,廖晓东感到好笑,“跟我一起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吧。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长在红旗下,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会大有作为的。”徐丽劝说无效,黯然离开。几天后,她送给廖晓东一份下乡申请。廖晓东激动地一下子抱住了她:“我知道我们会走到一起来的。”很快,她们被决定第一批安排上山下乡。
    
    卡车把她们送到诸城县的桃林公社。她们被召集在公社的会议室,革委会主任非常热情地接见了她们。欢迎会结束后,她们被安置在桃林村。桃林远离县城60里,70%面积是山岭。第二天早上,廖晓东无意中问刚刚认识的贫农代表:“这里是最艰苦的地方吗?”贫农代表很老实:“不是,这是公社驻地,当然好多了。”廖晓东一听此言,沉不住气了。我们是到最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怎么能在公社驻地住呢?她立即找到公社领导:“请把我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公社主任很为难。按说桃林村已经够贫穷的了,人均一年吃不到10斤面,没见过什么叫电灯,一年也难得来一回电影队,唯一能体现公社驻地的标志,是村里挂了一个高音喇叭。这与城里相比,已经是天地之分了。他心里非常担心这些大城市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能否适应这种环境,会不会刚来就申请离开,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嫌这里不够艰苦。主任自己不敢作主,答应明天给她答复。第二天,廖晓东盼了一宿的答复被告知同意,决定让她到山洼村去落户。革委会主任特别告知,这是个最艰苦的地方,村里祖祖辈辈都住在山腰上,从来没有人进过城。廖晓东一听,非常高兴,立即收拾东西坐上了送她们去的拖拉机。拖拉机经过十几里山路,在一座大山面前住下,司机告诉她:“村子离这还有五、六里,拖拉机已经开不过去了,余下的山路,只能用双腿走了。”廖晓东把同伴们一一扶下车,告别了拖拉机,然后笑着对同伴说:“走,我们也尝尝爬山的味道。”
    
    他们折腾了一个小时的山路,终于找到了他们要去的村子。村支书早在公社开会的时候就得到了通知,这会儿正领着村里的贫下中农站在村口迎候。当听支书说这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这里安家落户时,人群响起了一些掌声。看到这些朴实的面孔,听到这些热情的掌声,廖晓东心中一阵温暖。她们被安置在村里空闲的二间草房子里。
    
    大雪封地,不能出工,公社号召在农村开展忆苦思甜运动。忆苦大会先由村支书作回忆,然后由“苦大仇深”的贫农丁法诉苦。廖晓东从一位坐在身边的农民哪里打听到:他父母已死,家里只有兄弟俩人,而且因为贫困兄弟俩30多岁了还都是光棍汉。廖晓东脑子“轰”地一声:“象这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怎么会因为穷而没有人要呢?” 廖晓东忍不住了,转身问徐丽:“徐丽,你听见了吗?这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怎么会因为穷而没有媳妇?”“怎么?你想嫁给他?”“为什么不能呢?”徐丽还要说什么,廖晓东已经猛地站了起来。 “贫下中农同志们,社会主义是个光明、伟大的社会,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可刚才,我听说这位最穷的贫下中农30多了还没媳妇,这是个当主人的样子吗?这样典型的贫下中农代表怎么没人嫁呢?我现在郑重宣布,我要嫁给这位贫下中农代表。” 会场哗然。
    
    悲剧的帷幕就这样拉开。
    
    晚上,廖晓东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怎么,要走了?”徐丽问。“不,我想明天就搬到丁家。”“什么?你真的疯了?”徐丽大叫一声。“你别生气,我知道,你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但我却坚定的相信自己没有错。徐丽,农村跟城市没有什么差别,在哪里都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青春。农村虽然艰苦,但却是锻炼我们的好地方,你要理解我。”“我不理解,我越来越不理解你,不,我几乎不能理解这个社会了。你这是舍身取义吗?这不是战场。战场上的董存瑞炸碉堡是真的,但有一个前提,那是当时桥下只有他自己,无奈之下的壮烈牺牲。黄继光呢?因为他担负着爆破任务,碉堡炸不了就完不成任务,他没了爆破器材,只能以身体去堵敌人的枪眼。你不同,不是非你廖晓东同志嫁给他不可。你此举有什么意义?救世主?”“你说的真象个右派。”廖晓东正色道:“是呀,我承认你说的英雄是战争所迫。那么雷锋呢?他为什么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他们班、他们连甚至他们部队,为什么他能做到而别人做不到呢? 还有王杰,他本来自己可以脱险,但他却把生的机会留给民兵,自己扑向炸药包。”“这都大同小异,就象在澡塘里禁止用水,在厕所里禁止大小便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引起别人讽刺。退一万步说,自己的终身大事也该向自己的父母有个交代,怎么能自己心血来潮说搬去连婚礼都不进行就搬去呢?”“徐丽。”廖晓东委屈的流泪了:“你怎么把我对贫下中农的感情理解成心血来潮,我真伤心。你我这么多年,对我竟是这种看法?”徐丽也忍不住趴在廖晓东的肩上哭了起来:“晓东,我反对,真的反对你今天的选择······要真是那样,我受不了,我心理上会失去平衡的。” “别说了,徐丽,你相信,我会生活得很幸福。”
    
