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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百川:皇民化、二二八与台独
(博讯2004年5月29日)
    

     1947年2月28日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独告别中国的分水岭,台独是由二二八而生,二二八事件所以会使台湾人产生背弃中国的台独思想,照台独的说法,是因为在这个事件中,原来在台湾光复时欢喜庆祝、热烈真诚欢迎回归祖国的台湾人民,因不满祖国的腐败恶劣统治,起而抗争,结果中国派军对台湾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数万台湾人惨遭屠戮。所以致使台湾人为此感到哀伤惨痛悲愤莫名,因而失去中国心、丧尽中国情,所以决心斩断与中国的血缘关系,要脱离中国、远离中国而主张台独。 (博讯 boxun.com)

     台独之所以能够如此宣称,是因为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之後,绝口不提二二八,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成了不可公开谈论的言论禁忌,好像台湾根本没发生过二二八事件这回事。蒋介石何以忌谈二二八,没有人知道,只能揣测他或许是自知罪孽深重,所以不敢提,或许他是为了全台湾反共一条心,不想提这件大陆人与台湾人相互残杀的事,以免影响团结有害他的反共大业。但是他一定没有想到,这件发生的原因复杂多端的事件,由於忌谈的结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就被台独夸张渲染,利用为政治的煽动宣传,台独不但从表面片面的现象述说二二八,并且大幅度夸张台湾人受残害的人数,从原来传言的一万人,夸大到两万、三万,甚至还有人说是八万、十万,务使台湾人对中国生出仇恨之心。 在台独的宣扬下,二二八就成为令台湾人痛澈心髓的事件,诸如台独纷纷所发表的哀痛感受:「美丽的台湾岛上,满怀回归祖国热梦的善良岛民,遭遇到来自海峡彼岸国民党政权与无情军队的蹂躏」「想当年要不是台湾人太天真,那麽脑筋想都不想,一厢情愿地被祖国统一,怎麽会发生二二八」「昧於光复与祖国的实质,去迎怀送抱,终导致无端的屈辱和创伤」「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让台湾民众从拥抱祖国的热情,顿时跌入胸口插刀的惊惶骇异深渊中」「身为台湾史的研究者,面对二二八历史事件,我常有一股无可言谕的割裂感,刺痛心灵深处,而不知如何诉说心中的感受」等等,等等。

     台独很明白二二八使台湾人转变国家民族认同上的冲击力,除了大肆宣扬中国在二二八的残暴,并且建立二二八纪念馆,到处耸立二二八纪念碑,定二二八为纪念假日,美其名曰和平宽恕记取教训,骨子里却是要台湾人不断地重温二二八受中国残害的悲情,使二二八的创伤继续淌血,以使台湾人民牢记二二八的仇恨,从中国意识中觉醒出来,走上台独之路,并且要世世代代记住二二八,再也不愿作中国人。

     事实上二二八死难的人数,即使报导事件发生的当时报纸,包括攻击国民党的大陆左派报纸,也只不过含糊笼统地说是一千至数千而已,而亲身经历二二八,对中国人恨之入骨,着书撰文丑诋中国的林木顺和王育德,也只不过说是「据私人统计」「据传闻」不下一万人而已。李登辉执政以後开始平反二二八,并且补偿二二八受害人的家属,但是结果仅有八百多个家属出来申请,因此真正的死难人数至多不会超过一千人,然而台独有意漠视这项事实,「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杀人竞赛」「惨绝人寰」「holocaust」,到现在仍然是台独对二二八惯用的形容词,意图继续混淆视听和愚民洗脑。 的确在1945年台湾光复时,台湾人欢喜庆祝,热烈兴奋地欢迎回归祖国,那种令人心神撼动,真诚狂热的场面,不仅欢迎的台湾人激动泪流,就是接收人员的心血也为之沸腾,热泪盈眶难以自禁。这批最早来台的接收人员提及台湾光复,总是再三向人重申当年台湾人如痴如狂的爱国表现,总是挺出一幅见证人的态度,为当时台湾人真诚爱国的热忱现身说法。台独就是根据台湾人热情欢迎光复的爱国精神,宣扬中国政府是多麽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大陆军民是多麽胡作非为、欺压台湾人,才会在短短 的一年半,发生了反中国的二二八。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深入观察史实,台湾经过日本五十年统治,台湾人在民族认同上,实在是呈现着复杂矛盾的多面性。从最初许多台湾人不愿归顺日本,以鲜血和头颅写下的抗日史诗,到民族认同上傍徨无主,胡太明心态的「亚细亚孤儿」,再到宣扬皇民炼成的小说「道」,正说明了经历日本五十年统治之後,台湾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认同上,有着三种回然不同的层次。

     台湾的光复,正是台湾老年人欢庆回归故国,和中年人心灵傍徨的大解放,这两代人心中的欢喜庆悦可以想见,光复时到处所见的感人场面,就是他们由衷的内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尽然了,有的竟然为日本的战败而饮泣,甚至还有自杀已示效忠的。不过就常情而论,这些青年人的心态也是自然的现象,台湾的光复使得这些青年在国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间倒转过来,他们如何能够立时接受和适应过来?

     在光复之时的台湾青年,是在日本统治完全稳固之後成长的一代,并未亲身体验日本统治初期残酷的一面,心灵和意识都是单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输和洗脑下长大,日本的强盛进步和中国的衰乱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实,自然也就形成这些青少年崇日轻华的价值观。二战前期日本在各地战场节节胜利,国威如日中天,如何不使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灵感到仰慕和响往?加上此时日本积极推行的同化政策,也就是「皇民化」,如何不会使这些青少年陶醉在大日本帝国雄霸天下的美梦中,而热衷「皇民炼成」?他们竞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现,记载在当时的文册书报上彰彰明甚。可以说这些青少年在光复回归中国之前,在心灵上自觉或不自觉早已经历过一番「脱华入日 」的历炼,浴火重生为「优秀的」日本人了。

     二次大战日本败於美国并非败於中国,仍无损其东亚之雄的形象,因此日本的地位,在受到皇民化影响的台湾青少年心中丝毫未减,当他们必须回归比日本远远差劲落後,而且陌生疏离的中国时,这些皇民青少年的心情必然是矛盾的,即使他们接受甚至也欢庆光复,但是光复後的现实与他们回归祖国理想和憧憬冲突之後,他们的爱国心就如五分钟热度般地消失了。当然不能说光复时的台湾青年都是日本教育的盲从者,但从总体而言,可说情形大致是如此了。

     谁能够完全抛弃成长时期所受到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总是会在心理上产生作用的。光复时的台湾青年,许多才和日本人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刚从战场上回来,很多还是在中国作战视中国人为敌人;许多青年学生不久前还在学校的升降旗典礼上,日日对着太阳旗充满敬仰之情地唱着日本国歌,皇民化在他们心中的影响力,是不可能即时退烧退热的。光复时许多青年在欢迎的码头上,只看到从船上登岸,军容破烂不整的国军,就生出鄙夷之情,爱国心就打了退堂鼓,以後对着语言不通的大陆人,更觉得他们比日本人还像异国人。

     吴浊流说「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复那天就吹走了」,这只合对吴浊流这中年一代以上的台湾人而言,光复初期皇民化其实是在台湾青少年人心中,颇为广泛地隐性蛰伏着,他们对日本的感情还远多於对中国的感情。光复後单从海外归来的台籍日军就约有三十万人之多,这些人回台之後许多无业,生活无着满腹牢骚不满现实。并且光复後陈仪主政下肆言无忌的言论自由,在当时报上非议政府,贬抑中国颂扬日本的文词笔墨,尤其在日文报上更是屡见不鲜,更使这些青少年旧日思想的馀温在心中持续下去。

     国民党政府接收之後的不良政治风气,固然是导致二二八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事变发生後政府无力维持秩序,更使得群众心无忌惮,跟风效尤者也随之俞众。另外共党煽动的因素,论者每以共党人数极微,影响力无足轻重,其实共党产生的作用是应以他们散播谣言的效果来衡量,不能以人数的多寡来评估的。谣言本身就有风助火势的作用,再加上共党是有训练有组织,能配合形势针对国民党的要害,他们所起的煽激鼓动作用,就远非一般流言可比。