    工作组的两名同志把山洼村发生的近似戏剧性的变化马上向公社做了汇报。于是,公社书记带着一干人马来到了山洼村开了现场会,并现场发给结婚证。 她结婚的日子定在了五·一,这是她下乡的纪念日。县广播站播出了这一喜讯,在全县知青中引起了反响。于是全县人民包括全县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知青们,都知道山洼村有个好榜样廖晓东,因为县广播站播出了评论:知识青年的光辉榜样。
    
    五·一这天,她戴上了大红花,被人送到了丁法家。丁法家只有两间草屋,炕上只有一床破被。她一进门,就见丁法的弟弟抱着那床破被要往外走。廖晓东问:“你去哪儿?”“只有一盘炕······我到别人家去睡。”他满脸通红。“这怎么行?” 丁法很干脆:“叫他去就中。”“这样,你把我的被子拿去吧。”廖晓东把自己的被子递给了他。“这哪中?”他弟弟吓了一跳:“你结婚用你的被子吧,这床太破。”“拿去吧。”廖晓东硬塞给了他,夺下那床破被。顿时,一股酸味顶得她喉咙难受,直想吐。 “千万别这样。”她心里说。贫下中农能盖,我也能盖,我不能怕这酸味儿。丁法把发呆的弟弟赶出门去,回头对廖晓东说:“你既然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有什么事不能自己做主,应该向我先说一声。”丁法对廖晓东把被子给他弟弟很不满意,但由于被子是廖晓东自己的,他不好反对,只是责备她。
    
    那床破被在廖晓东怀中似乎很重,廖晓东每走一步都能闻到那股冲人的酸气,她差点憋出眼泪来。天黑了,廖晓东要点灯,丁法告诉她,她家从来不点灯:“睡觉点什么灯?”说完脱衣上炕,于是一股臭气又顶得廖晓东恶心,原来是丁法的脚臭。“你洗洗······。”“洗什么?”“洗脚呀。”“洗什么脚?”丁法很不耐烦。廖晓东不敢再说什么。她想出来找个脸盆,但没有。“咱们家的脸盆呢?”“用那玩意干啥? 没有。”“明天我把我的从知青点拿来。”说着她脱下外衣。“你怎么这样睡呀?”破被下面,丁法光着身子,廖晓东吓了一跳。“庄户人家哪有穿衣服睡的,就你们城里人事多。”丁法发火了。廖晓东不习惯了。棉被的酸味,炕上的脚臭,还要光着身子睡觉,农村的习惯和城里真是差别太大了。一时间,她的心里有一些酸楚。这种差别是她自己没有想到的。“适应吧,和贫下中农结合,就要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她这样想着,强忍着度过了她的新婚之夜。
    
    结婚后的第三天晚上,廖晓东来到徐丽住处默默地把自己带去的一些擦脸用的雪花膏和自己没有用完的香皂交给徐丽。徐丽很奇怪,抬头一看她眼有泪花,轻轻的问道:“怎么? 受委屈了?”“不不。”廖晓东连忙解释:“是我自己不好,资产阶级的习气没有彻底改掉,贫下中农不喜欢用这个,他们洗脸都用凉水,而且,脸上从不抹雪花膏,也不用香皂,这都是因为我们对贫下中农不了解造成的。”“啪。”徐丽把香皂猛地扔在地上,“这算是什么道理?”“别,徐丽,我不好。”廖晓东头也没回跑了。徐丽愣在那里久久没有挪步。
    
    丁法家的生活很贫苦,每顿只能喝上半碗地瓜干汤,就是这半碗瓜干汤,廖晓东也舍不得吃,有时分给兄弟,有时分给丈夫丁法。不到一周,廖晓东明显消瘦,面色发黄,徐丽关切地问:“是不是生活太苦了?”廖晓东回答:“是自己没有好好适应。”“适应?”徐丽不满地说:“都适应成这个样子。”廖晓东真诚地说:“这说明我与贫下中农更近了。”
    
    不久,廖晓东怀孕了,但她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干活。下工后还要挺着个大肚子为丁家做饭。丁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廖晓东不得不在煮地瓜干时掺上一些榆树皮,饭熟后,她把地瓜干捞起来给丈夫丁法,自己捧着碗去喝树皮。她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但现在连吃饭也成了一大难题。她从未吃过树皮。第一次见人吃树皮是在刘旺家里。而现在她的手里就端着这东西,她咽不下去,咬咬不烂,只得悄悄吐出来,既怕丈夫看见,又不舍得扔掉。生活如此清贫,她仍然在照顾着刘旺家的二妞和其他的孩子念书。刘旺看到廖晓东很累,不再让二妞去丁法家。第二天,廖晓东到刘旺家:“孩子喜欢念书,让她继续到我家来念吧。”
    