     并且事变发生後不久,皇民青年立刻占领台北电台,号召全省民众响应攻击政府和大陆人的行动,这对原本就是为日本的战败而难过,甚至是心不甘情不愿回归中国的皇民青年,加上他们光复後对中国政府和大陆人的不满和反感,电台的广播无疑就像他们期待已久的攻击总动员令,焉得不使这些青年闻风响应共同起义?这也就是为什麽二二八会一下子星火燎原席卷全境,成为全岛四方一致响应的「革命」风暴了。

     事变时皇民青年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唯恐後人地起而效尤,有的还穿起过去的旧军服或学生服,自动集结起来攻击政府机构和外省人,他们在全省一致行动的结果,整个情况宛如全民暴动。「昔日的官兵们!今日可以拔出指挥刀了!特攻队的勇士们挺进!奇袭的时候来到了!」「集中我们的武器!争取时间,夺取他们的武器!全体同胞,一致武装起来!」诸如此类的宣传,就在各处分发张贴。各地电台整天激烈嚣叫杀气腾腾,煽激鼓动不休,更使得这些青年的情绪亢奋沸腾起来。对他们来说「替天征讨不义之徒,膺惩暴支」的时候又到了,他们高唱日本军歌,舞着武士刀,大骂大陆人为「巴格野鲁」的「支那人」「清国奴」,并且以日语检验行人,凡是不谙日语者,立即以刀棍毒打追杀。

     二二八依照台独的说法是「低文化统治高文化所遭到的对抗」「台湾反抗殖民统治的自治运动传统」,二二八固然是政府的劣政引发民愤,皇民化并非发生二二八的根本因素,然而事态会发展到仇华反华的地步,却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从二二八之前并未见有类似日本时代的抗议请愿运动,显然事前毫无官逼民反的徵兆,事变发生之後又泛有工农商等一般民众的参与,可见即使到了官逼民反的程度,其严重性也不致於达到仇华反华的地步。再从响应的人几乎都是受日本影响最深的青年军人和学生,而且一开始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大陆人如寇仇,滥打滥杀甚至还遍及无辜的妇孺的情况来看,这如何能够排除这些青年自幼以来习之有素 ,奉行不渝的皇民思想。

     日本皇民化对台湾青年的成功,是由於台湾人存在着自身以外的两种民族认同,不像韩国人在民族认同的抉择上,只是自身与日本之间的选择,韩国人认同日本,就是等於抛弃自身的民族尊严和骄傲,自甘低贱地向日本曲膝臣服。而台湾人却有衰乱贫困的祖国作为唾弃的对象,自身像是处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作出选择,认同日本即是等於去旧迎新、登高远卑,民族尊严和骄傲由是於焉而得。这从日本投降之时,台籍日军感到忧伤难过,韩籍日军则欣喜庆幸的不同心理反应,就可以看的出来。 然而一般台湾人极不愿意照着镜子骂自己,承认台湾人有过这一段认贼作父反噬同类的皇民化丑史,大都是以日本统治带给了台湾「现代化的洗礼」「重秩序守法律的精神」之类的说法,予以掩饰美化。其实从时代的影响来看,台湾青年的皇民化完全是环境所塑造出来的,是自然而必然的现象,谈不上有什麽罪过可言。通观世界殖民史,只要统治上了轨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怀柔,就会起着同化作用的效果,更何况是日本政府积极推动的皇民化。台湾人岂是个个天生圣贤,独能免俗?况且台湾只是皇民青年那一代接受皇民化,笼统地把台湾人全指为皇民化,那只是以偏概全地侮辱台湾人。

     再以汉人被满清征服为例,当初有人宁愿被杀头都不留辫子的,但是在满清统治二百四十年之後,不但有汉人为剪辫子而痛哭一场,并且还有汉人成立保皇党效忠清室。大陆的任何一省人若也经历了台湾的命运,同样地也会造成皇民化的,并非台湾人有何异於他人之处。但是要就事论事,就不能排除任何相关的事实,承认日本皇民化在台湾青年身上留有後遗症,并不表示二二八是台湾人孽由自作、咎由自取,或是国民政府的腐败残暴可以勾销和容忍,而是使我们更能够客观全面地认识真正事实,避免走向是非黑白两极化的偏差态度。 但是台独完全否认皇民化对二二八的影响,他们利用先人抗日的碧血,中上代人欢迎光复的热泪,涂抹洗刷掉皇民青年身上皇民化的痕迹与色彩,鱼目混珠地把皇民青年与抗日先人和中上代人等同起来,以台湾人忠爱祖国、清白无辜的受害形象,把二二八描绘成一幅狼与羔羊的图像,以夸大渲染中国的无情残暴,极力煽动台湾人民对中国的仇恨情绪。 就像日本用皇民化作为刀子,割断了台湾皇民新生代,也就是自小完全受日本教育启蒙长大的那一代青年的中国情结,皇民化遗毒使二二八恶化扩大,造成了中国镇压二二八的仇恨,现在台独又利用二二八,并且是加以夸张渲染,以使仇恨加深的二二八作为刀子,以割断现今台湾人的中国情结。

     台独除了否认掉二二八的皇民化因素,并且删除掉台湾先民抗清抗日的唐山祖国意识,对台湾历史上不断继起的反抗运动和二二八,弃其实质取其表象,篡改整个台湾历史,炮制出所谓「追求独立自主的台湾主体性」的台独史观。除了以媒体把这一套台独史观向群众大肆灌输外,并且堂而皇之地将之作为教科书,以改变整个台湾人的国民意识,慢慢地使台独意识成了台湾的多数意识,到时水到渠成,在民主表决下达到台独建国的目的。----------------------------------------------------------------------------------注: 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当局制定了强迫台湾人「皇民化」的方针,要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其目的在消灭台湾人的汉人意识。用今天台独的话说,就是要台湾人「去中国化」,日本皇民化是要消灭台湾的中国语言、文化、文字、宗教信仰,代之以日本语言、文字、姓名、神道信仰等等。 据过去日本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纪录,在日本统治台湾最初八年间,共杀戮了三万数千的土匪,这些所谓的「土匪」,主要都是抗日反日的台湾人。这是一般台湾人鲜少知道的事,但也从来不是有所谓「反抗殖民的抗暴精神」的台独,所愿深究和在乎的事。至少台湾过去惨烈的抗日事绩并非湮没无闻,台独连建一座抗日纪念碑,纪念抗日先人的心意都没有,倒是对死难至多千人的二二八,大肆夸张为数万人,极力向台湾人宣称「中国在二二八杀的人,比日本五十年统治杀的人还多」,在全台各地主要公园建了至少十八座二二八纪念碑。

     「亚细亚孤儿」为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作家吴浊流所着之小说,主角胡太明一生处於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国家认同的矛盾中,一直受着心灵的煎熬和挣札。吴浊流是皇民新生代的上一代人。

     「道」是在一九四三年,有台湾人陈火泉改名高山凡石,所写的一本提倡皇民炼成的小说,为皇民丛书第一本。「道」的主角为追求皇国日本的臣道,不倦不桡的持续修炼,努力克服任何障碍,以求变成真正的日本人。他说「本岛人在肉体上不能继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国语(日本语)为精神的血液,以国语为教育训练,将心理培养磨练成日本人是可能的。」

     二次大战後,有近百名湾人日本兵被国际法庭判处死刑,至今被奉祭在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

     「巴格野鲁」为日语混蛋之意,「支那人」「清国奴」为日本人贱称中国人之词,根据我看到的一部叙述二次大战的纪录片,一个日本兵说,「清国奴」意谓禽兽不如,并非我们望文生义,满清奴才之意。台湾人在日本治下,日本人稍不顺意,即以「清国奴」辱骂台湾人。

     所谓「重秩序守法律的精神」,完全是日本严刑酷法所震慑出来的,日本警察对台湾人动辄当街打耳光、踢屁股,抓到小偷一类不良份子,就予以毒打灌煤油,甚至砍手掌的狠辣手段,焉得不使台湾成为循规蹈矩的清平社会?然而台湾人至今对此仍然感念感怀,十分颂赞当年日本的「德政」。

     二二八时如果中国处於国家太平、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处理二二八的方式或许会比较温和稳健一些,但当时国民党正处於国共内战的局势下,蒋介石已经把台湾的军队抽调到大陆去作战,这时台湾军力空虚,又传来有共党介入的全岛叛乱,因此紧迫而急率地处理二二八,可说就难免而发生了。国民党的滥捕滥杀冤及无辜固然是罪恶的作为,但也不能认为这是出自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认为是中国人不把台湾人当作自家人看,用以造主张台独的理由。

     徐百川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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