    丁法不满意廖晓东的做法。在他眼里,结了婚成了家,就应该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不能外出。但廖晓东是个闲不住的人,不是帮助孩子们念书,就是到村里或烈军属家干活。终于有一天晚上,廖晓东送走二妞后,丁法抡起巴掌打了她三个耳光。丁法没有文化,不会讲道理,只会用武力。“别人的事用不着你去操心。你白天干活,晚上教书,家里的活不干,哪象个妇道人家。”“妇道人家应该什么样?”廖晓东不解。“你自己应该明白。”丁法非常不满。“我不明白。”廖晓东声音大了些。“怎么?不服气?”丁法又跳起来,朝着她又是两耳光。“你是不是不服?”“没有。”廖晓东连忙否认。“你说,是不是不服?”“真的没有。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耳光。”丁法“哼”了一声:“告诉你,你既然是来当贫下中农的学生,就得尝尝贫下中农受的苦。”廖晓东心里一震,她想起了那咽不下去但又赖以生存的树皮,心里浮起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她轻轻叹了口气:“我知道,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地主的鞭子,我长在新社会,没有尝到这种苦,我愿意尝尝。”“什么?你把我当成了地主。”丁法气的朝她猛踢了一脚。
    
    第二天,廖晓东没有出工,她肚子疼的厉害。徐丽出工时没有见到廖晓东.只看到丁法,但没有理他。 她对丁法没有好印象。丁法性格暴躁,动不动就打人。山洼村是个佃户村,所以村里没有四类分子扫大街,搞卫生这些活全是一些觉悟高的社员主动承包的。丁法家兄弟多人,但没有一人出来扫过街。更不能让徐丽容忍的是他竟然敢打她的好朋友廖晓东,根本不珍惜把一片真诚之心全都献给山洼村的妻子。她只是凭一时的冲动做出了这种到现在还不知道后悔的选择,可她就要为这种世人所不理解的选择去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徐丽不解。她来到丁法家,廖晓东躺在炕上,见到徐丽,止不住流下了泪水。“徐丽,是不是我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不够深?”她很委屈。徐丽不答。“做一个贫下中农合格的妻子,也不容易呀。”廖晓东叹了口气。徐丽问:“为什么?”廖晓东愣了愣,望了望徐丽。“为什么打你?”徐丽又大声问了一声。“别,别让别人听见。”廖晓东欲止住徐丽。“听见就听见吧。贫下中农的作风怎么是个军阀地主,这是什么道理?”“别吵,徐丽。是我们的世界观没有很好地改造,贫下中农对我们还不理解。”
    
    徐丽气不过,转身离开,她要去找村支书。村支书闻之也很惊奇,对徐丽说:“这个丁法,怎么能这样?我要狠狠批他。”“狠狠地批他?”徐丽一声冷笑。“那,你说咋办?”村支书问。“离婚,让他们离婚。”徐丽狠狠地说。“你说什么?”村支书吓了一跳,“他们的婚事,在上边是挂号的,谁不佩服、称赞呢?”“就是在全世界挂号,是悲剧就应该止住。”“悲剧?你说什么呀?徐丽同志,你这不是破坏······反动吗?”“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悲剧,人连真话都不敢说。不管是对是错,盲目拥护,许多善良的人就是这样做了牺牲品。”“你是知青,你的话离咱们贫下中农可是越来越远了。”“也许。在你们眼里,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城市女青年成了贫下中农的妻子是理所当然,就可以拿出夫道尊严的礼教来压迫她······”“别说了,徐丽同志,我不敢往下听了。”徐丽两眼冒火了:“你们忆苦思甜讲家史,你们听过她的家史吗?她的亲生父母都是跟随毛主席万里长征的老红军,是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她的养父母也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前辈。她是烈士遗孤,是独苗。老书记,你扪心自问,你们对得起她吗?”
    
    村支书第一次震惊了。他不再理会徐丽,而抬脚向山外走去,他要去公社,问自己报了快一年的办小学的申请为什么还没有批下来。傍晚,村支书返回了山洼村,当晚又召开了社员会。会上,村支书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公社批准山洼村成立小学校,山洼村的孩子们从此可以进学校念书了。村支书还宣布,公社里批准廖晓东和徐丽同志担任教课老师。
    
    廖晓东没有去开会。丁法散会后回来盯了她好久,问:“你的父母是红军?”在会上,村支书把廖晓东的这一光辉家史向山洼村的社员们讲了,山洼村的社员们又是一阵自豪。“是,他们都牺牲了。”好久,丁法又说了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能吃老本,要再立新功。”廖晓东用力地点了点头。
    
    原来的知青点由于龙妹未归,廖晓东出嫁,只剩下徐丽一人。大队决定,将知青点改为小学。山洼村小,不足40户,孩子不少,二十多个。没有板凳,孩子们自带板凳,没有黑板,用粉笔写在墙上。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廖晓东和徐丽为开学的事忙得很高兴。只是,廖晓东越来越行动不便了。徐丽逗她:“你还是注意点身体,千万别累坏了,影响了小贫下中农的成长。”公社很支持山洼小学,送来了50个笔记本,50支铅笔,三盒粉笔。山洼村的孩子们上的第一节课学会了五个字:“毛主席万岁。”
    
    (节选自纪实文学《廖晓东》)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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